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躺平与破防：这一波人类文明到头了！

困于过去，惑于未来，这是人生常态。但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阳历年和阴历年之间这段时间，还是免不了要回首和展望一番，这已经成了一种仪式。仪式性很必要，不可少，但也要注意，凡是成了仪式的东西十有八九都会在例行公事与习以为常之中丧失自己的仪式性（内涵）而沦为形式主义，也就是徒剩下一副有仪式没仪式性的空壳。

如标题所示的这篇文章本来早就计划要写的，但拖来拖去竟然“撞年”了。那么，咱们为了避免陷入雷同乃至于形式主义的车轱辘话，就不得不趁机整点大尺度、长时段、有刺激的——可别想歪了，我说的可是认知、思想与历史范畴的。

回想过去的这一年，这两年，这个时代，这个世界，我脑中就会浮现出时下正在“大流行”的三个关键词：“内卷”、“躺平”与“破防”（还可以加上“做个人吧”），这就是我的观念中的这个世界之现状的写照和隐喻。内卷不止，灾难不息，但依然在肆虐的“疫情”及其次生灾难本身并不是病因，而只是症候，反过来，它也的确加持和迭代了我们每个人的困境，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人真切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与人类之“同体大悲”——同一个地球，同一款“系统”，同一种命运，这已经开始的一切无不表明我们这届人类正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之中，无远弗届，不由分说。

那么，搞清楚这场大危机的本质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成了当前的首要问题，最为必要、重要且紧迫，说多少遍都不为过。既然不由“分说”，那咱就只能“整说”——从整体上着眼、全局性思考和综合性判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其本质（症结），对症下药，有效治疗。

基于这样的病理学思路，我个人谨慎地得出的诊断是：这一波人类文明到头了！“内卷”（熵增）、“躺平”与“破防”或“做个人吧”这套3+1联流行语所写实和隐喻的正是“困在系统里”的我们每个人几乎已经到了一种再也hold不住的临界、解离甚或败坏的状态。但请注意：“这一波”指的可不是几十年或几百年，而是自轴心时代以来的这一长时段、大历史的尺度；之所以加上了感叹号，是因为这事儿的确足够大，搞得我情感和心理上几近“破防”，只是我并不想“躺平”（凭天由命），而是要做点什么，必须做点什么。

 “轴心时代”概念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一书中提出来的，用来描述和概括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同时出现在中国（儒家）、印度（印度教-佛教）、伊朗-巴勒斯坦-希腊（三者后来演化合成为基督教文明）等地区的精神现象：人们开始意识到其整体的存在、自身的存在及局限，感受到了世界的恐怖以及自身的无能为力，在无底的深渊面前寻求着解脱和救赎，而这些都是在反省之中产生的，意识再次意识到其自身，思想指向了思想自身，因而产生了精神上的斗争，凸显出最为矛盾对立的可能性，乃至于陷入了精神混乱的边缘。由此，产生了我们今天的思维依然在沿用的基本范畴，当下的生存依然在依赖的世界宗教（即儒教、佛教和基督教）之萌芽，而此前的神话时代也至此走向了终结。在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雅氏的观点才逐渐得到了学界的接受而成为一种共识。

但是，在我看来，雅氏和后续的一些观点，其不足之处在于：至今依然停留在非常笼统的层面，推崇-仰视有余，批判-俯瞰阙如，也就是缺乏超越我们依然身困其中的轴心时代所建构的范式和“系统”的哲学洞察。不过，从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来看，这也在情理之中，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从“批判”（Critical）的词源学来看，它也就是反思、划界与分析的意思，而“超越”（Transcendent）或者说“Meta”（在……之上）则是哲学的基本构件，也就是说，只有越出、体验并获得了（超越）一个比已有的低阶范式更大、更高的高阶范式才能够反过来向下看见（俯瞰）原先的低阶范式的真实界限所在（划界）且看清自内部的逻辑（分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也表达了相似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立场：“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

当然，由于“轴心时代”这个议题本身及其涉及的范围实在是太庞大，我也只能在这篇短文中极为简要地说一说我站在人性的立场上的哲学与心理学层面的理解与批判——没有“理解”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

1、要解决如何看“轴心时代”以及如何看各种关于“轴心时代”的看法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设定一个基本框架：人类社会的事务无不是在三大基本关系/范畴中发生、作用和演变的，即人与自然（神秘）的关系、人与他人（族群）的关系、人与自我（灵性）的关系，如果这没有争议、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各种关于“轴心时代”的论述而洞察（insight）到：“轴心时代”标志的正是当时当地的族群面临的问题域正在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导的组织模式转型为人与他人的关系为主导的组织模式，曾经的祭祀、巫术和神话的行为-观念-组织模式逐渐由政治（战争）、伦理（宗教）和省思（哲学）的行为-观念-组织模式所冲击、竞争或替代；之所以会几乎是“同步性地”发生在当时的中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和希腊，尽管可能有一些人为的偶然性，例如游牧民族的侵犯与冲击或族群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等，但其位于大约北纬25度至北纬35度区间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具有的环境复杂性及其激发的主体自由度则是其中的关键和必然的因素，太冷或太热地带的复杂性及自由度由于相对较低因而不利于文明的发展和进化。

2、那么，“轴心时代”的基本问题，即是如何在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主要问题的时代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那种已经失灵的、有效且可持续的组织模式和族群秩序问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问题，而政治的核心问题则是由谁最终说了算（谁可以当权威）以及如何防治被僭越或颠覆（谁可能是僭主）的问题，这是同一个事情的两极，或者说，一枚硬币的两面。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复杂作用下，便诞生了至今依然在主导、组织和左右着人们的头脑和心灵的“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尊卑等级体制和绝对主义范式，所谓“权威”，即“至上”，即“绝对”。例如，孔子在《论语》中主张的是“己”与“礼”（克己复礼）与“欲”与“矩”（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二元对立但后者对前者的绝对支配（延至宋儒理学便成了”存天理，灭人欲“），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则是“激情”（血气）与“理性”、“僭主”（欲望的化身）与“哲人”（理性的化身）、“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的二元对立但后者对前者的绝对优越（延至基督教则是禁欲主义与“上帝之城”绝对至上于“地上之城”），而佛教则以一种反尊卑等级主义的倒转形式在心理-逻辑上又进了一步，或者说是前两者在心理-逻辑上的最终完成形式——不仅要克服欲望（我执）及其客体（我所执），还取消了欲望的主体（无我）。但至今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这样的“二元对立”式的驯服欲望/血气（僭主）的模式其实是失败的，因为“欲无欲”（例如“无欲则刚”）或“欲理性”本身也是一种欲望，而且，尼采在其中发现了“一元至上”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如今看来，这样的思想范式如果说不是服务于那至少也是同构于、暗合于同样是在轴心时期崛起并最终成型的帝国政体（主奴结构与殖民主义），东方的代表是周-秦-汉帝国形态，即一套以祖宗（宗族）-血亲-情感为轴心的组织模式和政教秩序，象征的是人与家族或宗族的伦理关系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人与宗族之外的他人的道德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知识关系被挤压到了边缘和底部，这就像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西方的代表则是希伯来-古希腊-罗马帝国形态，即一套以上帝（自然）-信约-理性为轴心的组织模式和政教秩序，象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谁也不能绝对主导谁（“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因而才会有后来的政教分离，这是西方后来的整个近代世界和“现代企业制度”的种子和原型；两者所不同的只是在“术”及其“度”的层次，这也决定了各自内部的技术形态、组织规模和自由度之不同，但两者在“道”的层面即“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范式，其实并没有实质性不同，这也决定了它们在骨子里都是偏执、冲突和失衡的因而注定会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3、不管是儒家精神中的“欲”与“礼”（合乎宗族秩序中的名分）还是西方精神中的“激情”与“理性”（ratio，合乎自然秩序中的比例）的二元对立，无非也就是尼采在探寻悲剧的起源中所发现的古希腊的狄俄尼索斯（酒神）精神与阿波罗（太阳神）精神的二元对立，其所表示和象征的其实就是人性之中缺一不可的“二元性”或者说“两极性”，但其理想状态并非是“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而是如阴阳鱼、双人舞或量子纠缠般的“一而二，二而一”的辩证关系，因为我们可以在人之“理性”的极限之处发现“情感”（爱欲），也可以在“情感”的极限之处发现“理性”（认同），它们之间具有一种神秘的互渗、调节与转换的机制，这种神秘性的辩证机制（天机）是我们至少是目前依然难以搞清尤其是无法“实证”的，但我们没有理由、更没法“实证”否认它的存在。但是，轴心时代所确立的“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心智范式却会不可避免地压抑乃至破坏这样的人性辩证法而造成自我冲突乃至人格分裂，它就像是特洛伊木马，通过教化和内化、规训与惩罚而植入到了后世的文化和人格当中，这在历史的演进和流变之中迟早会迎来自身内部的冲突、逆反和崩溃，用中国的古话来讲即是“物极则反，命曰环流”，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则是“被压抑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西方近代以来的文艺复兴、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即是其集中体现，同样是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国也产生了以王阳明、李贽等为代表的思想运动。但是，这样的思想运动之局限在于：只是对“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中的“一元”进行了逆反和倒置但并没能在根本上触动“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轴心范式及其基本范畴、概念网络、思维方式和欲望结构本身，例如，王阳明把曾经的“理”的绝对地位逆反和倒置为“心”的绝对地位，马克思把曾经的“唯心主义”的绝对地位逆反和倒置为“唯物主义”的绝对地位，尼采把曾经“太阳神精神”（理性）的绝对地位逆反和倒置为“酒神精神”（激情）的绝对地位，如今的人们则是把传统的“信仰”的绝对地位逆反和倒置为虚无主义的绝对地位，等等；以政治领域为例，西方近代以来把帝国政体中君主的绝对地位（君权神授）逆反和倒置为个人主义的绝对地位（天赋人权/“我”权神授），名义上是由“一元主义”变成了“多元主义”，但这只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每个人的心智和思维却依然是“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绝对主义模式，过去的“君主”变成了“我主”、过去的“一个山头”变成了多个“山头”而已；再以虚无主义为例，其宣扬“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无所谓”但却是除了“要绝对相信自己的‘不相信’、绝对有所谓自己的‘所谓’”自身以外，这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而已，在其意识最深处隐藏的其实是“自我至上”的“权力意志”，由“外在殖民”逆反和倒置为“内在殖民”（自我专制/自我SM）。因此，作为轴心范式内部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世界，也就和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与王朝更替一样，只是呈现为只换权威、换修辞但不换结构的“主奴辩证法”、“城头变换大王旗”和“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的荒诞景观。

如果把“现代性”（Modernity）界定为走出了“中世纪”，而“中世纪”象征的是帝国政治、主奴结构与殖民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拉图尔的观点：我们从未现代过。在我个人的历史分期中，我会把轴心时代之前称为古代，把轴心时期之后至今的整个历史阶段称为“轴心时代”或“帝国时代”，同时也是“中世纪”；文艺复兴则把轴心时代/“中世纪”分为了上半场（正题）和下半场（反题），如今我们依然未能走出中世纪帝国时代，依然困在轴心范式所建构的二元对立及二律背反的母体迷阵（The Matrix）和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s）里而找不到通往“人之为人”（Human Being）的人间正道的历史出口，但的确，我们已然站在了中世纪的“赛末点”，身处轴心范式的“合题时刻”。但问题是，“合题”并非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自然演化和自主性展开，而必须经过人类主体艰苦卓绝的创造行动才会成为现实，而后者是有条件的，而且条件相当苛刻。

当然，身处21世纪的今天的我们，尽管依然深陷轴心范式而不能自拔，但还是应该抱持一种对于先辈与历史的“同情之理解”：轴心时期也是一个冲突、战乱与苦难的时代，因此可以推断，这也是一个充满了匮乏、恐惧与创伤的时代，正如俗谚所说的“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惶惶不可终日先辈们自然是会急切地寻找重建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救世、救赎或解脱之道，渴望抓住“救命稻草”，渴望“救世主”的降临，例如，我们可以把“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与“热爱几何学、驱逐诗人”的柏拉图视为秩序至上主义者。那么，在如此之现实情境、精神状态和“旧世余绪”（祭祀、巫术与神话之文化残余）之混杂中诞生出“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组织模式与秩序建构，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不过，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应激性的、急于求成的、具有条件反射式乃至于创伤式的“简单粗暴”的反应模式，就如同是把所有人都关进同一个笼子里，把所有人都绑在一张普罗克汝斯特斯（The Procrustean Bed）之床上，不仅为后世至今的一连串历史事件埋下了结构隐患且设定了思想局限，同时反过来又通过教化、内化和强化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创伤再生产”（Trauma Reproduction）和代际传递（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以至于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性地会把“二元对立”的经验当成自然、把“一元至上”的历史当成了天命，理所当然，习焉不察，基本上完全丧失和遗忘了对其范式本身进行超越经验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再考察的意识、勇气与能力。是的，Time to fly！我们的确太需要一场历史深处的哲学超越、一场灵魂深处的自我转型了，但是，这却会遭遇深刻的悖论，“冲决网罗”的谭嗣同、“礼教吃人”/“救救孩子”的鲁迅和“重估一切价值”的尼采就是这样的轴心范式及其缔造的悖论结构的典型代表和悲剧人物。

正是在对由“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轴心范式所塑造的轴心时期以来的历史的系谱学考察中，同时也是作为身困其中的经验者、创伤者和反思者但最终并没能成为超越者（超人）以至于发疯的尼采洞见到了轴心范式深处也即自己的灵魂深处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和“永恒轮回”（The Eternal Return）。尼采想要“重估一切价值”，想要“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其中的“一切价值”也就是轴心价值、“这个时代”也就是轴心时代，但问题在于，尼采自己却依然困在轴心范式里面“兜圈子”（倒转）而没能真正走出来，这也就造成了如同“自己提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的悖论，或者说，就像是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用力过猛结果导致了自我崩溃。所以，在我个人看来，尼采的思想，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症状，其以心理逆反和二律背反的方式在自己的“理想国”宣告了“上帝之死”并驱赶了“事实”、“理性”与“道德”，而这与尼采自己所批判的柏拉图在自己的“理想国”里驱赶诗人与激情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结果就只剩下“太阳神”落入西山之后孤独的“酒神”在漫漫长夜里以自我为轴心的自恋与狂欢，但是，我们已经一再说过，这只不过是帝国范式的倒影，如同虚无主义是基督教信仰的倒影一样，最终会变成“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因为，这只是如同少年对原生家庭的“心理逆反”，但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真正独立的根基和源泉。

尼采的思想经过了一个世纪的传播、共鸣和接受（创伤症候群），当今这个全球化世界已经深度变成了一个“有意识”的尼采化世界：一个“太阳神”被驱逐之后的去事实-真相化（视角主义）、去理性-规则化（相对主义）和去道德（虚无主义）的“酒神世界”（酒驾世界），作为资本主义精神之体现的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成了当今的世界精神，而追逐“优越感”和“自我权力最大化”的精英主义者则成了当今时代的“超人”，“必要之恶”（例如剥削、净化和“取消”）则顺势实现了“赤裸裸”的正当化、技术化和美学化。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与纳米芯片等技术形式和意识形态的推进，“权力意志”已经跨过了福柯所说的“权力的毛细血管化”阶段而迈向了《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所说的“皮下监视”即“权力的皮下监视化”甚至是“权力的基因化”阶段，Google曾经的“不作恶”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谎言和笑话，腾讯提出的“科技向善”口号，即便是出于善良和诚意，但由于其不过是“二元对立”的又一次逆反和倒置，如果不触动和改变自轴心时代以来主导着这个世界的思想范式、文化传统和帝国模式——现在已变成一个每个人都困于其中的超出了传统民族帝国范畴的全球主义的“资本-政府-技术”（Capital-State-Tech）的三位一体帝国系统，那最终就不可能兑现承诺。媒体出于轴心文化无意识的“腾讯帝国”称呼本身即是一种颇具反讽意味的隐喻。

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戳破一个迷信，即技术主义者们所信奉的“技术自主性”（技术神学）显然是一种假象，事实上并不存在。技术的创新和迭代只能通过人类的主体创造性才有可能实现，但后者并不是无条件和必然的，而是有条件的，且是相当苛刻的，正如作为“公理化方法”（即“理性”之提纯与系统化）ד实验方法”（即“经验”之提纯与系统化）之产儿的“科学”这一智识形态只是诞生于西方而不是其他文化一样。人工智能的底层驱动其实是“人工”（人类的主体创造力），而“人工”（人类智能）的底层驱动其实是“天工”（自然智能），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一个“人工智能（技术）-人文智能（人才）-自然智能（天才）”的三位一体系统，后者为前者设定限制并创造可能性。

严格来说，作为手段（Mean）并不“自主”存在的技术并不“中立”，其善恶取决于投资、设计和操控它的主体网络之目的（End）及其目的论（Teleology）的善恶。如果这个世界以尼采式的“超善恶”（即恶的正当化）的“权力意志”（Will）为共同目的（Common End）也就是轴心（Axis）——事实上已经如此，那么，作为这个世界之一般手段（general mean）的技术就必然会变成恶的：上半场时，其对少数人有好处，对多数人有损害，下半场时，则会变成对所有人都是恶的。特别需要提醒的一点是，在如今这样的加速时代，好坏善恶的上半场与下半场基本已经可以浓缩在一个人的今生今世而成为“现世报”。

如今，我们身陷的这个只是平移、迭代和强化了轴心时代的“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二进制CST系统已经通过美其名曰“科学管理法”的KPI算法全过程锁闭、窒息和异化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的连接、善意、爱欲以及创造性潜能（要知道创新的本质是由创造性主体所建构的诸要素间之有意义的新组合（新的功能整体）），以至于这个依赖信贷、创新和消费的系统本身业已处于难以为继的滞胀状态和崩溃的边缘。而且，经过现在依然看不到尽头的“疫情”及其次生灾难之加持和加速之后，这个已经在“加速退行”的全球化的世界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种如自我吞噬的咬尾蛇般的内卷（熵增）、破防与躺平的临界或解离状态。因此，我们可以说，轴心范式如同钟摆一样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历史周期，轴心时代以来的这一波人类文明到头了！我们又站到了轴心时代的起点，再次陷入了一个全局性的“礼崩乐坏”、情理不通和冲突四起的“战争状态”因而需要重建文明的“至暗时刻”。但问题是，这一次，我们必须超越“二元对立但一元至上”的绝对主义范式，必须在我们自己身上克服“尼采”（权力意志），否则，所有重建的努力都不过只是悖论性地再一次指向历史的反复与帝国的轮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