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的責任：杜潘芳格的〈中元節〉與〈普渡〉

在嚴密高壓的政治環境中，人為求自保，不得不多次隱瞞真心，並說出違背心意的言論。在說了一次又一次的假話後，人，在自己實際的生活與心中願望的夾縫間，不斷耗損著，可能會慢慢的失去勇氣。即使試圖在艱難中尋找出口，卻總是害怕會被誰發現或觸犯到誰，害怕可能會因此引來災禍。

在戒嚴的時代，杜潘芳格寫下了〈平安戲〉一詩。平安戲是一種酬神的活動；顧名思義，它的目的是在年底時，人們為了這一年平安的生活，對神明表達謝意。可是，在一個強權勝過公理，人只不過是因為講了政府不愛聽的言論、或讀了某些禁書，就可能被逮捕甚至槍決的時代。人們心中的恐懼、不安，與平安戲活動的如期舉行，顯現出強烈的反差。杜潘芳格的〈平安戲〉中寫道：

年年都是太平年，年年都做平安戲，

就曉得順從的平安人，就曉得忍耐的平安人，

圍著戲棚下，看平安戲。

在這首詩的語境裡，「順從」、「忍耐」並非指美德，反而更像是被我們批評的「不作為」、「麻木不仁」。那麼，我們不禁會問一個問題：除了用順從、忍耐來讓自己好過些，我們還能做什麼？在壓倒性的暴力面前，除了硬碰硬與逃跑之外，我們真的有其他選項嗎？

其實，關於我想討論的這個主題，杜潘芳格還寫了不少詩。其中，與〈平安戲〉最相似的：特別又有〈中元節〉和〈普渡〉兩首。在新竹縣文化局的訪談中，杜潘芳格也說過：她覺得〈平安戲〉一詩很出名，引起了許多共鳴與迴響，很好；但是和〈平安戲〉相似的這首〈中元節〉，卻很少有人看到，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或許，將兩首詩放在一起閱讀，可以讓我們更瞭解杜潘芳格所看到、所想要傳達給我們的經歷與觀點。

「我」的責任：不要只成為人群中的一個數字

在〈中元節〉一詩中，杜潘芳格寫道：

你，

歡喜在那紛雜的人群裡背

追求「毋記得你自家係麼儕。」

我，在人群裡背

愈來就愈清楚

我係孤獨心焦人。

貢獻分中元節祭典的大豬公

打開大大的嘴，含一隻「甘願」。

不論麼个時節

分佢含「甘願」的

就係我，無就是你

在《杜潘芳格生命史》一書中，杜潘芳格說：祭典上的大豬公，讓她聯想到耶穌基督。我們這裡不會深入去談基督教的教義，但根據杜潘芳格本人是基督徒，我們可以很直接的猜測說：〈中元節〉這首詩講的「大豬公」，基本上是「好」的、「無辜」的一個象徵。然而，無辜的豬為什麼要在人類的祭典中犧牲呢？

回到〈中元節〉的詩句來看，詩中提到了三方之間的關係：你、我、豬公。「你」指的是無動於衷、與現實妥協並忘掉自己的人，彷彿是〈平安戲〉詩中所提到的觀眾。「我」指的是因有所異議、有自己的想法，而被週遭環境孤立起來，顯得格格不入的人。但是我們卻要注意一點是：杜潘芳格並沒有把「誰害死了豬」這個責任，完全怪罪在妥協者的身上。這首詩的最後是這樣說的：

不論麼个時節

分佢含「甘願」的

就係我，無就係你

其實，在杜潘芳格眼裡：不論是追求自由、獨立性的人，抑或是麻木不仁者，雙方都應該回應無辜者死去的責任。

如果我們回到〈中元節〉寫成的年代，在戒嚴時代的情境中讀這首詩；詩中被無辜獻祭的豬公，很自然的可以理解為為了民眾想改變現況，卻不幸遭到政府阻攔並殺害的人。杜潘芳格並沒有說：人人都應該懷抱著犧牲小我、追求理想的精神去與暴力相抗。但是，就像是〈中元節〉詩中所提到的：當有無辜者在我們眼前死去時，我們至少應該站在「我」，一個接受真相、知道我們對無辜者之死負有責任的角度；而不是像詩中所說的「你」，藏身在人群與數字之中，忘掉自己，也因此對他人的痛苦無知無覺。

良心與政治：有誰可以「合理的」被犧牲？

〈普渡〉

鬼節到了

一隻一隻大豬，肚內攬一大塊大冰塊

頭向祭典對象排規列

毋過

佢等的嘴無含「甘願」

佢等既然毋甘心樂意犧牲了

以後

各人的罪愛各人揹

還愛加上殺豬殺羊的罪

杜潘芳格的這首〈普渡〉這首詩，顯然是前面提到的〈中元節〉的姊妹作。如果我們把〈中元節〉中的豬公理解為失敗的革命者，他們願意為了人民而死，而我們也對他們的死去有一份責任。那麼，不願意為我們而死，卻在我們眼前死去的人呢？

佢等既然毋甘心樂意犧牲了

以後

各人个罪愛各人揹

還愛加上殺豬殺羊个罪

杜潘芳格的回答是：面對愛我們的人的犧牲，我們必須去正視、並記住這個責任。那不樂意為我們犧牲的人呢？我們則必須負起更為沉重的責任。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是我們的「沉默」殺死了這些無辜者。

中元普渡的祭典，名義上，是為一地所有的家庭與孤魂舉辦的。獨裁政府獵殺持不同意見的人，或者有影響力、可能對政府產生威脅的人，也往往是打著「為人民好」的旗號。雖然，我們不一定能與暴力相抗，出聲糾正不公義的現實；但至少，我們必須記得：對於無辜者之死，我們有記住他們的以及行動的責任。

綜合來說：杜潘芳格的這組批評文化現象的客語詩，〈平安戲〉、〈中元節〉、〈普渡〉，同時對獨裁濫殺的政府與麻木不仁的人民，做出批判。將耶穌釘上十字架的人這樣說：「一個人代全國的人死，免得全民族受消滅，這不是對你們最有利益的事嗎？」如果我們把這句話抽離其宗教語境，單單從政治的角度來解釋它：這種把「犧牲」合理化的論調，正是獨裁政府除暴力之外，能夠得到民眾認同的最強大武器。這三首詩可以持續提醒我們：不論情況再怎麼艱難，至少在心中，我們絕對不要認同迫害者所說的：我們絕不認同有誰「被犧牲」這件事，居然可以被想像、被說成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