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最大的問題兼推薦《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2020 年 5 月 1 日

如果問一個國人，你覺得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會得到什麼樣的回答呢？有人說是腐敗，有人說專制制度，有人說民族劣根性。這些都能反映回答者的切身感受和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但要是說到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恐怕就很容易落入情緒，產生冒犯，甚至吵架割席了。

不妨先把解決這些問題的事情放一放，探究一下到底什麼才是這些最大問題中，最值得思考，最根基的那一個。大陸朋友一定對黃炎培和毛澤東著名的窯洞對話不陌生。1945年，到訪延安對黃炎培問：“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所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自秦漢到清朝，國家的基本型態是大一統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政體，社會型態是農業社會。百年來，知識精英不停地追問，為什麼中華文明沒有發展出西方那樣的近代工業文明？為什麼總是二三百年就會經歷一個興亡週期？有沒有一種辦法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讓這個古老文明生存下去？到黃炎培這裡又在問，共產黨能讓中華民族跳脫出歷代王朝“興也勃焉，亡也忽焉”的歷史週期律嗎？可是很快他們發現，這個新政權於歷代王朝的相比，似乎舊的東西多於新的東西。他們又發現，自己的這種比較思維跟以往封建社會的知識精英回顧前朝，總結興替得失的思路如出一轍，難道注定跳不出這週期律了麼？

雖然社會環境沒有給這個問題的討論留下太多空間，但那些關心文明和民族未來出路的人們沒有停止探索。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金觀濤劉青峰二位老師的研究，八十年代，他們試圖把這一系列問題整合，用幾部著作一一回答了這些複雜的問題。

作者從兩個現象入手，提出中國封建社會每兩三百年就會發生一次週期性的崩潰或震盪，然後又幾乎原模原樣地恢復到舊結構中，保持了兩千年的延續。這兩個特性即週期性和穩定性。

《興盛與危機》這本書用整體演化論的方法，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是一個超穩定系統的假說，這種超穩定系統具有獨特的宗法一體化結構，它帶來了巨大的內部調節能力。一體化結構下，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這三個子系統相互作用，避免地方割據和貴族化傾向導致的分裂。然而，這種調節能力又必然異化出無組織力量，比如地主對農民對剝削，官僚機構的腐敗等。無組織力量不斷增長導致矛盾激化，調節功能衰退或喪失，具體來說是變法失敗和農民大起義。一體化結構帶來週期性崩潰的同時，也賦予了王朝修復機制。然而週期性大動亂會破壞生產力的進步，一體化結構的保守型也會阻礙社會結構中信因素的發展，資本主義在中國封建社會成了永恆的萌芽。同時，作者也利用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來解釋超穩定系統在收到外部衝擊時的反應，這對後面分析1840年以後中國歷史的演進很有幫助。

大概是因為理工科背景的作者用了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的方法，全書透著濃濃的嚴謹。但也同時有“以論代史”的問題，即先提出假說，再從歷史中找論據來證實。這種方法研究自然科學當然沒問題，但社會科學領域的問題往往影響因素過於複雜，同樣的條件很難重現，所以總會有些假說無法解釋的問題。不過瑕不掩瑜，作者至少基本把故事説圓了。以往人們試圖用地理環境決定論或者儒家文化等單一原因來解釋這個複雜問題被證明是失敗的，因為總是有反例能夠輕易駁倒，整體演化論引進的是系統互動的思維，它避免了上面這些缺陷。

竊以為，跳出文明的歷史週期律，實現中華文明的現代化轉型，才是最重要最緊迫的任務。如何做到，也就成了我心目中中國面臨最大的問題。不知道再過些年我心目中這個最大問題會不會變化，我希望會。

最後稱讚一下封面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