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好奇心日报》的“北京故事”：空间真的在连结我们吗？

知道《好奇心日报》要做一个“北京故事”的系列，我十分期待。一是这家媒体被关了N次“小黑屋”，经历了裁员和重组，在如此严苛的审查环境活了下来，着实令人庆幸；二是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几年，这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是我熟悉又陌生的地方，我很想知道它会被如何拆解。

读到现在，有以下几点感受：平淡，随意，接近白描，质感就像夏天时飞机拉过一条白线的天空，颜色很浅，带了点淡淡的忧郁。

很少有媒体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接近北京。想想GQ写过的后厂村，30万白领的孤独在此处交织，你能看到这个横亘在五环外的神奇场域，不仅吞没了生活的想象，甚至还负责销毁欲望，但你又惊讶于文中每一个人微弱、渺小的挣扎、反弹、不甘心。或者再想想那篇十分经典，被业界称为“密恐式写作”的《北京零点后》，用密集出场的人物和数字表现了城市的脉搏感和流动性。但这些似乎都被《好奇心日报》摒弃了。故事的冲突性，写作技巧，表达的张力，统统被淡化。

写人们跳广场舞、玩滑板、在大太阳底下拉生意，是有风险的。人们强调刺激，追捧名流，质朴的故事自然就没什么市场。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媒体在追逐名流和大公司的舒适圈中打转时，《好奇心日报》已经开始了一项了不起的实验——为中国的城市写日志，真真切切地去描摹那些没什么离奇故事的普通人。

有一点发现：几个以年轻人为主角的地点（如UCCA尤伦斯艺术中心，中关村广场）我基本都去过并且熟悉，而大部分以中老年人为主角的地点（如东单公园、唐家岭、首钢园区、方家胡同）我基本都没去过并且毫无概念。这让我感觉很神奇。一方面感叹北京真是大到让人陌生，另一方面又感叹空间与人群的关系是多么微妙。我可能和几百万老人共享一座城市，但并不共享空间。

就像东单公园里，见过风霜的同性恋者仍然飘在“浪骚亭”，去等待一个“朋友”而不是“恋人”。我能感到那个封闭年代砸在他们身上的雨点，已经快把他们淋成了落汤鸡。他们记得公共浴池，记得公厕墙壁上的陌生号码，记得对方对自己说“想做个正常人”，记得千千万万次时间凝固的样子。当我在三里屯的一家同志酒吧微醺，看着眼前穿亮片衣服的变装皇后开始和人群斗舞，大概不会想到几公里外，可能会有一个失落的中年背影，倚着公园的亭子抽着烟。

就像五环外的唐家岭，或者无数个散落在地铁终点站周围的睡城，十点钟还有手抓饼和烤冷面，路边的树只有碗口粗，大妈的广场舞或者大爷的抽鞭子是为数不多能听见的声音。我去过几次这样的地方：突兀的整齐划一的住宅楼，配上方圆数公里的荒地。这种空间莫名会给我一股强烈的征服感和压迫感。找点好吃的？没有。找家咖啡馆？没有。找个健身房？没准有，但说不好一个月就倒闭，老板卷钱跑路。就是那种彻彻底底被生活打败的感觉，只能在这里有张床，有个窝，但没什么可以给肉体和灵魂赏赐的地方。它过于临时，过于体现和暴露功能性，因此显得十分单板。我不喜欢这种没有想象力的空间，心想着自己要是住在这种地方早晚会疯掉。但是，千千万万北漂都在这样的地方生活，忍受着长时间的通勤和拥挤难闻的地铁公交。我厌倦的空间，就是他们每天超负荷运转后，唯一能释放点自我，或许还愿意称之为“家”的地方。

上周我去一个社区文化中心，采访了它的运营者，一个做了很多年草根文化运动（grassroot cultural movement)的艺术家。她说，在英国，艺术表达和艺术的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似乎被限制了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白人、中产阶级、富人聚居区。这也让我去思考，中国是否也如此。

艺术也好，拥有充分表达的空间也好，注重想象力的景观设计也好，它们的通道似乎真的只对一小群人敞开。拿北京举例，良好的文化和空间资源只集中于少数区域，在它们以外实际上是大片凋敝的社区和空间，在其中活动的人群也是隔绝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中产和低收入者，本地人和外地人，乃至于亚文化内部裂变的人群......私以为，北京的空间并没有有效地连接个体，甚至是在创造分裂。而城市的诞生，其本意不就是连结更多的人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未来，东单公园的同性恋者不必只委身于“浪骚亭”，而拥有他们的酒吧、歌厅、球场和养老院；还有那些每天坐到地铁终点站的“钟摆人”，可以在家附近找到一个文化中心，可以社交，可以打球，可以学习画画，可以带小孩来学乐器......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未来，好的空间不等于明亮的玻璃幕墙和充满几何感的室内设计，而是不起眼的小胡同里老年同性恋喝酒聊天的吧台，是五环外，六环外一个小小画廊的一盏灯。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未来，空间能丢掉看不见的“墙”，可以追着想象力的光，跑到我们自己都想不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