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上海，去海拉尔，去游牧之地

出发前夕不算顺遂。

飞机下午一点半起飞，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在沈阳经停一个小时，随后再从沈阳飞往海拉尔。但前一天晚上宁波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可以预测的是等台风再行进一夜，第二天上海起降的航班一定会受到影响。

果然，早上8点起来收拾行李，惴惴不安地等待航班变化的消息，浦东机场的进出港航班列表上，赫然显示“大面积取消”的字样。等一大一小两个行李箱、一个随身背包统统塞满，艰难地拉上拉链，再焦灼地不停刷新航班起降信息，从上午9点到10点，浦东机场只飞出去几架飞机，多是国际航班，大概是国际航班耽误不起。时间再往后，航班动态上几乎都是红字：取消。

我的航班仍然显示会正常起飞，但谁也说不好，会不会在去机场的路上就取消，过了安检就取消，顺利登机了但因为天气变化而临时取消。窗外的天气是典型的台风天，风很大，乌黑云团过来时就暴雨，狠下一通又出太阳，再一会又黑云压境。在这班航班之前一周，我的预定已经因为疫情接连被取消两次，出行前十几个小时我第三次再度预定，结果机票因为管控原因无法使用，我还在等待平台的处理结果。这一班已经是我定的第四趟航班了，如果因为台风还走不了……我默默祈祷千万不要。

“你带伞了吗？”朋友问我。

“带了……？”我不确定。

第一次要去很北的北方独自旅行几个月，我没有什么长时间在路上的经验，更不用谈极寒的冬天在路上。我即将抵达的目的地，在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三四十度，比北极村漠河还要更冷。两个行李箱和背包里塞满了我所能想到的过冬需要的衣物，和在路上行走一两个月所需又有可能采买不便的物品，比如某些特定规格的卫生巾。主要是衣物。冬天的衣物实在是体积太大了，类型又多，毛衣、秋衣、羽绒服、手套、帽子、围巾……很难再考虑搭配和换洗。

我在挤压得十分紧实的背包里翻找雨伞，最后把整个包的东西倒出来，果然没有伞。其他行李里也不在，一定是昨天出门时不知道遗落在哪了。

朋友塞给我一把新伞，我再艰难地重新给背包里的物品排序。落地后需要换上的绒裤、外套，需要装在背包里过安检的电脑、充电宝、相机，在飞机上想看的书、一些零食。

目的地在3000公里之外。

幸运的是，飞机突出台风重围，顺利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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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里拿着的，是一张从上海飞往海拉尔的单程机票，航程五个小时。

抵达之后，我会在海拉尔停留几天，然后往北转至一个叫恩和的小镇。可能会在恩和学习养马，可能会再中转到其他地方。可能会停留一两个月，也可能半年。关于未来，我暂时只知道这么多。家人朋友问起，我也只能回答那么多。

这个决定做得很快，从决定到出发也就一个多星期，身后是在上海六年多的稳定生活，我的身份是编辑、写作者，一些项目的负责人，忙碌，规律。工作和生活的重叠度很高。现在它们都被拆散了，挤挤挨挨地压在二十个箱子里，八个寄回了老家，十二个暂存在普陀区一间五立方米的仓库。仓库月租金519元，我先租了两个月，有独立的门锁。仓库管理员嘱咐我钥匙一定要保管好，中途想取放东西都可以随时再来。另一小部分零碎的物品寄存在朋友家。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是八月底，我在成都，本打算在那里租个房。过去两个月我认真思考了离开上海、在不同地方游走的可能，去大理，或者去其他地方，始终无法做出能让自己立刻行动的“完美方案”。于是我想，要不去国内诸多城市中最巴适的成都住一住，那里舒服、有活力，生活成本低，可以把成都当做一个圆心和落脚点，再去探索和游牧。

用半年时间去游牧并尝试做一些个人创作，探索一些新的创作可能，是去年我为自己做的一个大胆决定，是我的新“工作”。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想要做一些和过去不一样的尝试，但不明朗。上半年上海的封控加速了这个决定的实现速度。做出改变去面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在更具摧毁力的庞大失序面前，显得不值一提。

但抵达成都的第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谨慎和胆怯。

虽然嘴上说着要去游牧，但我却一直在躲避真正的出发，我渴望变得更轻盈，更少负累，但同时也渴望确定性的安稳，两个都是我。于是离开上海去成都租一间房子，安置好之后再出发，像是一个其中一个自己欺骗另一个自己的缓兵之计。对啊，如果我那么渴望离开一个地方，为什么不立刻出发？

相比起过去已知的所有模式和选项，去游牧有太多不确定性了。当然会感到害怕。需要每月偿还的贷款，失去稳定的收入，未曾踏足过的地方可能会有无法适应的环境、饮食、住宿，缺乏足够好的体力，没有足够的独立旅行的经验以保护自己。超过30岁的女性，应当在职业发展上更慎重一些，中断原有的职业路径去做这样的冒险，是否意味着可能会失去更多“职业发展机会”而无法弥补……我可以轻松地列出一大堆阻止我立刻出发的理由，并希望自己拥有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便知晓这些，我发现自己仍然渴望离开城市，想要出发，去路上。

在成都那几日正好撞上四川限电，IFS外墙上的巨型熊猫在黑夜里扒在墙头，走在以往灯火通明的大型商业体街头看不清对面人的脸，奢侈品店里勉强维持照明，但摆上了大电扇用来降温。表面高效、光鲜、体面的城市生活，被欲望撑起的最耀眼的部分，其实很脆弱。人一定要生活在城市之中吗？去过让自己舒适的生活，到底有哪些支持和元素是必须的？

暂时离开城市也许会有答案。

因此到成都的几个小时之后，我决定不再延续去看房并尽快定下租房合同的计划，只是放松地玩几天，见朋友，吃串串，喝冰粉。然后回到上海把行李全部打包好寄回家，或者寄存在某个地方。

正式离开上海游牧的第一站，是内蒙古的恩和。那里有广阔的草原、森林，马和驯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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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恩和？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解释它。

朋友小鱼和她的先生光哥在那里的一座马场生活了一年多，养马，做骑马营，我先去找她。事实上今年年初我就和小鱼约定四、五月份的出行，去她的马场学习养马，去探访根河的敖鲁古雅驯鹿部落，生活在那里的鄂温克族人是中国最后还在森林中饲养驯鹿的部落。没想到所有上海居民的生活都被封印在了四、五月。因此在决定正式游牧的第一站时，恩和成为理所应当的第一站目的地。

解释这件事时我总是有些底气不足。

朋友们问，是申请了什么驻地项目吗？是有一份什么具体的工作吗？我勉为其难地回答，都没有。并且我除了回答这个决定的前情之外，无法再提供出什么像样的规划，没有什么一定要达成的目标，没有周密严谨的安排。这让“去恩和”显得有些儿戏。哪有人会这样突然这样不管不顾地就走掉啦？这怎么可行的啦？五险一金怎么办啦？

我只得再加上一个后缀，会在路上写作。

事实上我心虚得很，会不会写，写多少，写什么，也是毫无规划的。离开之前我和朋友们见面，拥抱告别，那些以为我有雄心壮志并信心十足的朋友们，都被我骗了。我心虚得很，我只决定了第一站出发去哪这一件事，剩下的，全都没谱。

从成都回到上海更接近八月底，距离把房子交还房东的日期只有五天，我需要在五天时间里完成所有东西的分类、打包、运输的工作。头脑做了一个决定，身体却还需要花时间去适应和接受，那几天睡到半夜醒来，看到满屋子的纸箱和散落各处的物件，我都会感到荒诞，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如此决定坠入动荡。

从作出决定到抵达一个地方，往往有足够长的时间用来发酵怀疑和不安。变动意味着把完整的东西打碎再重组。过往来自长辈或者家人的诘问，为什么要如此？为什么不按部就班？明明其他人都这样就很好，为什么你偏偏要走别的路？即便如今我已为自己独立做了很多决定，在经历重大变化时，依然会有这样的声音替代他人在责问自己，逼迫我给出无法反驳的证明，证明我的愿望和声音有其价值，可以存在。

打包家当时，我总是想起六年前在北京，决定离开生活了将近十年的城市、来上海工作的时候。十年的北京生活被打包在十个箱子里。几年过去，箱子又再长出箱子，十个变成了二十个。每次搬家收拾东西，我都要严肃地反思，为什么一个人生活可以累积那么多东西，好像要在一个地方长长久久地生活下去。它们让生活有安全感，但也让人变得沉重。

现在和六年多前很像，我收拾行囊，割舍和告别一些东西，只知道自己要去的下一个地方是哪，但具体做些什么，生活会如何展开，全部都是未知。没人可以给我什么承诺，我自己给自己兜底，试试看，几个月之后如果发现跑不通，有退路。

是不是人每隔六七年，就要经历一次新的碎裂和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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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去过草原，也从没骑过马。

最初我想去“游牧”时，更多指的是一种灵活的生活状态。没想到正式出发时是字面意义上的“游牧”，会去草原，去离马很近的地方。

目的地海拉尔属于内蒙呼伦贝尔市，在对外的介绍中，呼伦贝尔聚集诸多少数民族，其中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都是游牧民族，他们原本的生活形态就是在草原、山林中养马、牛、羊或驯鹿，随季节迁徙游牧。在一块固定的土地上耕种生活，是汉人的生活形态。

但飞机降落在海拉尔之后，扑面而来的是浓烈的东北气息。海拉尔所在的呼伦贝尔市在内蒙东侧，靠大兴安岭林区，近东北，通用语言就是“东北话”，人的民族特色很难在日常中被觉察。当然城市的民族特色十分显著，所有的标牌都是中蒙双语，蒙语在前，中文在后。关于海拉尔这个名字的来源，当地人十有八九会告诉你，是由蒙古语“哈利亚尔”音转而来，意为“野韭菜”，因海拉尔河两岸过去长满野韭菜。

海拉尔所在的呼伦贝尔市，这个城市命名，有意思。在官方辖区划分中，呼伦贝尔市政府所在地和主城区是海拉尔区，也就是我的航班目的地。呼伦贝尔市除了海拉尔区，还包括满洲里市、额尔古纳市、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等市辖区、县级市、旗和自治旗。提起呼伦贝尔，外界更常联想到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一片东西宽约350公里，南北长约300公里的草原牧场，贯穿呼伦贝尔市所辖的新巴尔虎右旗、新巴尔虎左旗、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旗和海拉尔区、满洲里市及额尔古纳市南部、牙克石市西部。但海拉尔本身在历史上就有很高的识别度，从清末的海拉尔城，到40年代以来的海拉尔市，名称和归属几经变动，2002年才从“市”变成了呼伦贝尔市的一个“区”。因此大家更常直接说海拉尔，说去海拉尔，也不会特别强调是呼伦贝尔市的海拉尔区。就好比一个外地人要去位于上海长宁区的某地，会说去上海，而不是去长宁区。

如此，落地海拉尔之后，我花了好一番功夫才搞明白为什么这座建于1932年、原名“海拉尔东山国际机场”的机场，要在2011年更名为“呼伦贝尔东山国际机场”，海拉尔和呼伦贝尔的关系又是什么。

当然不是在抵达海拉尔当晚搞清楚这些的。

那天晚上7点多到了酒店，经历一整天担惊受怕的焦灼之后，我倒头就睡。昏睡了11个小时。半夜中途醒来，远处火力发电厂红白环纹的烟囱汩汩地冒着白烟，在深蓝色的夜空平静而匀速地制造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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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拉尔的第二天晚上，面对视频那头的咨询师，我几乎要掉下泪来。

我沮丧地告诉他，觉得自己很差劲，虽然抵达了海拉尔，仍然有很多焦虑和害怕，对前方的不确定性有诸多担心，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适应。按照理想预设，我应该对接下来生活的展开充满热情和期待，应当有十足把握地肯定我想做什么事，如何去做，可能会有怎样的结果。而不是花时间在焦虑上。

说这些时，我被酒店房间里满桌满地的东西包围着。房间表面铺满了两天来我在海拉尔采购的各种生活用品。小鱼告诉我，恩和不比海拉尔方便，很多东西买不到。于是我购置了骑马需要穿的马靴，身体乳、洗发水、沐浴液，蒸汽眼罩、便携消毒液、便携洗衣液、湿巾，就在咨询开始前15分钟，快递小哥还送来了几袋方便面和八宝粥。甚至还有一双保暖拖鞋。我尽我所能地把住下一两个月需要的东西想得周全。我没有告诉小鱼，我紧张得很，并且为自己的紧张感到羞愧。即将前往的地方完全在经验之外，是不是即将一跃进入需要穿羽绒服的冬天，再冷下去最冷可以达到零下几十度，真的可以适应得了吗？我紧张得很，仿佛明天气温就要立刻变成零下四十度，而我毫无招架之力。我一点都不勇敢，做一些无谓的担心，预设最坏的情况。

咨询师顿了顿，说，你知道吗，你已经很勇敢了，做了很冒险的事，很多人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你总是选择去做一些难的事。

我愣了一下。

是吗？我是一个勇敢的人吗？

我在心里打着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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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拉尔的第三天一早，我就要搭车前往恩和，前两天的大部分时间，除了采买一些必要的物资，我都待在一间叫德志的咖啡馆里，看书。这家店的二楼有许多和呼伦贝尔当地有关的人类学、民族志的书，甚至还有一整个书架的蒙语书。我花了许多时间在那里阅读和当地民族有关的资料。

海拉尔很小，从靠近机场的酒店打车到市区，怎么走都是12块。城里的咖啡店自然也不多，但有一家星巴克，开于2021年6月，是中国最北的星巴克，距离中俄边境线只有100公里左右。令人意外的是，据说最北星巴克的星冰乐反而卖得不错，伴随漫长冬季的是漫长的供暖季，每年9月到次年5月，暖气充足的室内反而让人比在南方时更想喝冷饮。

打开大众点评APP搜索咖啡馆，在星巴克之后的就是德志咖啡。这间位于北方小城的独立咖啡馆，价格系统要比星巴克更高，我不喝咖啡，一杯果酱果汁的价格是30元。

日常打理德志咖啡的是一位蒙古族女士，宝日格乐，咖啡馆实际主人纳青的姐姐。

第一天在店里看完书，正要离开，我好奇向宝日问起这家店如何会有这么多民族志的书。宝日告诉我店里书架上放的书大部分属于她父亲和弟弟纳青，父亲从事新闻行业，也做中蒙和日蒙两种语言的翻译，而纳青是一位生态人类学学者，在日本做博士后，曾在蒙古国进行过十几年关于“蒙古游牧与草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相关性”的田野调查。几年前父亲病重，纳青从日本回国照料，顺便开了这家咖啡厅，后来父亲病逝，纳青回日本，之后因为疫情已经有三年没法回国，因此咖啡馆主要由姐姐宝日打理。除了书，咖啡店的一楼还寄售纳青从四处收集而来的小物，比如来自蒙古的山羊绒和牦牛绒毛衣、围巾。德志的名称也源于蒙语“精品”音译。

海拉尔本地人没有什么咖啡文化，来消费的多是来呼伦贝尔旅行，在海拉尔中转的客人，其中很多客人来自上海，会专程来打卡独立咖啡馆。宝日还说，店里一位姑娘今年年初特意到上海一家咖啡馆学做咖啡，结果正好碰上疫情封控。

离开德志之后，宝日给我再发来弟弟纳青的两篇专访。采访中纳青谈及蒙族人的游牧文化，之所以要在蒙古国做田野调查，是因为那里还存在真正的游牧文化，“这里已经没有了，全被网围栏分开了。”

第二天，我在德志读到了更多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调查记录。

其中一本叫《山上啊，山上！——鄂伦春猎民口述史》，是由人类学学者于硕、赵式庆在2014、2015年带领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课程的学生，在鄂伦春自治旗的古里乡、大杨树镇多布库尔猎民村、阿里河镇、扎兰屯市南木鄂伦春民族乡进行田野调查而采集的口述。

我第一次了解鄂伦春族，这个据说56个民族中现存人数最少的民族。大部分鄂伦春族曾经在森林中打猎为生，以氏族部落聚居，自从1996年禁猎之后，鄂伦春族走出山林结束了几百年时代的游牧生活。

他们在调查中讲述自己的氏族故事。

“我们鄂伦春的文化其实挺丰富的，现在都没人知道了。比方说过生日，我们没有日历，就看月亮算时间。我们能分出各种蹄印或植物，汉族人就看不出区别。”

“（19）96年禁猎要求缴枪，我不乐意，就没交……一直到（20）07年才交。上边来催我交枪，我不交。十年啊，天天来烦我交枪，我就是不理。（20）07年枪老得没法用了，子弹不走直道，横着走，不好使了，50米都打不准，我才交了。枪是我们生活的命根子啊。不打猎了，好在有粮食吃，不会饿着。可是野生动物好吃，狍子肉好吃，家肉不行。现在是没狍子肉吃了，我只吃牛羊肉，可牛羊肉没狍子肉好吃。”

“我很怀念从前打猎的日子，老是想起冬天怎么看动物的脚印，怎么推断猎物走了多远，走了多久。”

“我们猎民与大自然有天生的亲近，保护生态意识天生就非常强。那时候打猎，打多少都是自觉地控制，不该打就不打……等到后来都乱套了，这人都咋了，看啥打啥，打得啥也不讲究了……就这么折腾，整得差不多什么都没了，就剩人了。”

细细看完这些鄂伦春族人的口述，很难不感到难过。一方面我羡慕他们仍然能看得见，并知晓自己的来处，族人血脉的根源，有可以追忆的过去。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这些讲述本身有珍贵的记录价值，但很难说能够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声音能够如何被听到，所谓的传统文化保护在脱离了一个族群原有的生态环境之后，该如何进行。蒙古族尚且有自己的文字，那么像鄂伦春族这样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又该如何在漫长的时间中让族人确认自身的归属和来处？

遗憾的是，我暂时没有更多时间去更详细地了解这个民族，以及生活在这个地方其他族群的历史。

那天离开德志咖啡前，我还读到另一本有意思的书，叫《呼伦贝尔蒙古地名之我见》，作者是孛儿只斤·噶尔迪敖其尔、胡日乐。作者介绍中这样写道，孛儿只斤·噶尔迪敖其尔，曾于盟委组织部、行署办公室、市教育局等部门工作，2006年退休。这位呼和浩特市的前公务员在退休后用了十余年研究家乡的蒙古地名，其中也包括海拉尔的由来。

在研究论证中，他反对将海拉尔解释为“野韭菜”，而是根据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种子植物图鉴》得出不同的结论：“哈利亚尔”是葛葱，“高各得”是韭菜，前者“全身入药”，后者是“重要的蔬菜”，因此海拉尔应该是“银河两岸河曲草地野葛葱丛生而得此名”才准确。

似乎刻意要做一种区分，野韭菜是汉人的东西，寻常，我们海拉尔河边长的即便是野草，那也不一样。不可同一而论。这位蒙族前公务员的认真和幽默，稍微冲散了鄂伦春族人回忆的哀伤。

这一趟没有明确预期的“游牧”，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呢？

我不知道。和过去很长时间相反，近来对很多问题的回答，都是不知道，不清楚，不确定。不过这趟“游牧”，至少是从聚居着游牧民族的草原开始的。

作家迟子建曾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基于对鄂温克族的调研，创作了从“鄂温克族部落中国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视角讲述的民族故事。书中饲养驯鹿的鄂温克族人也过着游牧生活，但游牧的下一站不是由人决定，而是由驯鹿决定的。驯鹿总是能比人更敏锐地知道哪里有适合自己的食物和水源，白天出去觅食，夜晚归来，如果归来或者人需要去寻找它们的时间变得更长，那就意味着该搬迁了。人带着行囊跟着驯鹿走，驯鹿停在哪里，新的营地就扎在哪里。

不能说游牧本身没有目标，游牧的目标事实上是明确的，朝着更适合的生活可能去，那个“可能”会自然出现。因为此地、此时的状况，不再适应于人或动物在当下的状态，移动成为必须。在城市里待久了，人也许会失去在自然中与生俱来的，知晓当下是否适合自己的灵性，失去与自然神灵连接的能力。

在路上，我后知后觉地反刍咨询师对我说的话。

我本身已经是一个勇敢的人吗？是这样的吗？我不认为自己勇敢。大多时候对自己苛刻，很难真正放松，总是能找到认定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勇敢这样的词，不会主动贴在自己身上。我太在意“正确”和“对”，总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经不起审视和评判。

可以暂且这么相信，暂时不苛责自己不够勇敢，不够正确，不够好吗？选择去做没有尝试过的事，胆怯、害怕、焦虑，是多么正常的事啊，对吧？它们不是不好的事情。这些胆怯、害怕、焦虑、紧张，应当会促使我在路上再多一些小心，为自己构建多一重保护。

离开上海之前，想到可能好几个月都不能走进剧场，我特地“斥巨资”去剧院看了一场演出，一出亲子剧，叫《就让我变成一座山》。剧本改编自黑塞的童话《法尔度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在一座叫法尔度的小镇上，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神秘人，能够满足小镇所有人的愿望。小镇居民们纷纷许愿，想要一头漂亮长发、想要美丽的房子、要很多很多的钱，等等等等，神秘人都一一满足。

最后许愿的是一位小提琴手的朋友，他的好朋友小提琴手变成美妙的音乐消失了，他很伤心，于是许愿让自己变成一座山。

千百年过后，小镇的居民无论曾经许下什么愿望，都已经烟消云散，唯有山仍在小镇旁。山立在那里，时间久远到他已经忘记自己是如何变成一座山。突然有一天山听到熟悉的小提琴手朋友的音乐，才想起自己变成山的缘由。这时神秘人再度出现，允许他再许一个愿。

最后一个愿望被许下后，山体崩塌，海水漫溢，小镇彻底消失了。

他许的愿望是，我想变得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