倖存者的責任:杜潘芳格的〈中元節〉與〈普渡〉
在嚴密高壓的政治環境中,人為求自保,不得不多次隱瞞真心,並說出違背心意的言論。在說了一次又一次的假話後,人,在自己實際的生活與心中願望的夾縫間,不斷耗損著,可能會慢慢的失去勇氣。即使試圖在艱難中尋找出口,卻總是害怕會被誰發現或觸犯到誰,害怕可能會因此引來災禍。
在戒嚴的時代,杜潘芳格寫下了〈平安戲〉一詩。平安戲是一種酬神的活動;顧名思義,它的目的是在年底時,人們為了這一年平安的生活,對神明表達謝意。可是,在一個強權勝過公理,人只不過是因為講了政府不愛聽的言論、或讀了某些禁書,就可能被逮捕甚至槍決的時代。人們心中的恐懼、不安,與平安戲活動的如期舉行,顯現出強烈的反差。杜潘芳格的〈平安戲〉中寫道:
年年都是太平年,年年都做平安戲,
就曉得順從的平安人,就曉得忍耐的平安人,
圍著戲棚下,看平安戲。
在這首詩的語境裡,「順從」、「忍耐」並非指美德,反而更像是被我們批評的「不作為」、「麻木不仁」。那麼,我們不禁會問一個問題:除了用順從、忍耐來讓自己好過些,我們還能做什麼?在壓倒性的暴力面前,除了硬碰硬與逃跑之外,我們真的有其他選項嗎?
其實,關於我想討論的這個主題,杜潘芳格還寫了不少詩。其中,與〈平安戲〉最相似的:特別又有〈中元節〉和〈普渡〉兩首。在新竹縣文化局的訪談中,杜潘芳格也說過:她覺得〈平安戲〉一詩很出名,引起了許多共鳴與迴響,很好;但是和〈平安戲〉相似的這首〈中元節〉,卻很少有人看到,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或許,將兩首詩放在一起閱讀,可以讓我們更瞭解杜潘芳格所看到、所想要傳達給我們的經歷與觀點。
「我」的責任:不要只成為人群中的一個數字
在〈中元節〉一詩中,杜潘芳格寫道:
你,
歡喜在那紛雜的人群裡背
追求「毋記得你自家係麼儕。」
我,在人群裡背
愈來就愈清楚
我係孤獨心焦人。
貢獻分中元節祭典的大豬公
打開大大的嘴,含一隻「甘願」。
不論麼个時節
分佢含「甘願」的
就係我,無就是你
在《杜潘芳格生命史》一書中,杜潘芳格說:祭典上的大豬公,讓她聯想到耶穌基督。我們這裡不會深入去談基督教的教義,但根據杜潘芳格本人是基督徒,我們可以很直接的猜測說:〈中元節〉這首詩講的「大豬公」,基本上是「好」的、「無辜」的一個象徵。然而,無辜的豬為什麼要在人類的祭典中犧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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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元節〉的詩句來看,詩中提到了三方之間的關係:你、我、豬公。「你」指的是無動於衷、與現實妥協並忘掉自己的人,彷彿是〈平安戲〉詩中所提到的觀眾。「我」指的是因有所異議、有自己的想法,而被週遭環境孤立起來,顯得格格不入的人。但是我們卻要注意一點是:杜潘芳格並沒有把「誰害死了豬」這個責任,完全怪罪在妥協者的身上。這首詩的最後是這樣說的:
不論麼个時節
分佢含「甘願」的
就係我,無就係你
其實,在杜潘芳格眼裡:不論是追求自由、獨立性的人,抑或是麻木不仁者,雙方都應該回應無辜者死去的責任。
如果我們回到〈中元節〉寫成的年代,在戒嚴時代的情境中讀這首詩;詩中被無辜獻祭的豬公,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為為了民眾想改變現況,卻不幸遭到政府阻攔並殺害的人。杜潘芳格並沒有說:人人都應該懷抱著犧牲小我、追求理想的精神去與暴力相抗。但是,就像是〈中元節〉詩中所提到的:當有無辜者在我們眼前死去時,我們至少應該站在「我」,一個接受真相、知道我們對無辜者之死負有責任的角度;而不是像詩中所說的「你」,藏身在人群與數字之中,忘掉自己,也因此對他人的痛苦無知無覺。
良心與政治:有誰可以「合理的」被犧牲?
〈普渡〉
鬼節到了
一隻一隻大豬,肚內攬一大塊大冰塊
頭向祭典對象排規列
毋過
佢等的嘴無含「甘願」
佢等既然毋甘心樂意犧牲了
以後
各人的罪愛各人揹
還愛加上殺豬殺羊的罪
杜潘芳格的這首〈普渡〉這首詩,顯然是前面提到的〈中元節〉的姊妹作。如果我們把〈中元節〉中的豬公理解為失敗的革命者,他們願意為了人民而死,而我們也對他們的死去有一份責任。那麼,不願意為我們而死,卻在我們眼前死去的人呢?
佢等既然毋甘心樂意犧牲了
以後
各人个罪愛各人揹
還愛加上殺豬殺羊个罪
杜潘芳格的回答是:面對愛我們的人的犧牲,我們必須去正視、並記住這個責任。那不樂意為我們犧牲的人呢?我們則必須負起更為沉重的責任。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的「沉默」殺死了這些無辜者。
中元普渡的祭典,名義上,是為一地所有的家庭與孤魂舉辦的。獨裁政府獵殺持不同意見的人,或者有影響力、可能對政府產生威脅的人,也往往是打著「為人民好」的旗號。雖然,我們不一定能與暴力相抗,出聲糾正不公義的現實;但至少,我們必須記得:對於無辜者之死,我們有記住他們的以及行動的責任。
綜合來說:杜潘芳格的這組批評文化現象的客語詩,〈平安戲〉、〈中元節〉、〈普渡〉,同時對獨裁濫殺的政府與麻木不仁的人民,做出批判。將耶穌釘上十字架的人這樣說:「一個人代全國的人死,免得全民族受消滅,這不是對你們最有利益的事嗎?」如果我們把這句話抽離其宗教語境,單單從政治的角度來解釋它:這種把「犧牲」合理化的論調,正是獨裁政府除暴力之外,能夠得到民眾認同的最強大武器。這三首詩可以持續提醒我們:不論情況再怎麼艱難,至少在心中,我們絕對不要認同迫害者所說的:我們絕不認同有誰「被犧牲」這件事,居然可以被想像、被說成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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