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青年 : 实现”转换赛道”自由

原载【世界博览】2022年第20期，转载请注明。

初来法国时，我前去参加为期两天的公民培训。课堂上，大家围绕法国的三大社会价值——自由，平等，博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讲师让每个人用一句话总结什么是自由，我说，个体的自由，意味着有所选择。法国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2022年数据为1.87），年轻人口数量庞大，自由奔放和充满活力是法国青年最好的注脚，他们常常把c’est la liberté（这是自由）挂在嘴边，对未知世界充满了探索的欲望，我很少在这群青年身上感受到焦虑和“内卷”，他们轻松自在地谈论各种千奇百怪的理想，大胆地付诸行动。追根溯源，法国青年能拥有这般自由勇敢的精神，是因为完备的教育和就业保障制度为他们提供了许多支持和选择。

与国内千万学子通过高考独木桥相比，法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显得更多元化。高中毕业生通过毕业会考（BAC）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规划选择不同的求学路径。法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可以概括为双轨制：以工程师和政商学院为主的大学校(grande ecole)和综合性大学（université）。大学校是预科制，在正式学习所学专业之前，需要进行为期两年的预备学习(Classes Préparatoires aux Grandes Ecoles)，学习结束时有统一的选拔考试（concours）。与我们的高考志愿类似，学生可以投考不同大学校的选拔，最后学校根据笔试和面试成绩公布录取结果。大学校常常被简单被理解为精英教育，一是因为拿破仑时代建立大学校的初衷，是为培养军事技术人才和高级技术官僚，它的确带有精英属性的烙印；二来则是选拔考试的存在，让大学校的竞争更为激烈。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要接受某些专业的训练，比如医生，律师，就只能选择综合性大学，再来，大学校只能颁发五年文凭（硕士文凭），想要深造的学生，只能回到综合性大学的体系继续学业。

综合性大学跟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类似，提供从本科到博士学位的课程，但与大学校不同的是，这类院校不能设入学考试甄选本科学生，在有余位的情况下不得拒绝投递的学生档案。学生直接进入专业学习，完成为期三年的第一阶段学习后（本科），可以选择就业或继续攻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双轨制虽常常被法国左派诟病为封建遗留产物，但这两条轨道并非简单的平行运行，学生可以在不同的阶段选择切换轨道，保留重新选择的可能性。我身边就有不少从大学校转去综合性大学的例子。先生的表妹起初选择的是大学校的机械工程师专业，她未能通过预备学习第一年的期末考，不得不留级一年。重修学分后，她继续第二学年的学习，但因未能在最后的选拔考试中取得理想成绩，错过了被大学校录取的机会。权衡利弊之后，她选择退出大学校竞争，转读另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同为机械工程类专业，之前三年的学分也没有浪费，如果一切顺利，一年后便可拿到bac+3（本科文凭）。

有灵活的高等教育制度兜底，法国人就毫无竞争意识了吗？其实不然，虽然政府通过大力补助quartiers prioritaires de la ville （城市优先区域）来平衡社会资源，但学区房依然存在，有能力的法国家长也会为了把孩子送进好中学而积极投资，但因为相对宽松的跨学区入学政策和严苛的房地产价格限制机制，学区与非学区间的地产价格并无天壤之别。但法国学子，特别是成绩中下的群体，的确拥有更多的选择和退路，试错并非全无成本，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所选领域无法有所建树时，能相对容易地转换道路。这种选择的自由，并非在校生的特权，政府对就业群体的大力扶持，也给青年群体创提供了各种难得的机会。

首先是半工半读制度（Alernance）；法国政府和企业联手为学生提供的合作教育模式。我所在的部门有一位大三在读生，起初，我对他的工作时间感到非常疑惑，因为他从未在月末那周出现在公司。在后来的沟通中，我了解他签署的是半工半读劳工合同，这种合同允许在校生在规定的时间段（比如常见的三周在公司，一周在企业工作）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业，学生在校期间公司不得打扰，否则被视为违反劳动法。这项制度，为学生提供了勤工俭学的机会。虽然法国早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免费，但部分大学校和私校依然会收取每年几千欧不等的学费，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这种半工半读减轻财政负担；这项制度的另一好处，在于培养职业经历丰富的毕业生，提前为企业储备人才。法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非常注重实习经历，半工半读制度帮助在校生提前融入职场，为未来的求职降低难度。根据法国2019年的法律最新规定，16到29岁之间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半工半读制度，包括已经入职的员工回校进行新技术的培训。

最近，间隔年这一概念被越来越多地国内媒体提及。从入学到进入社会，我们被无情的社会时钟精确提醒着，18岁高中毕业，22岁大学毕业，23岁踏入社会，开始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再后来，结婚生子得提上日程，买车买房也必不可少，我们拥有越来越丰富的物质生活，却被所拥有的一切牵绊，难以迈出看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试图打破这时钟的枷锁，用间隔年为自己圆一个无忧无虑仗剑走天涯的梦。在法国，很多刚毕业的青年也会为自己规划一场间隔年，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还有另外一种选择，Volontariat International en Entreprise （VIE）：法国政府和UBIFRRANCE（法国企业国际发展局）共同为18-28岁的欧洲青年提供的海外就业合同。

我身边以VIE合同开启职业生涯的年轻人数不胜数，我先生便是其中一位。毕业那年，他想趁着年轻去世界各地走走，但一时又没有明确的计划。学校导师建议他去VIE网站上看看海外的工作机会，刚好，我所在的法国公司提供一个在深圳的工程师职位，恰是他所学的专业。在香港的生活经历让他一直想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深圳的项目就是完美的契机，不耽误职业发展，还能满足他前往中国的愿望。准备好材料，通过企业的面试，先生顺利签下为期两年的VIE合同。由于是政府扶持的项目，VIE合同雇员的一部分工资由政府支付，这也为企业提供VIE项目注入了巨大动力，日益多样化的职业选项和就业目的国让越来越多法国青年把VIE当作重要的职业备选项，他们借此机会前往世界各地，带回对世界更具体的认知，帮助法国企业更好地融入国外市场。疫情发生以前，中国已是VIE合同除欧盟之外的第二大目的国，仅次于美国。如果要问这段在国外生活的经历给这群VIE青年带来了什么，除了拓宽眼界，更重要的，是帮助年轻人放下文化中心主义，理解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进而带着更深的同理心去促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融合。

虽然国内没有类似的项目，但似乎可以以庞大的海外留学生团体来作对比，他们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产物，也逐渐成为中国和世界沟通的桥梁。世界通过这群人窥见神秘东方大国的一隅，中国也通过他们带回去的新鲜理念，更好地融入越来越扁平化的世界。过去几年的疫情打乱了许多青年向外的脚步，但保持住对世界的热忱和对未知的渴望，总会在疫情散去的时候，帮助我们迅速找回和世界的链接。

除了VIE合同，入职多年的法国青年还有另一种践行间隔年的选择 ；congé sabbatique（安息年假期）。安息年的概念起源于圣经中的农业安息年（chemitta）：利未记25章记录，生活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必须每七年休耕田地一年，提高被可持续性的利用的可能。许多西方国家将一概念沿用至今，比如美国高校提供给教授的学术假期（Sabbatical Leave），让他们得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这一假期在法国的的具体起源已难以考证，但从60年代兴起至今，它已被完善地写入劳工法，政策规定，工作超过六年且在现就职公司超过三年的员工，有资格申请最短6个月最长11个月的安息年假期，公司必须保留员工劳动年限和合同的有效性，并保证休假归来的员工能重回工作岗位，于此同时，公司还必须保证员工薪资不低于休假前的薪资水平。虽然劳工法并未强制规定所有企业提供安息年假期，也保留了公司拒绝该申请的可能，但为了提升在人才市场的吸引力，大部分法国公司都将该假期当作员工福利写入用工合同，申请者被拒的可能性也极低。

有不少人认为安息年会多多少少会影响职业发展，但它依然对渴望跳脱日常创造不同人生经验的年轻人充满吸引力。我曾和一位利用安息年去农场做了一年志愿者的同事聊起他的经历。毕业六年，他在职场取得了亮眼的成绩，物质条件优渥，配得起年轻有为的赞赏。但日复一日的生活让他感到迷茫，他追问自己工作赚钱结婚生子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吗？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位践行永续农业理念的农场主，对方给他深入介绍了永续农业的实践机制和其对地球环境的正面影响，这让他深受触动。为了更全面的理解永续农业，他决定申请安息年，趁机去欧洲各国的永续农场做志愿者，更深入地了解永续农业的运作机制。那一年，他的足迹遍布欧洲各国，在荷兰的有机奶厂当挤奶工，也在炎热的火山脚下耕作，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形色各异的农场主。他们有的曾是企业老板，有的曾是高校学者，有的是在传统农场长大的农二代青年，他们有着大相径庭的人生背景，却分享着同一个理念：尊重自然规律，保证耕种的可持续性。在他看来，那是深受触动的一年，他虽然回到了公司，却毅然决然地卖掉了市区的房子，在北部农村买下一亩良田，开始尝试建立属于自己的永续农场。他说，安息年是一个无比珍贵的机会，让他在彻底迷失之前找到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在那短暂的一年中，生命的列车被允许暂时驶出既定轨道，去探寻被错过或遗忘的另一番风景。

眼下，新冠疫情的阴影正在逐渐消散，但这场21世纪以来最大的瘟疫给各个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同时，它让很多人借此机会停下匆匆向前的脚步，重新审视职业追求和人生理想。法国第一波疫情结束后，我回到公司，听到许多同事离岗的消息，从他们的讲述中我又逐渐了解政府对reconversion professionelle（职业转型）人群的支持。

每一位在法国就职的人都听说过Le Compte personnel de formation (CPF) 。它法国政府专门为所有已经工作的人开设的个人培训账户，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算起，到退休需要申请养老金之日为止，每一个账户持有者都能在他的工作生涯中积累就业培训基金（全职就业者每年500欧元），借此鼓励已经工作或者是需要重新找工作的人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以调整未来的职业规划。 CPF账户里的基金可以用来支付所有进入CPF名单的培训项目，从驾校到厨师学校一应俱全。但法国政府还是会根据各个行业失业率到高低进行筛选，比如疫情逐渐缓和以后，餐饮业的用工需求激增，CPF自然就会提供更多的餐饮业培训项目，帮助该行业培养更多的人才。对于所有转行的求职者，利用好CPF的培训基金是首要选择，而对于只是想要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后打算继续在现就职公司继续工作的员工，还可以申请最长120天的培训假期，假期期间公司继续支付薪资。

面对疫情后越来越多想要改变生活现状又不知道从何入手的人，法国政府还提供另一项的免费支持：Conseil en évolution professionnelle (CEP)，职业发展顾问。疫情期间，我萌生出转业的想法，便和所在城市的职业顾问约了会议。去之前我已经浏览过政府网站上的信息，心想可能职业顾问也不会再提出什么新鲜的提议。但接待我的那位女士非常地专业，不仅解答了我所有的疑问，还给我草拟了三条不同的转业路径，帮助我尽可能多的利用好政府部门提供的支持。在这过程中，我又了解到许多有用的信息，比如transition pro的项目。与CPF不通，这个项目给申请者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帮助无法在CPF上寻找到合适培训的人去更广阔的培训市场上寻找机会。当然，这一切政府支持也不是免费的，比如transition pro就需要申请者提供完备的申请材料，阐述自己转业的动机，详细罗列培训之后的职业规划，前前后后的文书工作还是很繁琐的。最后，能不能获得资金支持取决于项目审批团的意见，我所在的城市每年举行两次项目审批会议，具体批准的名额根据当年的预算而定。

从教育到就业，法国青年得到政府多样化的支持，这些被当下年轻人看来天经地义的社会福利，也是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二战以后，欧美世界迎来了人口数量的剧增，在婴儿潮下长大的一代，脱离了战争的泥沼，拥有更丰裕的物质条件，但战后的社会并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如此爆炸性的人口增长，1958 年法国的大学生只有 17.5 万名，到了 1968 年已经到了 53 万名。满怀理想却无法实现报复的青年，成为了60年代欧美许多重大社会事件的主角，法国也经历了影响深远的68年五月风暴。这一场由学生和工人联合领导的社会运动，让“对话”与“商讨”成了法国政治中的一个常态，以其特有的方式客观上完成了社会力量对政治力量的一种抗衡或者分权，从那里以后，法国开始了更深刻的社会改革。最低工资制度改革和工会制度的正式确定，都和五月风暴有直接关系，风暴以后，劳资关系成为了法国社会的重要议题。战后的法国实现了经济上的巨大增长，资本积累为法国完善就业保障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2000年35小时制度工作制的确定，将这场改革推向了高潮。

但今天，这套近乎完备的制度面临两个巨大的挑战。一是随着近年欧洲经济成长的放缓，财政预算逐年缩减，要继续维持耗资不菲的福利制度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过去几年，深陷债务泥沼的意大利，希腊等国都逐渐削减了多项社会福利。在法国，马克龙上台后便积极推动各种改革，对领取失业金设置更严苛的条件，提高退休年龄等，都是改革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然很多人认为“六八”是一场失败的革命，但不可否认但是，它开启了法国的自由化之路，7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信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加上天主教在法国的式微，团结协作的社会精神逐渐消失，后果便是一部分不考虑社会成本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人，成为了福利制度保护下的寄生虫，这也是法国左派在过去几十年被选民抛弃的重要原因，当制度开始犒赏甚至鼓励人们懒惰，社会运行总成本势必日益增大，直到难以为继。

以上佳社会福利著称的欧洲各国，并非人类理想中的乌托邦，每个国家都有它所面临的社会议题和挑战，即使有政府做支撑，年轻群体依然会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感到迷茫，在意大利，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泛指那些当前身处未就业、未读书、未进修或未参加就业辅导状态中的青年群体。）在15-29岁年龄段的占比已高达23.3%。就在最近，另一个类似的概念也开始兴起：quite quitting，意指那些不愿在工作中争取加薪和晋升，只愿根据自身判断，付出与工资相等劳动的就业者。发起这场类似于消极怠工运动的人群，也是年轻的Z世代。这些社会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过去几个世纪，人类致力于打造物质丰富的社会，走在发展前列的欧洲，已实现高福利的大政府社会模式，但远离温饱危机的年轻一代，更难在资本社会的裹挟下确定人生的价值，因此，越拉越多年轻一代，选择“躺平”，甚至靠福利过活。只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特别是在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当下，这种奢侈的拥有选择的自由，还能维持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