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乡土逻辑和国家治理逻辑的冲突和摆平

前言

如果说有一本国内的社会学书籍能够像报告文学一样细致地理清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并且还可以生动地描述这件事，最后还可以升华出和传统观念不一致的现实逻辑，那么应星的这一本《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绝对符合上面的条件。作者破除传统民族志“客观性”、“科学性”的神话，以报告文学的形式、以第一人称作为旁观者和半参与者叙述整件事。作者也没呀仅仅停留在解读现象这个阶段，而是结合现有理论（甚至包括福柯的权力生产学），分析其中反映出来的逻辑，最终得到了和费孝通等前辈不同的、对于乡土人民的生活逻辑的理解，并且解释“地方贪官”“青天大老爷”的印象的生成逻辑和官员摆平乡土事件的逻辑。

一

本书谈的是两个并不少见的话题：“大河移民”“上访”。前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量修建各型水利工程的结果，后者是当局赋予群众的一项督促基层改进工作的权利。按理说，在各种水利工程修筑的时候，基层政府不能保证每次群众都会满意于搬迁的政策，而政府本身决策受到各种主观客观条件限制，例如当地有限的自然资源、财政资源、复杂的非正式制度，因此难以满足群众的要求，也很难做出大的改进。

因此，上访成为必然的选择。上访，顾名思义，群众越级向更高层政府反映情况并督促整改。然而，很明显，如果高层认真对待每一次上访，就需要一次次地运用运动型治理机制，叫停科层制政府的常规运行。这一过程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不符合科层制政府运行的循规蹈矩的特点。所以更高一级的政府未见得会认真地对待每一次上访。然而，底层百姓相信远在天边的“青天大老爷”，认为他们会做出“公正”的判断，只是基层官员不愿意认真履行罢了。因此他们对于基层官员采取合法的“纠缠”，对于按规章办事的政府运行采取有组织性的、处于法律边缘的“冲击”，对于上面派出来的专员则是哭诉……用应星的话来说，这一上访和对抗过程就好像是一个舞台，各方登台表演，最终是做给上面，也是做给绑在同一辆利益战车上的人看的。

上访者的纠缠大大降低科层制政府的运行效率，因此官员急于去解决这些上访者。阿克顿勋爵说过，政治是妥协的艺术。这些官员希望通过和具有话语权的上访精英们谈判、妥协以让他们回家。然而谈判需要很高的技巧，妥协力度的把握、谈判前后所需要的工作都需要得到控制，否则太强硬，移民不会罢休；开的口子太大，又会让其他有类似经历的群众觉得“一碗水没端平”，还会让精英们看到政府软弱，得寸进尺。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谈判和一系列官民冲突，双方最终会达成一个和谈判双方任何一方原意相去甚远的协议，上访就此结束。

二

如果认为应星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解读，也就太小看这本书了。应星在基层见到了上访群众和官方之间各种勾心斗角，从弱者（上访群众）反抗的理论武器到官方应对他们的话术和权术。应星不仅仅总结这些斗争的武器，还深刻地分析这些武器是怎么出现的，其产生背后的深刻逻辑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上对于乡土生活描述和理解类似于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田园牧歌式乌托邦生活，而中国乡土人民则是以“差序格局”的目光来看待周边的人。然而应星在经过一系列的上访之后，发现这种印象过于简化中国乡土社会的状态。应星指出，看起来式“非讼”的，是安宁祥和的，是平衡的；但是祥和不等于没有矛盾，平衡不等于没有斗争——在应星看来，乡民之间的平衡往往是相互推挤、暗自较劲的结果。虽然表面上基于礼、基于徳，他们不会发作，但是通过各种非正式、非公开的方式——就像书中上游5组人去偷窃电石厂的东西一样，因为农村没有真正的法理权威，只要民众认为“符合道德”的事情，就算违法，他们做了，被害者也只能吞声。这就造成一种虚假的“祥和”。

而“差序格局”在应星那里也被改写了，变成了三维对比——作为自己和自己常规时候对比；作为农民和其他农民对比；作为抽象的人和其他人对比。第一个是可以说是把小农经济的封闭当作必然的思维，期待着一种封闭的、稳定的生活。这种思维导致他们对于一切人力打破的常规都期待着补偿；第二个对比则是等级秩序的产物。当国家权力赋予农民这个身份时候，他们已经被权力体系纳入到同一等级上了。权力告诫他们，每个等级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是那么容易跃迁的，但同时也承认了同一等级是没有差异的。因此他们一方面指责基层不“一碗水端平”，又毫不怀疑上级的权力。这就牵扯到第三个对比，尽管等级差距是显然易见的，但是被权力规训、扭曲过的农民对于自己的等级只能认命，但是心有不甘，经过积淀，这种火气会被发泄在基层的政府官员上面，而自己低等级的无力感又促使他们渴望“青天大老爷”来帮忙。这种印象，我们可以看到是距离感产生的——青天大老爷远在天边，但是基层官员近在眼前，对于后者不满意的农民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前者；在中国文化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思维的诞生——中国很少有西方那种完全家破人亡的悲剧，相反，相当多的戏剧和民间传说都强调现世报，塑造出光明的结局和光辉伟正的上天——这个上天就带有更高层的隐喻。顺着我们应星的福柯思路，我们看到了权力在农村运作的痕迹。

三

除了农民思路的解读，本书还涉及权术的解释——既是上访精英对于群众，也有有关部门对于上访人们。上访精英和群众关系很接近于霍布斯国家的产生（不过产生背景有明显区别）——一群人因为畏惧官方，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少部分人，让他们代为执行，而这少部分相应地要保障群众的利益。事实上，上访精英的操作比这个复杂多了。上访精英不是霍布斯期待的那样完全为着群众利益，而自己有着自己的算盘——比如文中，那个上访头目许老师，多次试图用电石厂贪污一事来上访，为的是将本地的官员撤换一遍，防止他们报复——然而这个和群众利益无关。当他们忙于自己的利益，就可能就招至群众的质疑，那么他们就会通过组织群众性运动、亲自去找官员对线来加强内部团结——这也是政治礼教化的一部分，通过表态、表面的行动、炮制敌人来强调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用符号逻辑加强内部团结。

相应地，政府处理则也有一套自己的权术。中庸之道、和稀泥乃至大而无当的废话成为了调解的重要话术——故意说话含糊不清，便于日后去解释，为以后防止打脸留下后路；“官僚主义”将个别官员贪腐现象上升为一批官员的作风问题，看起来打击范围大了，实则减轻每个人的过错，让当事人逃之夭夭。

“一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明真相的人-眼睛雪亮的广大群众”这个官方定责的话术，刚好对应民间话术“基层的贪官-地方的清官-高层的明君”，成为双方互相攻讦的经典词汇——双方都认为自己都代表本等级所有人，并且认为对方并不能代表自己的等级，本质是是否认对面的合法性来获得对面其他人的支持——然而这一套话术本质是还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的，配套的是“一小撮人暗含反对政府的阴谋”和“基层官员有着阻挡上级清官执行政策的阴谋”这两套话术——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思路的同质性，其最终目的都是对内用一套符号逻辑来加强内部动员，上访精英让上访者把自己的权利乖乖让渡给自己，而基层向高层报告也通过这个话术获得高层对自己工作的认可。双方本质上都是为了构筑自己权力合法性：前者可以借此宣布自己上访是可以成功、有效的，后者则说明自己工作卓有成效——哪个上级愿意看到一个丧失大部分人支持的基层政府存在呢？毕竟党和政府都宣称自己的统治是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的。

除此之外，中国乡土社会缺乏法律意识的根基，对于法律的解释权在官方而不是百姓手中，这给以政府摆平中话语关联/切割技术的机会。基层可以通过和上访完全无关的但是由事实上存在的违法行为作为理由去抓捕上访精英，“拔钉子”。这里法律已经不仅仅像马克思所说的“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更是统治者任意使用、任意抛弃的工具。因为国家政府拥有最高解释权，他们也有理由在必要的时刻行使法律的权威，而其他时候就不作为。

政府的这一套权术，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法理为表、卡里斯玛权威为实的政府以及常规型治理与运动型治理并存的特点。1979年以后，中国工作方式由过去革命式运作变成完全科层制运行，也就是运动型治理转化为常规型治理，但是革命时代留下来的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这样意味着大量遗留下来的问题属于完全的科层制政府是无法按照法律解决的。而上访作为法律授予的群众绕过科层制政府直接寻找国家来反对官僚主义的权利，本身就是反科层制的，因此只能通过小规模、地方性的运动型治理（派出专员工作组来处理）加以解决。

同时，我们也看到大量的法律范围以外的政府的变通，比如应星所谓的“开一个口子”，这些行为明显不利于了科层制政府运行的稳定要求。但是正是因为中国法理为表，卡里斯玛为实的政府形式，科层制政府绝对不可能完全按照规章办事。这个深层次还是一统体制和有效治理的矛盾。中国政府治理规模巨大，同一个条例、法律、政策未见得符合每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卡里斯玛为实的政府实际上让政府本身从科层制外开了一个口子，允许大量的非正式制度、组织，例如乡土关系、利益关系涌入，有利于下级政府灵活变通地去处理一些问题。

四

回头再看上访，我们就会发现，上访从诞生到上访过程都显得不是那么单纯。上访看起来是地方和中央的国家机关为了加强和百姓的沟通工具，但是在大河移民上访中却成为移民精英对外讨价还价、对内加强团结的工具——这里“上访”不具有实际用处，更是一种符号，对政府是打断科层制常规的威胁，对内是坚持争取移民利益的象征。通过上访，在小圈子里上访精英实现权力再生产，巩固自己在这个小圈子里的权威地位。

尽管上访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官员“克服官僚主义”，冲击了科层制政府的绝对权威——这种权威在公社时代达到高峰，1979年后慢慢下降，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每一次的“上访”都是一次权力的再生产。“上访”意味着百姓有求于高层，而基层也积极地向高层汇报——这是中国科层制向上负责的结果。高层实际上真正掌握了局势的权力，他们是超脱的、不容置疑的“青天大老爷”、审判者，所有人的利益在他手上权衡，最终由他们行使权力，决定抛弃哪一方。底层百姓和基层官员所做都只是在加强这一套复杂的权力网络，是既有权力格局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再生产。他让上访和摆平的周期性戏剧不断重演，不断证明自己的权威，最终成为最大赢家。在这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拉康的“大他者”和父权制传统的影子。

结语

大河移民是历史遗留产物，从中我们可以读出1979年前后中国乡村权威形式的巨大变革——由过去高度集中的运动型、革命型治理变为如今半法治、半礼治的状态。在当今制度下无法有效地解决过去时代的移民的诉求，移民便自发地形成一个团体，并且自愿地把自己上访的权利让渡给其中的精英——有的可能是会写字、粗通法律的知识分子，有的则可能是小领导。精英代表群众上访，但这种上访不是纯粹的为群众利益的，而是带着维护自己利益的私心出发。他们用权术，和政府，和下面的有反对意见的群众斗争；而政府则用相同的逻辑来反对他们。从中，我们看到了福柯的权力网络无处不在，没有人能够逃出这个网络，它构建了乡土人与人、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是父权制的传统，也是中国乡土传统——中国乡土从来不是费孝通的乌托邦，而是充满了勾心斗角。在祥和之下，只是斗争的暂时平衡。

权利来自下面，权力来自上面。——福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