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观的道德化解构与保守回潮：借传统之壳上市的现实无奈

作者：邢麟舟

数日前，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今天的爱情观成为保守回潮的标志了吗？从祝英台应嫁马文才说起》，引起了广泛热议。文章从网民对经典文艺作品中爱情婚姻情节的道德化解构谈起，举出了诸如“祝英台应该嫁给马文才，两者有婚约，马文才有钱有势最重要他爱我”，“宝玉应该努力仕途经济才能保护女孩子们”，“肉丝该对卡尔忠贞不该与杰克撩骚”等令人瞠目结舌的案例。

这篇文章提到了一些对这类解构行为的常见批判。可以想见，大部分的批评指向保守思想回潮和被家庭、金钱、权力所笼罩的爱情观，更有许多批评矛头直指所谓父权价值观。有些博主把这些言论称为“数码牌坊，赛博猪笼，电子裹脚布”，仿佛这些言论是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的存在才被生产出来的。

然而，实际情况是否真的是这样？除了这些常见的、道德化的、性别相关的批判角度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其它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种所谓的“道德化解构”和“保守回潮”，到底是不是真的源于道德和保守呢？笔者的观点是否定的——它的真正来源，是当代年轻人乃至广大网民在生活中遇到的实实在在的困境。

一、作为宣泄的“霸道总裁”与保守回潮

既然所谓保守回潮的实证场域是文艺作品，那我们也自然应该从文艺作品开始进行分析。界面文化的文章对从女性读者的角度解析浪漫小说内涵的文献进行了精彩凝练的回顾，但这一角度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毕竟，保守回潮的言论到底多出自男性还是女性网友，我们不得而知。基于此，笔者决定以当下最为流行的文艺形式之一——网络小说——为例，以男性/中性和阶级的视角谈谈读者对所谓“霸道总裁爱上我”桥段的真实感受与期待。请注意，“中性”一词的使用或会为某些性别研究者或女权主义者所不喜，毕竟后者大多数都认为所谓的“中性”或“一般性”往往仍然基于男性视角。在此，笔者使用该词，意在暂时跳出性别或女性主义的视角，将当下流行的网络浪漫小说放入所有流行文艺作品的全面框架中进行探讨。

从女性主义相关的文学脉络来看，以“霸道总裁爱上我”叙事为主要特点的当下中文言情小说，可能可以算是世界浪漫小说发展脉络的一部分。但如果从中文网络小说发展的脉络来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一些特点显然脱离了单纯的性别视角。在典型的霸道总裁叙事中，男主角总是莫名其妙地爱上女主角，并且在工作、生活的不同方面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气质：在工作上，他智慧、毒辣，执行力高，目标感强，能够做出很大成就；但一旦面对女主，他要么失去理智，一切时间、精力无限投入，陷入爱情无法自拔，要么温柔体贴无微不至优柔寡断，与工作中的杀伐决断判若两人。

不论是否是网络小说读者，我们都明确地知道这样的人物与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而这种现实生活中无法存在的人物与情节，在不同题材的网络小说中却层出不穷。为广大读者所喜爱的都市文、异能文和系统文，基本都是类似的设定：主角凭空获得了一种奇异的特殊能力，又或是得到了一套可以提升能力的系统，从此走上获得成功的道路。可以说，抛开霸道总裁文的性别特征，它与以上题材的小说别无二致——我们称之为爽文，意淫文，或YY文。尽管一般的通俗小说都会出现“主角光环”，但其至少会尽量将主角的艰苦奋斗过程叙述得自然而不突兀。但爽文文截然不同：它的目的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供读者爽，供读者YY。

我们当然不能道德化地批判这样的爽和YY——要知道，它们自有其现实基础，这样的基础我们可以从爽文的另一个特点窥见一斑。爽文主角在得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后，并不能立刻呼风唤雨：小说会细致地描写他/她如何利用这样的馅饼一步一步地取得世俗或精神的各方面成功。可以说，爽文的主角也得经过奋斗，但这样的奋斗在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其顺遂的过程和成功的结果。读者们所在意的，是体验这种指哪儿打哪儿的快感和顺遂的“奋斗”过程，他们欣赏的正是主角在实际上已经无所不能的情况下通向“无所不有”的每一处景观。而记叙和描摹每一处景观的能力，网文作者们一般称为“增加代入感”的能力。

没错，网文读者，包括欣赏霸道总裁文或类似言情小说的女性读者，需要的是代入感。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恐怕是没办法得到这种代入感的——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很难走上通往成功的道路，不管是通过天上掉馅饼，还是通过自身的奋斗与勇气。沉重的生活压力，同质化的生活内容，阶级跃迁的无望，都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不论是挣大钱开豪车，还是探索世界的奥秘，或是找到真爱并与其共同奋斗达至世俗成功，都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对爽文的欣赏，对“填上掉馅饼”叙事的代入，正是在以上的困窘生活状态中抒发情绪，寄托情感的绝佳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叙事风靡网络空间，并不一定意味着女性对于女性主体性和父权社会制度并行不悖的（或许是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可能相反地意味着女性这一期望的彻底破灭，正如一般性的网络爽文读者对于通过正常艰苦奋斗实现阶级跃迁这一期望的破灭一般。正是因为期望的彻底破灭，读者们才心安理得地在小说中幻象一切毫无现实根据的景象，以此获得情感补偿。

然而，这种虚幻的情感寄托是微妙、脆弱而复杂的。当一类文艺作品被标签化为理应与真实贴近，或一件真实的事发生在生活中时，这种虚幻的情感寄托会立刻走向反面。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保守回潮的现象，一般都发生在三类题材或事件中：第一类是经典作品，如《梁祝》与《泰坦尼克号》，第二类是相对来说较为重视真实性与合理性的当代通俗文艺作品，如电视剧和较为“严肃”的都市言情小说（请注意，笔者认为，这类小说天然与“霸道总裁”文不是一类小说，因此，笔者对界面文中“霸道总裁”文与世界浪漫小说发展一脉相承的观点持保留意见），第三类则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如各种娱乐明星、网红的私生活变故。在面对这三类题材或事件时，读者、网友乃至广大看客们的情感寄托会被主动或被动地打破：在“现实”和“真实”的假设下，他们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带入自我：凭什么这些题材或事件中的主人公可以这样做，为什么他们有能力不顾金钱、家庭、权力的桎梏，追求所谓的浪漫、爱情乃至自由，而为什么我却不可以？这样的诘问，发展到极端，则会化为融合了愤怒、无力和嫉妒的情绪，并最终披着“道德解构”或“保守回潮”的外衣展现于网络空间。

换句话说，面对这类在潜意识里被认为应当贴近真实的题材或事件，广大的读者、网友和看客会被从“霸道总裁”文创造的幻象中拉出，意识到“真实”空间中人的阶层、财富和自由度的巨大反差，从而形成失望，并将情绪宣泄在题材或事件的主人公身上。祝英台嫁给梁山伯有什么好？没有马文才就没有钱没有势，怎么过生活？贾宝玉就是个不知生活艰难的人上人公子哥，普通人要保护好那么些妹妹，得付出多大代价？凭什么林小宅想换男人就换男人，而我还要考虑各种各样的现实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霸道总裁”文的风靡，和所谓保守回潮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矛盾的两面。人们因巨大的现实困境与阻力沉浸于霸道总裁的幻梦中获取情感补偿，又因反映但不“真实”反映现实困境的文艺作品和题材被拉回现实，感受无力与愤怒。从这个意义上讲，将这种现象称为道德化解构或保守回潮是不恰当的，它更多地是一种基于对现实条件的无力感的宣泄。与其探讨道德与保守价值，不如多看看当下年轻人（或许尤其是年轻女性，但必须承认，年轻男性也面临着类似的压力）所面临的现实条件。

二、特殊的个体化与阶级固化

那么，是什么样的现实条件使得当下年轻人产生了这样的无力感呢？既然这样的无力感有关于家庭、金钱和权力，我们不如顺着这个思路进行思考。

在我国社会两性观念、家庭观念和经济观念的交叉点，个体化现象是不得不提到的一个趋势。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这一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er）提出，并由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等补充。个体化的概念起初是基于西方社会经验的：它所阐述的，是在全球化、现代化和风险社会背景下，在福利国家逐渐退潮的情况下，个人作为社会关系体系汇总的一个基本单元和社会行动过程中的一个实体单位，其独立性、独特性和主体性日渐得到展示和表达的过程。

这一观点被人类学家阎云翔等引用并借鉴到了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描述中。在阎云翔的著作《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他描述了个体主观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个人欲望合法化、自我发展被重视、年轻人的表达冲动增强等趋势。然而，阎云翔也敏锐地注意到所谓“我为我而活”的个体化趋势与中国社会背景的矛盾之处。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并非自发形成，而更多是在国家开放的过程中，被国家力量推动形成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将更多责任，有时是强行地放在了个人身上。人民公社、单位制度及许多相关福利制度的消解，不仅让个人挣脱了束缚，得以进行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但也让许多人被强行要求背上不确定性。这种在“个人并没准备好”，文化基础并不牢固的情况下强行开始的个体化，自然也有自我矛盾的一面。

当个体化的进程与改革开放一样迅猛向前时，新一代人们逐渐发现，自己要以自身的力量探索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新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传统社群的联系与力量逐渐瓦解，而国家与制度层面的保障却无法填补空白。此时，许多年轻人恍然发现，家庭才是最可靠、值得信任的资源来源和避险机制：不管是父母通过金钱与劳动支持孩子改善生活条件与人生境遇，还是子女依靠父母的人脉关系寻找破局机会，或是夫妻之间利用各自的资源与能力相互扶持，都是所谓“回归家庭”的重要表现。

相应地，除了利用已有的家庭资源外，年轻人在组建新家庭的原则方面自然也会向金钱、权力、地位、资源倾斜，这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其在亲密关系和择偶问题上的倾向。正如阎云翔所言：

以前谈论中国家庭生活的变化的时候，我提到了父权被削弱，大家族开始让位于小家庭，夫妻的自主性、独立性日益凸显……但这种从“反家庭主义”到“新家庭主义”的转变，其实是整个现代社会的特点。在强调思想独立、选择自由的同时，越发精细的劳动分工、越发纵深的发展恰恰决定了个体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独立，因为其衣食住行的任何细节都由别人提供，正如扫除实现理想的障碍需要多方面的帮助。

而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阶层固化无疑加重了这样的倾向。通过自主的艰苦奋斗，还能不能取得如上一辈人那样的成功？大部分年轻人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许多批判者认为，这是因为年轻一辈已经失去了所谓“理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就算是要坚持非经济层面的“理想”，如读书、搞科研、搞创造等，物质条件与资源丰度也是必不可少的决定性因素：生在偏远农村，家徒四壁，勉强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连高考都要和全省近百万考生过独木桥的“小镇做题家”，在实现“理想”方面哪儿北京高级中产家庭子弟来得容易？

那么何以让“理想”和“现实”都来得容易些，又何以让今后的人生不会拖累“理想”和“现实”？基于上文所论述的家庭的重要性，对于前者当然是要在亲密关系和婚姻中更注重金钱、权力、地位和资源，而对于后者，当然是要免于让亲密关系和婚姻“拖后腿”。推力和拉力在相互作用下形成合力，得到的正是我们所熟知的“门当户对”。

综上，如果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则，以比性别道德更加一般性的视角来看道德化解构和保守回潮问题，我们就能轻易地发现这样的现象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面对着中国特色个体化和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加深的局面，在生存策略方面回归家庭，并基于此产生对于讲究门当户对、注重金钱权势资源、拒斥浪漫爱情的“传统”价值观，实在是很自然的现象，而年轻人一边放弃现实梦想，沉浸于“霸道总裁”和都市异能的幻梦中，一边在被偶尔拉回现实时恼羞成怒，更是对立统一的矛盾。我们常用“传统”来形容陈旧事物的回潮，然而过去的事物真的会回潮吗？从过程性的角度来看，当然不会：过去的事物所能对当下造成的影响，恐怕只建立在其留在当下的痕迹，与当下本身的状态之上。所谓“传统”价值观，不过是社会新发展之下借传统之壳上市的新价值观，所谓“保守”，仅仅是面对现实困境所作出的防御性回应，而所谓“道德”，莫不如说是一种生存策略的外化。在面对这类现象时，我们当然可以从传统、保守和道德的角度进行批判，但更深层的，是如何改善这类现象得以“上市”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