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92:九七覺醒
在《從認同道重新認識中國》這本書的最後一篇,題為《九七覺醒》。寫於1981年,那時香港前途問題已被廣泛議論,但中英談判還沒有正式開始。
香港媒體過去一直沒有什麼人關心九七問題。自從六七暴動中國用最激烈的語言而最後沒有任何行動之後,香港大多數人就高枕無憂了。問題是英國是一切按規則做事的法治國家,對新界的租借條約於1997年到期不能視若無睹,因此英國在1979年已經開始在國會有提到條約到期的問題了。
香港媒體討論九七問題,也是由《七十年代》雜誌開始。1979年12月號,《七十年代》翻譯刊登了英國研究香港問題專家沃爾特·伊斯(Walter Easey)的長文《對香港前途的推測》,首次在香港媒體提出九七問題。文中指英國信守條約,對港島和九龍有永久主權,對新界的主權就到1997年6月中止。中國立場正相反,一直不承認不平等條約,不管香港、九龍還是新界,保持現狀由英國管治,都基於可供中國利用的目的。一旦英國要延長租約,中共就認為涉及國恥,一向強調民族主義的政權就無法容忍也。
對中共來說,當時最好就大家不提九七,讓香港繼續給中國「充分利用」,一提就民族主義上腦,不能不硬著頭皮要收回主權。當時《七十年代》提出九七問題,有左派人士不以為然,覺得不「策略」。但我們提出來時,已經是港督麥理浩訪京見過鄧小平之後,已得知中國不會接受任何延續英國管理的方式了。只不過麥理浩沒有把這訊息公之於眾。部分英資得風氣之先,漸漸將資本轉移出香港。
到1981年,所有的香港媒體都捲進關於九七問題的討論中。在大專學界,仍然有相當部分學生在觀念上反對殖民主義,對中國透露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基於民族主義而支持。198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七十週年,香港大專同學有一連串活動,其中在中文大學的集會邀我作最後一個演講人,並指定談九七問題。我在演講中,講到海峽兩岸對辛亥革命者節日有不同解讀,而且都只是單一的、不容其他意見的解讀,而唯有在香港,我們可以暢所欲言,對辛亥革命可以作不同的分析和討論。香港在過去一百多年中,支持中國革命、抗戰,捐款支持中國的各次災難,文革後又大批港商去投資,殖民地香港對中國作用之大不容置疑。如果香港的主權改變了,對中國是否更好或變成同其他城市一樣了呢?民族主義是抽象的信仰理念?還是應該從現實、從歷史經驗去看怎樣才對國家民族有利?我們應該選擇滿足抽象的觀念,還是應該更多地考慮民族主義的現實呢?
演講還談到香港人的意願等問題,九七的事日後會詳述。我只想說,在1981年,關於香港前途的中英談判未開始,民族主義既是中共宣傳的利器,也是香港具有反殖意識的華人特別是部分年輕人的未經思考的認知。在演講中,我引述一位外國朋友對我說:「我想你相當矛盾,一方面你是中國人,中國人不希望被外人統治;另方面你住在香港,香港人又不能接受大陸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仍然以中國人的身份來談香港前途,提到從民族主義出發,香港維持現狀在現實上對中國有利。
這是我對自小形成的民族主義的現實覺醒,是我創辦《七十年代》十年的思路。我在辦刊過程中,由自身經驗,看到香港的自由言論對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影響,這裡可以看到兩岸老百姓看不到的資訊,可以接觸到有親身經歷而又毋須顧忌因言致禍的人,這裡左右派思想可以互相衝擊,也可以和平交流,在各種資訊中作自己的判斷。在這裡,憑良心講話不會損及自身安全。言論自由,對所有的政體,對所有人民權利,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漫長歷史的華人社會,卻只能在外國人保護傘下才能獲得,包括以前大陸一些城市的租界,特別是香港。《七十年代》在前十年的所有編輯歷程,使我深深體會到海峽兩岸缺乏言論自由給社會、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與壓抑,也深深體會到香港言論自由對兩岸的真實影響。老實說,我並沒有推動兩岸民主自由的大志,我開始只是努力把本份工作做好。是時局的發展和雜誌「外轉內」的作用使我認識了自己所做事情的意義,也深入了解了言論自由對社會的重要性。
這過程中,我不斷思考,不斷反省,不斷解剖自己以往的認知,這種感情活動促使我在那兩年(1979-81)寫下那十篇文章。
在此書扉頁,錄下我作於1980年的一首詩:「是非混沌與誰評,回首十年悲喜驚,世事翻騰觀念改,今朝探索啟新程。」
即使有這樣的覺醒,但實際上我對言論自由和民族主義的認識還粗淺,不過已經因世事翻騰而一些觀念有改變了。
(原文發佈於2022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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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七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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