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杂志丨英国到达不平等之巅了吗？

英国到达不平等之巅了吗？

丹尼·杜林（Danny Dorling）

1936年圣诞节前两周，加冕礼的计划被改写了。国王刚退位。一场低调的公务活动已安排好，第二天没有列队游行穿过伦敦，也没有名流云集的盛大宴会。这个国家正处于拿破仑战争以来蒙受的最严重萧条之中。

1929年，时任威尔士亲王爱德华取消加冕礼的七年前，他被拍摄到探访矿工，表达对他们的贫困和那个十年的更早期工资大幅度降低的同情。直到1931年，工资才恢复，那一年，国民内阁政府将有保险工人的津贴削减了10%。不平等严重。最富有的1%人口养家的收入几乎占全国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到1936年，工党因内部意见分歧而四分五裂。保守党政府找不到出路。自由党正在下沉，再也没有真正东山再起。大英帝国的绝大部分仍由英国人掌控，但愈发明显的是，那一局面不会持续太久。1937年5月12日，当爱德华的弟弟乔治加冕时，人们批评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的加冕礼花费是1911年乔治五世和玛丽的三倍，尽管考虑到通胀，价格只贵出42%。

但在这段不幸的岁月，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爱德华探访矿工之际，恰逢英国上一次收入或财富不平等开始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收入不平等和后来的财富不平等继续下降。之后五十年都是这样，直到1973年。一个世纪过后，我们将见证类似情形吗？

查尔斯三世和卡米拉的加冕礼将于2023年5月6日举行，比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晚了86年。这里有过往历史不可思议的再现。实际工资尚未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据估计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十四年前的2009年，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查尔斯提请人们警惕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称“仅靠经济增长无法终结贫困、精神压力、不佳的健康状况和社会紧张态势”。那一年，他的儿子威廉在伦敦街头露宿了一夜，以示对无家可归者的同情。

更进步的薪酬协议：为更低薪员工更多加薪

1937年，最富有的0.1%人口的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66倍; 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7倍; 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4倍。在大流行病袭来前的一年(我们有可靠数据的最后一年) ，最富有的0.1%人口的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70倍; 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16倍; 最富裕的10%人口的收入是全国平均收入的4倍。

但相较于今天，到1937年，收入不平等已在减少，尽管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到2019年，假如你忽略那10%的最富有人口，你几乎可以宣称其他人口中的不平等早就降低了：就像几乎每一位保守党财政大臣在过去十年的几乎每一次预算演讲中都会宣称的那样。但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份额依旧居高不下，且在2010年至2019年间实际是上升的。大流行病来袭时，我们正处于“收入不平等之巅”，而这场危机几乎没有削弱这种不平等。

但当我们走出大流行病最严重的日子，一些事情开始变化了。我们已开始见证收入分配上的迅速转变：我们正开始以比我们经历过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任何一年都要快得多的速度迈向平等，这或许是最先展露的迹象。

最重大的变化发生在苏格兰。连同其他支持措施在内向每一个家庭发放的苏格兰儿童津贴(Scottish Child Payment)，已提高到每名16岁或以下儿童每周25英镑。今年夏天，查尔斯和卡米拉在巴尔莫勒尔城堡（Balmoral）度假时，将在他们的王国中唯一一个地区这样做。在苏格兰，有三个年幼孩子的贫困家庭2023年将比2022年多领到3900英镑，这笔钱足够那些家庭维持基本生计。在一年中最冷的几个月，只要足够节俭，贫穷家庭也负担得起取暖费用。只有这一可说是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完成，妮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才卸任。（妮古拉·斯特金，生于1970年，2014至2023年3月担任苏格兰首席大臣。——译注）

再想想最近在英国各地的薪酬谈判中发生了什么。过去的薪酬协议更简单。例如，2010年，电信业工人工会(CWU)与英国电信公司(BT)达成了一项为期三年、每年加薪幅度为3%的协议。不管他们赚多少，每个人都能得到3%的加薪。目前，老板和工会都在谈论为更低薪员工多加薪，为更高薪员工少加薪。看上去，英国电信并不例外。包括更不透明的私人部门在内，在几乎所有行业，我们都见证了一种达成更低薪工人获得更多加薪的更进步协议的强劲趋势。

与2010年协议可成对照的是，据2022年11月电信业工人工会与英国电信达成的协议，薪酬最低工人获得了高于通胀16%的加薪，而薪酬最高工人获得了低于通胀的6%加薪。几乎所有私人部门的加薪都低于国家养老金的增加，且与通胀一致，低于津贴水平的增加(尽管最贫困人口承受的实际通胀率高于平均水平)。2023年初，在英国所有私人部门的加薪中，约有一半部门低于5%，一半部门高于5%，但几乎总是低于通胀。

公共部门薪酬的调整似乎更为进步。自2010年以来，初级公务员的实际薪酬下降了12%，但最高级别公务员下降了23%。今年3月，最大铁路工会RMT的工人投票通过的一项薪酬协议将为他们当中薪酬最高的人加薪9.4%，为薪酬最低的人加薪14%。今年，国民医疗服务系统(NHS)员工得到的一项协议的内容包括，薪酬最高员工获得3.5%的加薪，薪酬最低员工获得9%以上的加薪。根据那些条款，医疗服务行业的最低加薪将为每年1400美元: 按实际价值计算，这是一次减薪，但对那些可能最无力负担的人来说，减薪幅度会较小。在英格兰，工会拒绝了这个提议。在苏格兰，公共服务业工会（Unison）和联合工会（Unite）已接受苏格兰政府为国民医疗服务系统员工提供平均7.5%加薪的提议。同样，那些薪酬较低的员工将得到更多加薪，而那些薪酬较高的员工将得到更少加薪。在威尔士，工会接受的一项提议将增加员工成本7.5%，但同样，这一提议在附属细则方面是进步性的。（RMT，全称为“全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联盟”。——译注）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类似。2023年2月，地方议会提议，为所有社会工作者加薪1925英镑，这相当于为薪酬最高者加薪3.9%，而为薪酬最低者加薪6.4%。工会要求加薪12.7%，于是拒绝了这一提议。在伦敦以外的英格兰学校，工会得到的提议包括，对职业生涯初期的教师加薪8.9%，使他们在教学第一年的年薪达到2.8万英镑。主要薪级表顶端的教师和较高薪级表中的教师将只获得5%的加薪，使他们的薪水最高分别达到38810英镑和43685英镑。

尽管所有这些薪酬提议都是进步性的，但并不是非常有进步性。例如，在大学，2023年1月的加薪提议从最低薪员工的8%到较高薪员工的5%不等。根据这项协议，只有年收入低于1.9333万英镑(略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才能获得最慷慨的8%加薪，这相当于每年额外加薪1547英镑。相比之下，5%的加薪将适用于目前年薪略高于3.1万英镑的员工，他们每年将多拿回家1570英镑。有些人得到了该薪水的两倍，几乎有63000英镑，他们的加薪幅度将多至两倍: 大约每年额外增加3140英镑。因此，哪怕是这样的薪资提议，仍加剧了大学雇员之间的薪资差距。

一个稍微更进步性的提议将给无论收入如何的所有员工发放同样数量的奖金: 比如每年2000多英镑，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一样。在所有提案中，最具进步性的一项会是，削减最高收入员工的薪资，并加大对最低收入员工的加薪幅度。

迄今为止，这些变化或许还不足以撬动天平斜向一个世纪前开始的那种收入不平等持续下降的趋势。当时，超级富豪（1%最富有人群中的1%）收入已持续下降十年。大流行病爆发期间，企业利润下降，当代超级富豪的收入受创：2021年至2022年期间，企业利润税占 经济总量的比重降至1.8%，而大流行病袭来之前为2.9%。其中部分利润将得到恢复，但昂贵的能源、更高的工人工资成本，加上财政大臣宣布2023年4月企业税率上调(从19%增至25%) ，将主要影响到非常富裕的人群。尽管如此，哪怕那些拥有最高收入的人开始承受更多打击，人们也不大可能太幸灾乐祸。一个世纪前，富人最后一次被压榨时，人们就没有欢乐可言。每一次，我们变得更加平等时，通常会有更严重更猛烈的不幸伴随。

政府更迭并非逆转不平等趋势的关键

工会经常指出实际工资近几十年来下降了多少。但为确保达成更进步性的协议，它们专注于其他差距被允许扩大的程度，或许会有上佳表现。

英国一所大型中学校长的年薪，最高可达101126英镑；警察总警司，91749英镑；陆军上校，104671英镑；最低级别法官，93954英镑；长期供职于国民医疗服务系统的高级顾问，基本工资最高可达119133英镑。对担负这些责任的人来说，这看上去并非不合理，但在其他欧洲国家，那些管理岗位人士的工资，并没与他们管理的人士相差太远。正如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和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14年前在《公平之怒》（The Spirit Level）一书中阐明的那样，当社会变得更加平等时，它们会运转得更好。

英国的高收入人士时常辩称，因为这个国家的教育和住房成本高于欧洲大陆绝多数其他国家，若没有加薪，他们就无法维持生计。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他们更大程度上可以方便指向薪酬更高的一批人: 从大学副校长，到伦敦数千名年薪超过一百万英镑的银行家，再到平均年薪约为400万至500万英镑（这相当于中了一大笔彩票）的英国最大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百家市值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继而，他们可以指向年收入数千万美元的少量对冲基金经理、建筑业老板和其他不择手段的个人。在这一过剩螺旋的顶端，你可以找到一些对保守党更为慷慨的金主，他们占到了英国亿万富翁的三分之一。

今天正如同上世纪二十年代，过往可以用来证明极高薪合理性的理由，听上去都空洞乏力。倒霉的发言人用 “参照了同等市场地位”为高管薪酬辩护，同时胃中感觉有点不舒服。在某些领域，行业领袖感到有必要少拿一点: 2020年，最有能力的大学校长开始减薪，最高幅度达20%。他们仍是一少部分人，他们的薪资削减主要意味着通过税收和国民保险支付到政府金库的大学资金减少了，但可能有更多大学校长这样做。甚至《旁观者》杂志（Spectator）也建议，一些副校长可以考虑将他们的薪水减半。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些东西正在倾斜，不只是在工资和津贴方面，还在公众态度和投票方面。2017年大选是第一次，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保守党收获的选票没有在地域分布方面变得更加集中。2019年，这一趋势加速了：在保守党赢得了压倒性多数的同时，他们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得到的选票却减少了。但正如我们的祖先没有注意到他们周围的政治波折或薪酬收缩一样，这些最新的进展并没有被广泛留意到。

我们告诉自己，最富有人群和最贫穷人群之间的差距没有缩小，是因为那些主张更平等的人士幼稚且愚蠢，不知道如何赢得选举。但政府更迭或许并非倾倒不平等天平的关键。

1974年至2019年间，没有一次获胜的选举曾带来收入平等方面任何整体意义上的提高。五十年来，英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不平等，在社会层面变得更加分裂，在政治方面变得更加极化。一些转变发生在那一时期。1986年前后，收入最高20%人口的中位数收入与收入最低20%人口的中位数收入之间的差距不再扩大。衡量所有家庭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达到高点，此后一直处于停滞中。新工党无法打破那一状态，一年也没有打破。收入最高1%人群的收入占比可能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最高值，但在此后的多年里，那些比他们更富有的人继续拿更多的钱。英国最富有的一千个家庭的财富稳步增长，直到2020年首次出现下滑。

总体而言，我们之间的差距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在扩大，这是其他欧洲国家所不允许的。绝大多数国家变得更加平等; 到2019年，整个欧洲只有两个国家——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比英国更不平等。

随着当前一波进步性和低于通胀率的薪酬提议的提出，这一情况可能发生改变。结果可能是在最富有人群当中实施一些自我控制，或者，假如他们无所作为，一些行动就可能发生。1929年金融崩溃发生后，英国最大抵押贷款机构的绝大多数的董事实施了实际减薪，至少持续了十年。1931年至1935年间，因经济危机爆发，国会议员的薪水也暂时降低了。见证了1917年俄国发生的事情后，他们一定程度上是惧怕革命的。但社会责任感也日益增强。人们或许觉得议员们不会再次减薪，但今年他们的加薪幅度将达到2.9%，这比几乎所有其他公务员的实际减薪幅度都要大(但每年仍会额外增加2440英镑)。

财富不平等不断加剧的趋势也可能开始改变。英国最富有的10%家庭拥有43%的财富，而最底层的50%家庭仅拥有9%的财富。房地产市场是英国第二大财富来源，在大流行病期间得到提振，但在截至2023年2月的一年里，实际价格出现下跌。但还可能进一步下跌: 因绝大多数年轻人会上大学，其中90%的人需要偿还高额贷款，学生贷款正开始蚕食房地产市场。因为通货膨胀，整体财富也在缩水。

而作为目前最大的财富来源，私人养老金的未来价值在今天也更受质疑: 许多养老金都有使用上限，不允许未来(当通货膨胀高于一定水平时)的实际支出增加。在英国，持有股份和股票的人比过去少很多，所以即使在养老金市场那里也没有救赎。2022年，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发现，目前，相较于收入最低的10%人口，收入最高的10%人口更不可能拥有相当于其月收入的储蓄。

我们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一百年前，英国最后一次见证收入或财富不平等开始下降时，这个国家已经历一场战争，正迈向另一场战争。

当下，间或有人认为，只有一场大灾难才能真正扭转不平等的趋势，但不平等上一次开始缩小的原因是复杂的: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平等进程转变的一个因素，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既定的趋势只是停滞不前。今天我们将进一步验证灾难理论。

英国各政党往往步调一致，当不平等程度下降时，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会从右向左摇摆，而当不平等程度上升时，它们会从左向右摇摆。近年来，保守党成为世界上最右翼的主要政党之一。一方面，丽兹·特拉斯(Liz Truss)抱怨左翼的“强大经济建制派”瓦解了她的经济议程，这很可笑。另一方面，她说的或许有几分道理。有些条件和想法变得站不住脚了。道德情绪的确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包括“经济建制派”在内，没有人能不受影响。上世纪三十年代，股票经纪人兼银行家奥斯瓦尔德·福尔克(Oswald Falk)写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他的朋友们帮助改变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道德情绪；但这是一系列远为广泛、更分散的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2008年的金融崩溃和随后误入歧途的财政紧缩; 英国退欧; 英国如何应对大流行病; 近年来全球物价上涨: 所有这些事情加在一起，造成了一场与我们一个世纪前遭遇过的没有什么不同的危机，当时收入最高人群的薪资涨幅低于收入最低人群。历史从不承诺重复自己，我们目前所见可能只是临时性的变故。但有迹象显示，情况可能不止于此。

英国可能回归趋势：我们可能变得更不公平。或者，我们可能正处于一个长期过程的开始，这一过程最初是痛苦的，但会逐步变得更加平等。对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绝不是什么好时光，但在那个不幸的年代，不平等的差距缩小了。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回顾二十年代，出版讲述刚刚过去的岁月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骇人听闻的《探长来访》（An Inspector Calls）之类戏剧、《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之类书籍，都是可能的。到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人们谈论今天的英国时，他们能做同样的事情吗？[《探长来访》，由英国剧作家J. B. Priestley（1894—1984）创作，1945年首演于莫斯科，第二年于伦敦上演。剧中故事发生在1912年英格兰一个虚构的工业城市，原文这里似有不精确的地方。《故园风雨后》，是英国小说家Evelyn Waugh（1903—1966）的作品，初版于1945年，讲述的故事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延续至四十年代。——译注]

自查尔斯的祖父1937年加冕到他母亲1953年加冕，最富裕的0.1%人口的收入从平均收入的66倍减半至28倍。这个数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下降速度和战争期间一样快。到1977年伊丽莎白女王的银禧年时，最富裕的0.1%人口的收入再次减少了一半以上，为平均收入的13倍。但到2002年的金禧年时，突然增加了三倍，达42倍。到她去世时，几乎又增加了一倍，回到了一个比她父亲成为国王时稍微糟糕一些的局面。（银禧年，指女王即位的25周年；金禧年，指女王即位的50周年。——译注）

假如眼下我们正再度走上不平等水平下滑之路，我们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欧洲没有其他国家像我们这样不平等。我们不用再来一次了。在欧洲，所有实行君主制的更加公平的国家都有正常得多的君主制。它们不会举行如此愚蠢的加冕礼，也不会允许不平等上升到如此之高。英国人没有那种意味着我们注定永远是地理上的怪物的天生缺陷。

（作者是牛津大学地理学系教授。本文原题“Have we reached peak inequality?”，见于英国《展望》杂志2023年5月号，提前上线于4月5日。除截图外的所有图片和图说均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并加上小标题，对一个图说有补充。无法保证理解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