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在2017年才開始仔細審視自己腦海中壹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偏見。那時候我已經肉身翻墻壹年多，碩士混完了，開始工作賺錢養活自己。相比學生時代，工作有一點好處，那就是下班後的時間完全是自己自由支配的，無需為作業考試而加班。我也因此接觸到了壹些被小粉紅和五毛們深惡痛絕的東西，坦白說，心平氣和地收聽“敵臺”、閱讀“反華勢力”的文章書籍對於那時的我來說並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些內化為本能的思維反應總會讓我對那些對中國指責惶惶不安，甚至是氣得發抖。不安是憂慮中國在如此充滿惡意的外部環境下能否生存（那時我還不會區分中國和中共），氣憤是厭惡“反華勢力”對歷史和現實的無知，尤其是對“中國特殊國情”的無知。荷蘭的政治氣氛、生活方式和民情也並未讓我感受到自由世界帶給個體和社會的好處。

然而，我還是幸運地在魚龍混雜的“反華勢力”中發現了一批知識結構完整，又擁有深刻洞察力的人們，他們的視野和對一些重要問題的解釋為我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那些在墻內被視為極具說服力的觀點被他們用基本的邏輯學方法輕易地擊破，我的那些情緒被化解，並開始試著醒過來。這讓那時尚存一絲理性，還不至於無可救藥的我由衷地感嘆：放下偏見不斷自省的人生才是值得去過的。曾經以為自己懂得蘇格拉底和快樂的豬，那時才發現，自己原來一直是只不快樂的豬。

轉眼出國快五年了，才發現編程隨想的博客。無意神化，看到他的文章，我腦海中出現的第一個鏡頭就是幾年前在盧浮宮看到的Nicolas-Sébastien Adam於1762年雕塑的普羅米修斯的形象。相信這位博主會帶給我持續的啟發和快樂。

今天讀了编程随想的《天朝民眾的心理分析：聖君情結》。聖君情結，即是把國家的希望寄托在最高統治者身上，從而掃除積弊，安定社稷，給百姓帶來正義和幸福。作者分析了聖君情結的兩大淵源：臣民意識和習得性無助。“臣民意識”即認為自己作為被統治者，有義務而無權利，習得性無助指因遭受太多失敗挫折而放棄靠自身努力而改變現狀。這二者導致的與己無關和無力感會讓人感到焦慮，從而觸發心理防禦機制中的幻想——創造出聖君，來躲避因期待的目標與現狀之間差距導致的不安和焦慮。這種情結為統治者提供了絕好的工具——麻痹民眾、消除反抗、維護統治。整篇文章的邏輯骨架很清晰，如果再多些例子再豐滿些就更好了。強烈推薦大家去讀。

引起我興趣的是臣民意識。作者提到，與臣民意識相對的概念是公民意識，即認為自己是國家/社會的主人，既有權利也有義務。這與臣民意識的有義務無權利形成鮮明的對比。這讓人想起遙遠的羅馬時代，公民作為國家的主人（之一）就擁有諸如選舉權、獲得稅收優惠等權利，同時也有納稅、服兵役等義務。公民履行這些義務往往不是被強迫的，而是榮譽感的驅使。羅馬軍隊構成的原則是，戰鬥主力只能是由羅馬公民組成的軍團兵，輔助兵種由同盟國或被征服地區的人們組成。輔助兵服役期是25年，退役時會被授予羅馬公民權，不僅兒子可以自動成為羅馬公民，而且自己後半生可以免交10%的所得稅。可以說，只有羅馬公民才有資格為國家流血犧牲。這帶來的榮譽感和歸屬感讓羅馬公民們知道他們是為共同體盡義務，公民組成的軍團兵也就知道打仗是為了什麽，同時公民權帶來的經濟上的好處也讓羅馬公民這一身份在輔助兵中擁有持續的吸引力。久而久之，服兵役取得公民權就成了邊境行省與羅馬聯系的紐帶。這種樸素的盡義務而享受權利的觀念可以說是付出與收益的平衡，平衡無形中為這個國祚延續近千年的龐大國家註入生命力。

由此可見，建立公民意識的關鍵在於維持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平衡。在現代國家中，公民為國家或者說為共同體付出勞動，獲得選舉權和共同體提供的公共服務等福利。這種參與感給人帶來被信任被需要的感覺，產生榮譽感，有動力主動去關心公共事務。這就是為什麽具有公民意識的人們往往會熱心參與與自己切身利益看似不太相關的公共事務。比如作者舉例香港民眾每年都有很多人自發搞“六四”的周年紀念活動。還有那段著名的錄影中，外國記者問騎著自行車的年輕人為什麽要去天安門，回答說“because I think it’s my duty.”雖然從表面上看，這些活動和參與者的日常生活並沒有直接的利益關系，但他們知道這麽做是為了共同體。公民意識把個體和集體用一種巧妙的平衡聯系起來，讓人們看到抽象的價值觀如何奠定普通人社會生活的基礎。這樣的人們會勇於直面社會生活中的問題，直面內心的不安、恐懼、惰性，用理性做出選擇，並有勇氣對自己的選擇負責。因此也就不會需要把希望寄托在聖君身上了。

臣民為君王服徭役交糧食的往往不是出於自願，“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天子征召，草民只有服從。“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不無浪漫，只可惜大多是糊塗地戰死。而君王卻因千千萬萬糊塗的死鬼獲得了巨大好處。僥幸活下來的人們撫心長嘆，帶著賞賜榮歸故裏。君王看到了人性貪婪和恐懼的弱點，用賞與罰來強迫臣民盡義務。意識形態體系“忠君即善”的認同或許能夠給少數將領們帶來榮譽感，卻很難讓臣民兵獲得參與感。根源在於權利與義務的不平衡。

當今天朝依舊是換湯不換藥，只有一點特殊：黨承認存在現代意義上個人對國家的權利義務，同時聰明地把黨和國家打包，讓人們難以區分統治者和共同體。這就方便了統治者去放大臣民的義務同時縮小權利，至於放大或縮小多少，取決於取決於國家（黨）利益需要。墻內人納的稅一點不比西方國家少，武漢肺炎來了，西方國家紛紛給公民或企業發錢濟困，黨不僅不發錢或只發個零頭，同時反而要人民捐款。至於捐款被黨還是國家用於何處自然無人過問。

黨既然地位至高無上，權力無限，自然地，也就應該對壹切問題承擔無限責任。這給了中國人一個絕好的理由來施展自己的惰性。既然國人沒有權利，國家大事小事也就與我無關了，沒義務過問。遇到不公要麽抱怨政府，要麽意淫壹番“我當國家領導人就會……”，同時精神分裂似地說“中國人是需要管的”。殊不知，正是這種臣民心態，把大救星推上臺。大救星不是聖君，事實上，根本沒有聖君。大救星越管，臣民越懶惰。臣民越懶惰，就越需要大救星來管。如此循環往復，直至系統崩潰。

所以呀，個人權利太少，義務太多就會破壞平衡，難以產生個人與共同體的良性互動。時間長了，這樣的共同體也就沒有生命力了。

挖個坑：如果反過來，權利多義務少會怎樣呢？下次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