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的横行与言说的困境

维舟发表谈论中国大陆当局不管人民死活的防疫的论说文（我们过的这是什么日子）非常有趣，其文陈述了很多重要事实，提出了很多重大问题。看出并提出重大问题是好事，是功力。但大问题不能认真讨论（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尤其是最重大的问题不能讨论，也会使文章变得很成问题，甚至变成一种误导，胡闹，或糊涂。

或许，这大概也是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说：对不能言说之事只能保持沉默。

举例来说，这就像我们是在一个街市上看到一个流氓长期横行霸道。那流氓以前只是抢占好地角摆他的摊子，后来发展到了随便占据或打砸别人的摊位，抢夺别家的收款机，甚至到人家家里去砸人家的货品，或者把人家的门封堵起来不让出门。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上述灾害的讨论只要不是讨论那个流氓，而是讨论哪个地角更隐蔽，更不容易被盯上，哪种摊位桌或收款机不容易砸坏或抢走，哪种防盗门不容易给砸开或焊死，即使是相关的讨论非常科学，非常专业，也难免是误导，胡闹，糊涂，很容易陷入自相矛盾或不知所云。

例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当你真正意识到，没有什么能真正凌驾于人的尊严之上时，会获得一种平静的力量，我想，那就是孔子所说的，“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这句话当中的【你】是一个什么人呢？

我想，即使可以撇开那些自欺欺人成性的人不谈，恐怕作者自己都不敢说自己或自己认识的哪个朋友或师长达到了【你】的思想境界，获得了一种平静的力量，除非你或你的朋友可以享受特供吃喝无忧，可以享受特殊医疗通道不会因为有病不能看只能眼睁睁地等死。

个中的道理很简单，在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大形势下，作为一个卵，你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你只能自认倒霉，只能怨自己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国家。

当然，你也可以没有抱怨，以好死不如赖活的心态庆幸自己还活着，或像于丹教授建议的那样用明净的思想对抗浑浊的雾霾，用有力的幻想应对无力的处境。但我猜想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大概会意识到这是自欺欺人。假如没有这样的意识，那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愚不可及了。

文章中提到了阿甘本，这让我想起在疫情之初，阿甘本发表文章声言要警惕政府当局以紧急事态为理由进一步限制和侵害个人自由，中国大陆一位在美国一名牌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先生发文嘲笑阿甘本这样的老东西思想僵化，除了陈词滥调之外已经黔驴技穷。

这是将近两年前的事情。事到如今，身在中国大陆的那位博士先生我猜想也不会再嘲笑阿甘本思想僵化了，因为他很可能在一夜之间也陷入了连囚犯都不如的境地。我们都知道，囚犯按规定每天都有放风的时间，但被【静态管理】的人按规定没有放风的时间。

一个完全不懂传染病和防疫的独裁者自以为自己比全世界最高明的专家还高明，可以肆意推行他的自以为是的防疫战略，把十四亿人整得死去活来还能稳坐钓鱼台，国际社会也只有旁观和惊叹的份儿，从某种意义上说，阿甘本很可能是想象力不够，没能想到这一点。

以上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属于局外人说风凉话或站着说不嫌腰疼。但我也可以自我辩护说，我并没有说风凉话，因为我知道，假如我自己在局内、墙内，我也不能认真讨论任何重大问题。

在当今中国，从政治到历史、文学、哲学、科学、医学、军事、社会、...禁忌话题无处不在，禁忌范围随时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不谨言慎行，不自我审查，结果就只能是飞蛾扑火，几乎是白白地丧失你本来就已经非常有限的发声渠道。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真讨论问题，如何保持自己的思想不陷入僵死或半僵死状态，问这种问题像是询问被劫持的飞机内的乘客如何逃脱被劫持的状态，这样的问题当然没有好答案，甚至问这样的问题本身也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