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回應的年代:讀韓麗珠《半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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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在必須回應的時代與城市,又該如何正確的回應?身為寫作者,被編輯告知必須避開敏感字眼,只能奮己之力,堅持拒絕。身為老師,學生被控告,只能堅持出席旁聽每一場庭審。第一篇寫著穴居生活的作者,此時命運已和周圍的人,乃至這座城市,相連在一起。

韓麗珠《半蝕》原本是上下班通勤期閱讀。後來疫情擴散,想著在外盡量減少接觸面積,才改至家中,反而可以靜下心來閱讀。《半蝕》本就不適合通勤時閱讀。大部分集結自《明報》專欄,在香港反送中與疫情時期,宛如日記式的記錄,即便是導向內省的篇章,依然可感受到作者不小的情緒波動。

專欄短小特質,又寫在不同時候,作者自覺或不自覺的,重複著這樣的背景/觀點:香港,這座城市的居民遭受執法者任意的暴力,拘禁自由,又因疫情,禁錮(隔離)物理上的身軀。身體,既是個人的身體,也是城市的身體。

個人之身畢竟不等同於城市之軀,除了自己與外在的格格不入,也落在具體又殘酷的租金。「經紀告訴我,這區的租金,已經和市中心不相伯仲。跟經紀道別後,我突然覺得,其實我無法在這裡生活」〈居住資格〉。類似的描述,和安排在第一部分的〈隔離〉,寫著剛離開全職工作的自己「有一段日子,只要賬戶裡的存款足以繳付一個月的租金,我就自覺豐足」不同。外在的壓力,已不得不面對。

「那時候我才真正明白,我對島的緬懷,只是出於一種可以超脫離愁的嚮往,我只能勉力提起精神,拒絕這個黑暗而誘惑的島,在陌生的新居,迎向所有的不可知」〈沉沒的船〉
「沒有人能選擇自己出生的地方,如果這些是必須經歷的,就去承擔。」〈非如此不可〉

兩者的隱喻仍在相互穿插。

穿插,意味著暴力不總是始於可見的外在,也來自心靈。只是書寫內在時,作者用了更多的隱喻,而來自執法者的暴力(濫捕,要挾,闖屋,暴力),同時借疫情擴張權力,則以最直白的方式書寫。也許是隱喻已無法承受暴力,也或許只是受限於專欄的短小篇幅,只能以直白的文字清楚交代。

身處在必須回應的時代與城市,又該如何正確的回應?身為寫作者,被編輯告知必須避開敏感字眼,只能奮己之力,堅持拒絕。身為老師,學生被控告,只能堅持出席旁聽每一場庭審。第一篇寫著穴居生活的作者,此時命運已和周圍的人,乃至這座城市,相連在一起。

各篇或許有一絲的希望,但也帶著遲疑。唯有到了最後一篇〈中陰生活〉和後記,相較於與時事結合的專欄文字,能有更多的餘裕,以不那麼緊張的情緒去書寫/閱讀。也才再次回到隱喻。

如果每一本書,都是一個飄浮在時間之海中的玻璃瓶子,但願此書在時光的洪流裡,所觸碰到的每一雙手,都活在一個平靜溫暖的世界裡,不必以恍如血管被切開之經驗去體會任何一段文字。這也是一個隱喻。〈後記〉

這也是一種回應方式。

本書最後一頁,印有出版社特別聲明「有關本書中的言論內容,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團之立場意見,文責由作者自行承擔。」翻開其他同為衛城出版的作品,並無這段。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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