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斯坦雪原，祖辈离开劳改营，晚辈归来躲兵役

（原载《小鸟文学》APP）
从雪原驶入历史

二月的哈萨克斯坦大草原，还被一望无垠的深雪覆盖着。此等隆冬时节前去古拉格，算得上一番切肤的黑暗旅游体验。

一个周四的上午，我坐在一辆老款起亚的副驾上，跟着开车的亚历克斯，路过一座巨大的东正教教堂，驶出卡拉干达历史城区。公共建筑和居民屋舍迅速消失，道路两侧空荡荡的雪原上，间错停放着一些用于抽油的“磕头机”，以及在风雪中冬眠的大型工程车辆，以此表明这片地区“家里有矿”的显赫事实。亚历克斯用其表达逻辑清楚但词汇量有限的英语，一路跟我聊着，从谢肉节的这些天吃些什么，说到自己的电信工程师工作，再彼此试探着谈到俄乌战争。

“你说普京到底怎么想的？怎么不用点厉害的终极武器，赶快结束这场战争？我可没说核武器啊，但是摧毁对方中枢的武器总有吧。“38岁的亚历克斯，是在哈萨克斯坦中北部工业重镇卡拉干达(Karaganda)土生土长的俄罗斯族人，也是让我这些天享受免费吃住的热情沙发主。

起亚越来越接近距离卡拉干达市区40分钟外的目的地，话题来到近在眼前村落Dolinka的黑暗历史，斯大林时期，这里曾有着前苏联古拉格群岛系统中最大的一座——Karlag。

“你知道为什么要在这儿设立古拉格吗？“亚历克斯问到。

“用大量免费的强制劳动力来发展农业，以保证你们这儿的煤矿产业吧？“我说着从维基百科词条读来的资料。

“这是一部分原因啦，更多还是那些知识分子养尊处优，待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啥事不做，得让他们做点贡献，改造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荒野。“显然，亚历克斯对西方历史观里这些绝对”平庸之恶的存在“，有着不同的个人见解。

或许是的，没有古拉格和与此相伴随的大规模免费强制劳动力，就没有亚历克斯今天所生活的城市卡拉干达，以及儿女成双颇为幸福的家庭。属于特定年代的苦难，被冰封在上游的冻土层中，从人类历史长河的下游回望，可能也就算不了什么。我想到索尔仁尼琴著作《古拉格群岛》的开头：

1949年，我与友人们偶尔在科学院的《自然界》杂志上读到一篇值得注意的简讯。那里以细小的字体写道，在科雷马河上进行发掘时，不知怎样地发现了一片地下冰透镜层——凝冻的古流，其中冻结着古生动物区系的代表物。科学通讯员作证说，这些又似鱼类，又似蝾螈的东西保存得如此新鲜，在场者们击碎了冰块，当即就乐意地吃掉了它们。

说话间，起亚驶入了Dolinka村中心的一扇大门，好客的亚历克斯放下我，要赶回城里上班了。眼前，是曾经古拉格群岛之中最大那个Karlag的行政管理大楼，今日凝冻了历史的Karlag博物馆。

俄族沙发主

50万人口的卡拉干达，位处哈萨克斯坦中北部，是这个世界最大内陆国家的第五大城市。我幸运找到的沙发主亚历克斯，是城中为数众多俄族人口中的一员。俄族究竟占城市人口的多少比例，无论是谷歌ChatGPT，还是亚历克斯本人，都没法告诉我答案。但在整个卡拉干达州，据2020年统计，刚过35%，远超全国15.5%的俄族人口比例。这些年，因为俄乌战争的原因，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的俄罗斯人只会更多。

之所以选择做沙发客，比节省旅费更重要的原因，是被关在国门内憋了三年的我，有着迫切跟当地人交流甚至生活在一起的迫切愿望。这种愿望，流程化服务的酒店给不了，变质成为交钥匙给密码完成交易的爱彼迎也给不了，只有在对外界充满好奇心的“小镇青年“家里，才能得以落实吧。

大清早，亚历克斯从火车站接上我，将起亚后备箱打开放置行李箱时，里面摆着的白桦树枝，就证实了车主的民族身份。那是俄罗斯浴（Banya）中最不可或缺的工具，用绑成笤帚的白桦树枝，轻轻抽打自己和彼此，成就一种神奇的按摩效果。

亚历克斯家距离火车站不远，都算得上在市中心。行经城市历史博物馆前，亚历克斯指着在雪地里手拿一块石头的男孩雕像，告诉我，“这是一个牧民娃儿，也是我们城市的小英雄，因为天气冷到实在受不了，他生起火来，把完全不保暖的帐篷扔进火堆里烧了，火却越烧越旺永不停歇，于是，地下丰富的煤矿被发现了。“

这自然是当地人戏谑玩笑的“野史“。可能真实的故事是，1833年，少年阿帕克在打猎土拨鼠时，从洞中发现一块闪亮的黑色岩石，有着特别强的燃烧特性。西伯利亚一位商人听说后，跑来这片草原，买下了阿帕克家的土地，成立了矿业公司。

从民间蜂拥而至的野蛮采矿，到成为国营性质的工业重镇，还隔着100年呢。起亚拐进一条小街，一边是刷着透亮蓝色、有点巴洛克风格的办公楼群，另一边是狭长低矮的四层老旧公寓。它们好看而安静地屹立在雪堆边，像冬日里的圣彼得堡。亚历克斯家，就在狭长居民楼的一个单元里。

“这是我爷爷奶奶的祖宅，1937年日本战俘建的，而卡拉干达，是1934年才正式被宣布成为城市而开始规划建设的。这几年我就搬过来住了。“亚历克斯在家门口告诉我。

“日本战俘？可是1937年二战不是还没开始？诺门罕？那也是两年后啊！“我纳闷问到。

“哦，也不是战俘，就是日本人，斯大林时期不是强制迁徙苏联境内各族人口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嘛。“亚历克斯纠正道。

说话间，我们走进陈旧的楼道，打开一楼左边那扇有着古远历史的铁门，走进他温馨的家园。妻子斯文塔娜裹着围裙，从厨房出来迎我。儿子刚去不远处的小学上课，妹妹头顶着一只肥硕仓鼠羞涩地跟我问好。一只叫阿尔法的拉布拉多，迅速叫着嗅了过来，要跟陌生人交朋友，另有一只神气的黑猫跳到了冰箱上。儿女双全、猫狗双全，汤姆和杰瑞还没任何矛盾，这是何等幸福的画面。

Karlag，最大古拉格

为亚历克斯爷爷建起居所的日本人，正是我此刻置身的Karlag巨大系统和悠长历史里、那些曾被流放过来的劳工。他们并非古拉格的囚徒，而是有着相对自由的“特殊定居者“或”工作定居者“。1930到1953年间，在整个苏联境内，这样的”雇员“估计能有六七百万之众。

Karlag，是卡拉干达集体劳动营（Karaganda Corrective Labor Camp）的缩写。其劳教监狱和生活区域，主要位于卡拉干达西南方45公里的Dolinka村。而囚徒和“工作定居者“们一道参与劳动的区域，则可以从北边与阿克莫拉州的边界一直延申到南边的楚河流域，范围共计1.78万平方公里，和科威特的国土面积等大。当然，规划区域中95%的土地依然作为传统牧场，至少在1931年建立初期如此。

从行政管理大楼重新修葺装扮而来的Karlag博物馆，是一幢两层的长条形灰色楼房，正中间的红色五角星，在白色的雪地上煞是显眼。大楼左侧一座完全描述不了形状和寓意的雕塑上，用哈萨克语写着寥寥数语。我打开手机里的谷歌翻译怼了上去，大致是一首诗：谁开的枪？我的坟冢埋于何处？作者是哈萨克斯坦上世纪诗人、国歌歌词作者塔日巴耶夫。

从正门进入博物馆，迎面是一个曲杆顶圈，哈萨克传统毡房里连接顶部天窗和墙围的最重要物件，不过却是断裂开来的。旁边竖着一座用于监控囚徒的瞭望塔模型，其后是紧盯着你的巨幅斯大林肖像照。一个长相飒美的中亚年轻姑娘，从斯大林身后绕出来，用中文说了句“你好”，继而以英文自我介绍道，“我叫萨尔宾娜，是您的朋友亚历克斯提前预约的英文讲解，我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英语还不太好，可能很多词不认识。”我这才明白，亚历克斯之所以要替我把Karlag之旅安排在周四，是因为萨尔宾娜这一天没有课，才有空来博物馆实习。“冬天根本没人会来古拉格，“我实习两个月，你是第二个游客，上一次是个拉脱维亚人。”

除了“你好”，这个漂亮女孩还会说“哥哥、妹妹，你的妈妈怎么样？”几句中文，准备将来找机会到中国留学。“我家虽然就住在附近村镇，但和古拉格的历史并没联系，是2011年才从哈萨克斯坦南部搬来的，不过确实有不少同学都是劳教者的后代”，萨尔宾娜开门见山的这番话，也像是告诉我，好好看展吧，别指望从她身上挖到什么精彩故事。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接踵而来的哈萨克斯坦第一次大饥荒开始，博物馆被按时间线和监管职能单元，划分作14个展厅。萨尔宾娜也就耐心带着我，穿梭于用曾经油灯装饰的走廊，在几乎每个角落都有的斯大林目光注视下，以基础的英文，尽可能介绍恐怖的历史。

索洛维茨基，古拉格之母

1919年到1922年的大饥荒中，整个哈萨克斯坦约100万人死亡。或许鉴于此，10年之后，卡拉干达开始国有化规模化开采煤矿，并在1931年12月19日建立起Karlag时，就把粮食生产和供应作为保障生产的重中之重。20年间，在Karlag铁丝网内被关押过的100万囚徒，加上铁丝网外被迁徙的“工作定居者”，通过零收入或低收入的劳作，持续不断地为煤矿工人补给着肉蛋奶等必需品。虽然这并没能在初始阶段，阻止哈萨克斯坦成为1932年苏联大饥荒中死亡人数比例最高（38%）的加盟共和国。灾难原因既有天气因素倒致的农牧欠收，也有激进的农业集体化改革，导致牧民无法迅速适应农垦生活。哪怕现如今，相较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完整存续下来的哈萨克族牧民转场生活，哈萨克斯坦的这些传统反而变得稀有。

“到1934年为止，古拉格在科雷马、科米、西伯利亚、哈萨克以及苏联其他地方的发展，重复着与索洛维茨基相同的模式。发展初期，草率低效、混乱无序导致大量不必要的死亡。”第二个展厅里的一段英文简单介绍到，并伴随着整个苏联的古拉格分布图，最大的那颗红星并非此地的Karlag，而是位于巨大国土西北边被称为“古拉格之母”的索洛维茨基。

我曾在2018年夏天俄罗斯世界杯期间，搭乘白海的渡轮，到过靠近北极圈的索洛维茨基。这是一个由6座岛屿组成的群岛，航程终点，是有着入选世遗名录的修道院的大索洛维茨基岛。1923年11月5日，这座修道院就被国家政治保卫局征用为“索洛维奇特别营”。作为苏联第一个强迫劳动营，这里也就被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命名为“古拉格之母”。

美国作家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其专著《古拉格一部历史》中认为：索尔仁尼琴选择“群岛”这个隐喻，形容苏联的劳改营体系绝非偶然，索洛维茨基，在一个名副其实的群岛上发展起来，一个岛接着一个岛向外扩张，直至北极圈、远东和中亚那些并非地理意义上的“古拉格岛屿“。

在大岛醒来的第二天，一艘名为大洋号（Oceania）的邮轮，带来了远多于800岛民的浩荡大军。主力部队分20支纵队，穿过16世纪为防范瑞典人入侵而筑起地11米高、6米厚城墙，直插修道院内部。昨天抵达时正在临时抱佛脚操练英语的当地向导，让我跟着蹭听讲解。可是限于表达障碍，以及主要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乘客对俄国历史的认知度，团员间竟出现了重大错误的信息传播：“德国人当年打到这儿了啊！还建了集中营！”，几个美国老太太一惊一乍地说着。

我连忙作为热心群众，上前纠错和解释：“这不是德国人建的，是二战前就有的，作为劳动营，自己人关自己人的。”其中一个老太太想明白了，但北美大妈团里的大多数压根没听说过这段历史，更别提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

为了接待这艘邮轮，群岛和白海沿岸城镇能说几句英语的年轻人，估计全被叫来提前培训。可突击性训练的效果，怎么可能向外国人说明白他们北境之地这些复杂、残酷、血腥的故事呢？一个男导游在巨大的苏联地图前呆站了片刻，注定也没听懂美国女人的“历史拷问”，翻出手里的小纸条扫了两眼，那上面还用俄语发音标注了一些陌生英语单词，然后继续说着包含列宁、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契卡、知识分子等关键名词的程序化解说词。

Karlag，从捷尔任斯基到索尔仁尼琴

回到雪原上的Karlag博物馆。第二个展厅入口，立着一个男子半身像，眼神坚毅而冰冷。

“这位是捷尔任斯基”，萨尔宾娜指给我，“人们说他只需要三件东西就能过日子：面包、清水和工作。”

如果说岛屿索洛维茨基是古拉格之母，那么这个总是揣着黑色笔记本、在上面随机写下偶然想到的“敌人”姓名和住址的严肃男人，可以算是古拉格之父。十月革命后，他在列宁要求下，创办了“契卡”，即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后来改组为制造古拉格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斯大林死后，再次更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即更为人熟知的克格勃。

反怠工，正是工作狂捷尔任斯基的职业使命。其实将所谓缺乏劳动热情的公民流放至荒野，是早自18世纪沙俄政府就有的传统，并用苦役的方式解决了麻烦的经济问题：占国土大部分的远东和北方偏远地区，人烟实在稀少，因此导致帝国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不足。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强制劳动就被认为是一项伟大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几十万农奴奉献生命建设圣彼得堡，成就了沙俄欧洲化的进程。《古拉格一部历史》书中，安妮认为，斯大林也是彼得大帝建设方式的继承者之一。斯大林本人曾被逮捕和流放过四次，轻松逃跑三次，为此对沙俄政权的无能极其鄙视，“你不必去劳动，可以沉思默想自己的心事，甚至可以逃跑“，他的传记作家写到。

捷尔任斯基将怠工和反革命划上等号，斯大林则不允许自己怠工和逃跑的经历，再在今后的流放和强制劳动刑期中发生。从古拉格开始迅速扩张的1929年到斯大林死亡的1953年，最可靠的估计表明，约有1800万人曾在这个庞大的系统中吃过苦头甚至失去生命，这还不含那600万被合法强制拘留在流放地的工作定居者。

捷尔任斯基雕像旁的一列照片，按层级上下关系，列出契卡头部成员。“他们中的不少人，也都在1936到1938年的大清洗中，被抓来各处古拉格或直接人间蒸发了“，萨尔宾娜继续着导览工作。

对面的房间搁着一张摇篮车，婴儿床上也写着斯大林的字样，要让娃娃们从小知道“斯大林才是你爹！“至于妈妈？有的妇女就是在古拉格，遭到看守士兵强暴，不许堕胎才生下了孩子，从小真不会知道亲爹是谁。”一些被流放到这儿的知识分子，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还嚎啕大哭呢“，萨尔宾娜对着一份当地报纸的讣告说到。我认为这有可能不是因为恐惧而自发的”表演“，而更可能是真情实感的表露。记得中学时一次家宴，因文革话题亲戚间发生了激烈争吵，我那位孤僻的知识分子外公愤怒摔了碗筷，”是的，我被迫害过，但我绝不后悔。“

也有知识分子成为相对的幸运儿。跨学科研究者亚历山大·基泽夫斯基，曾因关于太阳周期的著作，与1905和1917年的苏俄革命理论相悖，而被斯大林亲自点名，抓到乌拉尔山区的古拉格。却因血液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帮助延长了古拉格紧缺劳动力们的寿命，原定为25年的漫长刑期，被大幅缩短至8年。1950年获释后，这位在物理和生物方面都有过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安排到卡拉干达，继续又一个8年的“康复疗养“，作为Karlag新一批的”工作定居者“，转型研究煤矿科学。

任何一个景点，都喜欢把各种名人和自己扯上关系，Karlag也不例外。无论是展厅墙上还是维基百科词条里的“Karlag知名囚徒列表“里，都有着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大名。事实上，他是在卡拉干达北面巴甫洛达尔州的小城Ekibastuz，度过的三年刑期。在从矿工、瓦工干到铸造工头的过程中，他切除了一个肿瘤，并进行着笔记写作。这段亲历，直接成就了其短篇名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也为后来大部头著作《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打牢了可信的基础。

叮叮当当……萨尔宾娜摇响了一个召唤囚犯集合的铁铃。“感谢这些知识分子和劳动者的付出，畜牧业、面包粮食和水渠灌溉，才在这片原来什么都没有的大草原上发展了起来，养活了卡拉干达的居民和工人“，年轻女生也有着和我那位沙发主亚历克斯相似的”历史眼光“。可是，安妮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却不这么认为，她写到，“尽管斯大林毕生相信古拉格对于苏联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他的政治继承人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实际上，劳改营是落后的原因之一，也是一种不合理的投资。“

我不知道她们谁对谁错，或者谁更对一些。是花海量时间做研究调查写出恢弘历史文献的外国学者？还是早习惯了用历史眼光看问题的当地平民百姓？我很早之前读过《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记得里面也是看守摇铃了，晚饭时间到了，再过一会就吃不上汤里最后那片菜叶了。可是砌墙上瘾了的伊凡，还非要给隔离墙镶上最后那块砖，似乎只有这样，这一天才算完美。

Karlag，烈日灼人

Karlag博物馆的地下部分，被布置成了不同的囚室、审讯室和刑场。除去大量被以反革命罪、怠工罪、战时被纳粹俘虏而导致的疑似叛国罪等等，按刑法第58条名义逮捕的政治犯外，古拉格也实打实地关押过不少刑事犯。他们中那些拒绝与管理方合作的位高权重者，被尊称为“律贼“，古拉格的地下世界，也是他们的地盘。一些更残酷的惩戒，并非来自于看守的命令，而就是律贼们可以擅自动用的私刑。

有时候，他们会把告密者投入地牢，碰上下雨天，直至水没过肩膀，才把人捞出来，到了冬天，这样的私刑意味着处决。有时候，抗命者会被律贼叫人直接扔进粪坑，直至开春融雪后，劳动营里才会知道少了谁。

主宰囚徒命运的那些审讯者有一套流程化的工作，开审一个政治犯时，会让另一个在旁边三面围墙的幽闭空间待上八九小时，听着恶狠狠的问询，自己本想对抗的心智就被磨灭了。轮到作为下一个“嫌疑犯“出场时，大多已扛不住重压，而选择直接去拍证件照领取编号。

囚徒每天早上6点必须起床，不会太多的早餐，搁在一扇厚重金属门的洞口。囚室的双层床总会被竖起来靠在墙边并上锁，保证没人有机会找时机躺平。在监狱区域内学习和工作时，每天会有30到45分钟的放松时间，全员集合到一个没有天花板的20平方米空间。无论走廊上还是囚笼里，白炽灯总是亮着，直至晚上10点才准时熄灭。

虽然一层有展厅说到被看守强暴的妇女生下没爹的娃儿，但绝大多数时候，女囚不大可能接触到男囚和劳改营职员。曾在北极圈内Pecholag劳改营工作并官及“典狱长“的Fyodor Mochulsky，在其回忆性质的传记《古拉格老大》（Gulag Boss）中写到：”如果女囚能证明自己怀上了平民劳工，或者更好的是，劳改营雇员的孩子，她就有理由得到宽恕，并期许可能美好的未来。因此，营地的领导对男女劳工都严加看守，尽可能不让异性接触，尤其需要让女囚远离我们的雇员。“

本着对丢工作甚至丢脑袋的担忧，正值二十来岁欲望强烈年级的Fyodor，在与一位漂亮的未成年女律贼单独见面时，克制住了对方不停释放的勾引信号。他清楚，这个17岁的少女经验丰富，她被送到古拉格的原因，是曾勾引几名官员到屋中和森林里，杀害他们并抢劫财物，只是因为未成年而没被立即执行死刑。这个少女律贼，甚至有本事利用规则范围内的灰色利益交换，来让服从她的女囚们超额完成劳改营安排的工作。一次，当时作为北部营房监管的Fyodor去洗澡，这个聪明而性感的少女摸了进来，“只着最单薄的内衣”，即便老来才写回忆录，Fyodor也难以忘怀那个无限风光的险峰时刻。

“老板，要帮你擦背吗？”听着少女故作娇羞的声音，Fyodor承认自己立即起了反应。“一方面，我实在渴望女人，而森林里的狐狸精近在咫尺；另一方面，我深知如若事发，会将自己置于险境，被她操控玩弄，甚至丢了性命。没多犹豫，我将桶里的一点水泼了过去以作警告，并言辞怒斥，‘滚蛋！你再过来，我可要用滚水毁了你的脸。’从此，她没对我再有企图。

地下层的尽头，是行刑场，虽是模拟场景，但也阴气逼人。萨尔宾娜自己也不愿意总到这块区域来，“契卡曾有着面对正脸枪决囚徒的传统，1937年以前，这里的士兵也如此，但后来他们噩梦不断，说在走廊上、厕所里都会看见那些有着弹孔、留着鲜血的脸。于是从1938年开始，就变成从脑袋背后开枪了。“我记起波兰名导安杰伊·瓦伊达那部根据著名大屠杀事件改编的电影《卡廷惨案》， 当纳粹德国1943年在占领的苏联境内，发现埋葬了波兰战俘和警察的集体墓地时，就是根据骷髅背后的枪眼来自证清白，坚称这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的罪行。

三楼陈设着Karlag的另一面，以及1950年代后期古拉格系统解散后，囚徒和被流放者大致的去向。在劳改营文化生活部分，我看到一个芭蕾舞明星只言片语的故事，她被带到了Karlag，打断了牙齿，职业生涯从此告终。展厅里放弃一段熟悉却又不知道名字的音乐，我问萨尔宾娜，“这段旋律，我在哪一部电影里听到过。“

“我也有印象，但也记不起来“，即便是苏俄电影，年轻女生的阅片量肯定也比不上我。

参观行将结束时，伴随旋律的画面竟然跳入脑海。是被称为史上最伟大动画的《故事中的故事》，小灰狼推着摇篮讲故事，村中舞会中，男人一个个消失，去了战场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再没回来。可这是我近20年前看的影片了，此时此刻竟然就这么记了起来。经过一番查阅得知，这首好听的俄罗斯曲子名叫《探戈舞曲——被烈日灼伤》。是的，它也出现在米哈尔科夫关于1937年大清洗的电影杰作《烈日灼人》中。

卡拉干达，离去的和留下的

卡拉干达(Karaganda)的名字，来源于这片大草原丰富的“锦鸡儿“（caragana）属灌木。作为方位格发音时，最后一个音节又与俄语”哪里“以及表达不想要情绪的脏话相押韵，因此成为前苏联一个外人难以理解的笑话：它在哪？——在卡拉干达。城中还有一个以此笑话命名的雕像，标有阿斯塔纳、莫斯科等城市的路牌下，一个放下箱子的旅者在四下张望，另一个路人和一只土拨鼠摊开双手，似在无奈表示”是啊，卡拉干达这寸草不生的地方在哪呢？“

至少苏维埃宣布在此立市的1934年，卡拉干达确实是一问三不知的“在哪“荒野。沙发主亚历克斯和斯文塔娜的爷爷奶奶辈，作为某种程度上层级高一些的”工作定居者“，正是在间错长着锦鸡儿灌木的草原上，迅速拥有了舒服的公寓和办公楼。立市之后，在矿山、水库和工厂及其家属区包围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这片具有公共服务和文娱性质的城区，如今在厚实深雪装饰下，沉淀下颇有姿色的旧时光。

旧时光里并非只有Karlag的苦难记忆，更多是用雕像凝固的美好日子。加加林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出发、成为地球第一位太空人的荣耀，此刻他正抱着宇航头盔，站在城市音乐厅的广场上；大型商超前，是当地英雄努尔肯伟大牺牲的最后瞬间，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他驾驶着失控战机撞向德军坦克阵列；大型马戏团帐篷外，有给曾经城里少先队员带来欢乐的杂技演员，举伞男子正朝冰湖公园方向努力蹬着独轮车；还有举起沉重矿石的两位工人，他们身后的煤矿工人俱乐部，这晚将上演一场俄罗斯当红明星的脱口秀，海报上，这位网红似乎把自己打扮成了泽连斯基的模样。

雪地里社会主义时期的雕像颇为肃杀，雪堆背后的咖啡餐厅和小商铺却格外温馨。没准备任何礼物的我，蹭住着舒服老宅，始终有些不自在，就走进一家母女俩经营的花店。在这片大雪原上，绿植鲜花和蔬菜瓜果自然是非常昂贵的，我只舍得买上四朵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玫瑰。英语非常好的年轻姑娘跟我确认，“你是住网友家吧。确定要4朵花？在我们文化里，偶数一般是为丧事准备的哦。“幸好有了这番提醒，我才选上了第五朵康乃馨。

小店童话般的内饰和街道上整齐干净的砖墙建筑，让我想到德国的一些小城。确实，卡拉干达成为初具规模城市后的1940年代，70%的人口还真就是德裔俄国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伏尔加河流域，1941年希特勒入侵波兰东部和苏联本土后，因为德意志血统，而被斯大林驱赶到了中亚草原上。斯大林死后，这些德意志人大批离开，可赫鲁晓夫“草原变工厂“的中亚垦荒运动，又补充入了新的、与古拉格再无关联的真正自由劳动者，到1980年代，卡拉干达人口突破了60万，远高于今时今日。1991年苏联解体，剩下的德意志人，连带着大批量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都迅速离开，全市人口锐减了14%。习惯了工业城市生活的亚历克斯父母，选择了留下，斯文塔娜的妈妈和姐姐，则搬到了俄罗斯最西部波罗的海边的飞地加里宁格勒。

Karlag博物馆没有陈列的详实个人故事，反而能在古拉格在线网站找到三则，恰好来自波罗的海三国。他们都是在二战结束后以反苏通敌的名义，被批捕并流放到卡拉干达州。事实上，他们也确实或多或少与游击队活动有关，毕竟在那个被纳粹德国和苏维埃政权反复争夺和蹂躏的年代，三个小国渴望自由和独立的公民，除了反抗别无他法。

1949年，丈夫在反苏游击活动中被击毙后，受伤并怀有孩子的拉脱维亚女人Dzidra进了里加的监狱，被判处到中亚劳教服刑15年。狱中出生才几个月的儿子Laimonis，跟着妈妈，颠沛流离来到卡拉干达草原。起初，在城市南面专门关押外国人的Spassk时，婴幼儿福利院就安置在劳教营外，母子还能每个月见上一面，Dzidra期许这样能让孩子记住自己。可短短两年后，这番“福利“也没了，3岁的Laimonis被带到了更偏远山区的儿童之家，”被成为“孤儿。获得自由后，继续在卡拉干达寻子并生活的Dzidra，又有了个女儿。母女俩1968年回到拉脱维亚，Dzidra直至2007年去世，也没再有过儿子Laimonis的任何音讯。

我是在市中心一家名叫游牧（Nomadic）的旅行社，等会英语的主管到来前，从古拉格在线的手机网页版，读到的这则故事。隆冬时节，除了在城里逛逛，注定去不了有着自然风景的山区。主管奥尔加来了，她记得我给旅行社发过邮件，“我帮你在当地贴吧发过找旅伴的问询，毕竟城里还是有些对地区历史感兴趣的外语老师和商旅人士，有个法国女生感兴趣，可惜你在城里这些天她又没假。独自一个包车包司机，加上说英语的我，这成本你肯定接受不了吧。“奥尔加摊开几张地区旅游宣传册给我，指着卡拉干达东南面Karkarly山区的地图介绍，”这儿除棒极了的徒步线路和高山湖泊，还有一些苏联历史的遗存。Karkaralinsk这个小镇，有一所孤儿院，古拉格时期没人照料的孩子，一部分就被安排到这儿。当然，整片Karlag区域，这样的孤儿院好像有过18个。有机会夏天再来吧，那时路也方便，可以不用绕回卡拉干达，接着去像巨石阵那样的一片花岗岩墓地，晚上就睡在转场的牧民毡房里。“

因为没有长时间的定居生活，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很难留下历史遗迹。而苏联初期大规模的农业集体化，让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不得不放弃游牧生活，一部分学着农耕定居，还有一部分逃亡到中国。今天我们夏日里在新疆天山和阿尔泰山地区徒步或骑行，晚上住到哈萨克族同胞那些既作为转场居住也作为旅游接待的毡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到了哈萨克斯坦，却成为稀奇的“牧民家访”。

在卡拉干达做沙发客的三天，天气晴朗极了，加上只在雪墙堆砌的市中心漫步，完全感受不到这是一座重工业煤城。可事实上，卡拉干达正是哈萨克斯坦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没有之一。除了产煤导致的糟糕空气质量，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东北部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的450多次核爆，免不了也给这片广袤地区居民的健康留下了巨大隐患。卡拉干达自身，也曾在1962年遭受了最严重的电磁脉冲放射性污染。作为K核试验项目的一部分，一次高空核爆产生的即时伽马射线，带着强大的电磁脉冲，烧断了保险丝，并穿透地面，使得电力电缆过载，点燃了卡拉干达发电厂。

我走进有着工农兵墙画的一座办公楼，里面有一家生态博物馆。展品几乎都是当地环境资源和议题的文献，没有半句英文注释。一位职员抱着一只猫上前做自我介绍，“我叫安娜，这儿更多应该算我们NGO的办公室和给孩子的科普教育基地。”这位自称“英语不好”的安娜，却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跟我详细说着矿业结构、古拉格前后的人口变化、当下工业区与生活区的安全距离和隐患、核试验危害可能的持续时间，以及自家机构在环境部和工业部之间的尴尬桥梁角色，“发展优先，虽然同级，但环境部不敢得罪工业部。”这位安娜在此土生土长，却和亚历克斯家人一样，没半点中亚模样，“我妈妈是乌克兰人，我爸是俄罗斯人。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矿业居民中的德国人全走了，剩下我们和很多波兰人。”

据2019年人口统计，哈萨克斯坦全国的3万波兰裔人口，有一半都生活在卡拉干达州。这个数字，当然远小于1939年苏德瓜分波兰后被流放过来的15万人口。黄昏时，我去了市区西部南北毗邻的两大建筑。南面民族公园里，是恢弘的地区中央清真寺，外面空地上，2022年5月31日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日那天，立起了一座名为“大饥荒受害者”的新纪念碑；北面Pobedy公园内，是一座迪斯尼城堡般的罗马天主教主教坐堂。推开厚重的大门，正面的礼拜大堂上着锁，我大胆地沿螺旋楼梯，往地下走去，又再推开另一扇实木厚门，天籁级别的赞美诗吟唱，在巨大的空间中回荡。我想，祭台上的神父和数十排长条椅上零落坐着的信众，或许就是安娜提到那些没走的波兰裔吧。

ALZhIR，女子古拉格

二月的阿斯塔纳(Astana)，简直是一台因坏了零部件而无规则乱吹风的冰箱。在零下30度的户外，等候一个半小时公交去往古拉格，是比卡拉干达Karlag更为切肤的黑暗旅游体验。

与近百年前服苦役的囚徒和看守在真正的荒原里，搓手取暖，等候拥挤卡车不同，我是在一片光怪陆离的未来主义建筑包围下，等着如今遍布全城的新能源大巴。而相同之处在于，我和看守们都一样，得在没遮挡的开阔空地，焦虑地告诉自己，车就快来了。至于囚徒们，或许会担忧未知的目的地，也许比冷成冰棍的脚下还糟呢。

在下了几十次离开的决心后，一辆不知发往何处的312停到了面前，司机和陆续赶来的其他乘客，用勉强能识别的发音外加在手机上的书写告诉我，“就是去ALZhIR，上车吧。“而原本准确甚至准点无误的公交信息应用2GIS，上面显示的300，一直不见踪影。

温暖宽敞、座位舒服的大巴车，驶过卫兵般屹立身旁的北方之光三塔，驶过巨大而白净的努尔阿斯塔纳清真寺，驶过顶层有着造浪沙滩泳池的汗·沙特尔毡房购物中心，驶过详细介绍清洁能源未来的2017世博会玻璃展馆，驶过97米高的生命之树——树顶挂着一个据说蕴藏人类幸福秘密的金蛋，驶出这座被美誉为“草原上的新加坡“的全新都市。经过城市西郊的一所大学后，漫无边际空无一木的雪原，会证明其去除修辞后的地理真相——1997年才取代阿拉木图，成为新兴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首都的阿斯塔纳，是仅次于蒙古国乌兰巴托的”“全球第二冷首都“。有气象记载以来，年均温1.8℃，冬日夜间常在-30℃到-35℃之间，录得最低温-51.6℃。

从哥萨克防御性质的定居点，到20世纪初铁路枢纽的阿克莫林斯克；再从赫鲁晓夫垦荒运动时的中心切利诺格勒，到独立之后“白色坟墓“之意的城市阿克莫拉；接着再从迁都更名后的阿斯塔纳，变为强调政治强人纳扎尔巴耶夫大名的努尔苏丹，如今再变回阿斯塔纳。一次次的更名中，也体现着人类从无到有，魔法般变出未来派都市的本事。

好魔法留在了身后“草原上新加坡“的璀璨舞台，坏魔法在市中心西面40公里外的小镇Akmol揭开帷幕。

我和另外两位男子下了车，朝马路对面一个似可对标阿斯塔纳生命之树的高耸建筑走去。其中一位男子用仅会的极个别英语单词告诉我，他是国家博物馆的维护工程师，今天放假过来看看。查资料得知，这个大型雕塑叫做“悲伤拱门“。如果说首都的生命之树顶端，时蕴藏了人类幸福秘密的金蛋；那么Akmol的”悲伤拱门“顶端，则是包裹了悲痛的哈萨克妇女头饰，而被它隐藏了的拱门本身，像是男人们的帽子。此地曾经的ALZhlR，是俄语”背叛祖国者的妻子们之拘留营“缩写，也就是说，一座女子古拉格。

面对“悲伤拱门“的左侧，有一节运送服苦役女人们的火车车厢。简陋的几个双层铺位间搁着好些蜡像，介绍文字说这样的一节车厢可以容纳超70名囚徒。右边一个戴着高级帽子的贵妇，似乎还在自我安慰，“那个不着家的男人犯了什么不关我事，都是误会，简单去几天，解释好了就可以回莫斯科”；左边一个沮丧地瘫在一侧，她可能早已知道命运的真相，甚至可能已经死了。她们大概都是1937年大清洗高峰时期，根据刑法第58条定义的“叛国者家属”，而被强制带到ALZhIR的1万8000名妇女中的一部分。

截锥状的博物馆本身，似一个收藏秘密的灰色盒子，搁在“悲伤拱门”后面。虽然没有窗户，但从天井透入的光线，打在展品上，也就揭开了秘密。馆员递上一个有着英、俄、哈三种语言选项的导览机，而后在每一个展区的墙洞上轻触一下，就可以倾听古拉格怪兽和这些苦难女人们的秘密。

1937年，抵达哈萨克斯坦的大部分“叛徒们的妻子”，也是先被送往卡拉干达的Karlag。翻过年后，古拉格的妇女特别部门才选择在Akmol村建起这处ALZhIR。很长一段时间，这些并无任何实质罪状的女人们不被允许通信。可是，那些告诉家人自己大概去了哪的信笺展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发往荒野之地的漫长列车上，每个女人会分得一份口粮，用白纸包裹的鲱鱼和白糖。有劳改经验的大姐告诉姑娘们，下点狠心，咬破或戳破自己手指，写点基本信息在白纸上，揉成一团扔在经停车站上。好心的铁路员工，会按这些“血书”上的地址，寄给她们还没被带走的家人。1938年，一位ALZhIR的女囚甚至收到一封带着邮戳的真正书信，来自她八岁的女儿。信中哀怨儿童之家的悲惨，希望尽快被妈妈接回去。这个女孩是怎么知道母亲去了哪的？只能猜测，古拉格系统中还有良心未泯且不怕给自己惹麻烦的好心人。

语音导览虽然内容翔实，但都是来自软件自动而生硬的翻译。在耳边絮叨了两三小时，我也就疲了，决定想办法回程。会几个英语单词的国家博物馆电气工程师，也决定抛下那个投入到女性历史深河中的同行朋友，跟我回去。我们走出截锥，走出铁丝网装饰的营区，在全当场景还原的瞭望塔视野中，走在只有一条尾巴狗的村镇街巷上，遍寻不到任何一辆汽车，更别说公交和出租。天气实在严寒，哈萨克人应该都缩在周围现代化的公寓中。我想起刚刚在馆内听到的一则故事，女囚们在营地周围劳作，一群当地人凑近过来，妈妈们提着布袋，孩子们从里面抓出石头砸向她们。看守们大笑着奚落女人们，“看看你们，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哈萨克斯坦，都被人们仇视。”无辜的女囚们委屈着流泪，其中一个被石头绊倒，却嗅到似乎不一样的味道。这才发现，脚下的并非石头，而是用布草包裹着的干奶酪和奶疙瘩。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反客为主地领着电气工程师，自信满满走上国道，开始招手。不到5分钟，一辆小汽车刹住了。“你是中国人吗？”副驾上的男人用中文问到。他是一名新疆哈萨克族，老家在中国那边的哈密，过来这边工作和生活已15年。遗忘已久的中文，只能帮助他替司机打探那些穆斯林的必要疑问，“几个孩子？”、“结婚几年？”，以及“你们招手拦车的是个什么地方？”

“ALZhIR，你们这非常出名的女子古拉格“，我回答。

“那是什么？没听说过。“司机和哈密人纳闷。

或许是有限的共通语言传达不到准确信息。又或许是苦痛的历史早与当下的生活无关。

阿斯塔纳的“俄国难民营”

因疫情而内循环旅行的三年过去了，哈萨克斯坦是我在国门重开后抵达的第一个国度。记得从新疆霍尔果斯口岸陆路入境这个世界最大内陆国那天，路边超市加油站里播着一则有趣的电视广告。一个俄国年轻人，背着行囊，千辛万苦翻越大山草原。一名哈萨克汉子骑着骏马来到跟前，递上一块蓝底上印着金色太阳国徽的巧克力。

俄国人问，“这是什么？”

骑马的汉子笑答，“这是自由的味道。”

接下来免签停留的两周时间，从刚抵达阿拉木图住所就帮我叫车的男生，到看演出结束回程路上帮我查公交信息的学生，再到阿斯塔纳公寓里一众忙碌自己事的住客，他们的一致特征是：躲避征兵上乌克兰战场的俄罗斯青年。不必多问，态度绝对是反战的，至少不愿上前线成为炮灰。夸张一点可以说，苏联解体后，大规模离开中亚国家的俄罗斯人，又大规模地回来了。虽然他们不是一代人，离去和归来的原因也完全不一样。

在首都阿斯塔纳，我住进高层建筑“北方之光“里的一家青旅。不知怎么设计和安排的，预订的那个单间硕大无比，还连带封闭露台，而公寓的其他三间则都是拥挤的多人间宿舍，里面住满了俄国人。于是乎，刚从ALZHiR女子劳改营归来的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名古拉格的监工，在公共客厅里，面对一大群被流放过来的俄国劳教者。又或者，我更像是闯入俄国难民营的一个外人？

其中英语最好的女子说起自己的工作，是替因为祖国被西方制裁而没法从事金融活动的同胞们办理当地银行卡，“不过这里最多允许我们免签待上三个月，之后必须回国，再想办法过来。”

一位完全是东亚面孔的帅小伙请我喝酒，以庆祝自己刚刚成功聘上国立芭蕾舞团演员职位，“比你在阿拉木图看到的那个团水平要高，当然了，比不了圣彼得堡的马林斯基剧院。”小伙来自世界上最冷的城市雅库茨克，曾在莫斯科深造，并跟着一些小型舞团全球巡演。他坦言自己并不热爱芭蕾，“这只是谋生工具，我就喜欢打网游，以及喝酒。真的，演出头一天喝一点，上台后身体特别柔软，当然了，喝大可就麻烦了。”芭蕾小伙的文化课成绩特别糟糕，还因此在莫斯科被勒令退学，“幸好够明智，跑到了哈萨克斯坦，如果回我们西伯利亚老家，现在估计已经死在乌克兰了吧。莫斯科专盯着来自远东的少数族裔兵源。”这时候，芭蕾不止是他的谋生工具，而更是救命稻草了。

飞离哈萨克斯坦那天，恰是这位雅库茨克小伙的第一次登场，正是我在阿拉木图已经看过的《爱情传奇》，1961年苏联时期的一部芭蕾舞剧。我掏出留下的节目单，问他会演其中哪个角色。小伙指着省略号后，“我是新人嘛。”

在阿拉木图时，我看了太多现场音乐。其中一晚在共和宫大剧场，是向前苏联摇滚传奇维克多·崔致敬的摇滚演唱会，相当于我们华语世界对Beyond乐队的致敬吧。台上仿真的朝鲜族小伙唱着崔最出名的那首《血型》时，我才翻出手机查阅歌词。卡拉干达的沙发主亚历克斯曾跟我说， “崔的歌，不用懂得语言就感觉很爽了，但如果知道歌词意义，那体验会更棒！”在这首名曲中，维克多写到，“我的血型，在袖子上印着；我的编号，在袖子上印着，祝我在战争中好运吧，祝愿我，不要永远留在这片原野。”

多么应景，这不就是避在哈萨克斯坦这些俄国年轻人所担忧的景象，没有谁再愿意把自己的血型和编号印在袖子上。

尾声

“在科雷马河上进行发掘时，不知怎样地发现了一片地下冰透镜层——凝冻的古流，其中冻结着古生动物区系的代表物。科学通讯员作证说，这些又似鱼类，又似蝾螈的东西保存得如此新鲜，在场者们击碎了冰块，当即就乐意地吃掉了它们。”

这是索尔仁尼琴巨著《古拉格群岛》颇有寓意的开头。

那一天前往Karlag路上，沙发主亚历克斯简单说着“被冰封在上游冻土层”中的那代苦役者，没有被强制征召过来劳动的他们，确实就没有今天他幸福生活着的卡拉干达。从人类历史长河的下游回望，这些苦难或许也真算不上啥，甚至没有能陈列于千年之后地球历史博物馆的一席之地。

“可是，在学会用历史发展眼光看问题同时，也必须正视一个事实——人这辈子很短暂，你们的那些个五年，我们的这些个三年，不由自主地，一眨眼就这么过去了。凭什么！”

我不免有些上纲上线的这番总结，亚历克斯却似乎没能听懂。他沉默了下来，开车驶在无垠的隆冬雪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