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典》--- 民主(1)

三号切断了联络，却逃不出老叔的视线。他的身边人做了所有想得到的防范，包括访客的任何电子设备都不能进入他的空间，却没人想得到还有鞋联网。老叔在鞋联网上看到三号连续两天与上海市委书记在一起，浙江和福建的省委书记也专程到上海拜见。他们的鞋轨迹汇集，但无法得知谈的是什么。唯一拿到的料的是从性鞋距看到晚上有女人进入三号卧室，从SID查出是个三十七岁的按摩师，做完按摩后在三号的卧室过夜。

第三天，三号常委发出一封致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信，对北京目前的局面发出强烈质疑，表示无论通过正常管道还是特殊管道都无法与在京的几位常委联络上，不清楚目前谁在主持中央工作，甚至不知道几位常委是否安全，这极不正常。因此，他作为政治局常委将在上海召开中央全会，了解主席遇刺的真实情况，做出决策并选举新主席。他要求所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到上海参加会议。

这封信通过中央办公厅的专用系统群发，自动加上绝密标签。老叔事先没想到三号会用这个途径，封锁已经来不及，反而会显得有鬼。权衡后老叔认定保留这个途径利大于弊，毕竟在内部，如果都封死，会逼得对方使用公开方式，那会导致权力集团划分阵营，造成分裂对抗，迫使人人站队，也许更不利。

随后三号不再刻意隐身，高频度地与中央委员直接联络，明知所有内容都被监听，但是就要显出不在乎，其说的一切符合党的规矩和组织程序，没有阴谋，光明正大，反倒衬出北京方面吞吞吐吐，诡秘欺瞒。三号态度鲜明地表示，如果排位二号的总理出来主持局面，他立刻充当协助者。如果总理不出来，便只能由排位三号的他代表中央。

这种方式应是头两天密谋取得的共识。上海市委书记，浙江和福建的省委书记分头游说其他省市领导人，也用同样明话明说的方式，皆是满口党的规矩和组织程序，质疑北京并支持三号。老叔原指望通过中央警卫局控制军委，再通过军队保证统治机器驯服，控制社会稳定，给自己创造时间对地方权力重新安排和换人，直到完成权力过渡。各地军队积极执行军委命令，接管了政府机构和领导人的保卫，只是因为看出那是控制权力的方式，却是为自己而做，进一步是否服从军委指挥，全看对自己有无利益。所谓「党指挥枪」在专制体制运行的结果，会在实际上变成「党主席指挥枪」。主席的位子一旦空了，不光党指挥不了枪，连代表党的军委也指挥不了枪。军委只是一个机构，真正的枪在将军手里。地方政权也是一样，主席不在，各级书记就成了本地独裁者。将军们与当地书记更容易搞到一起，那些懂行政有野心的地方官告诉将军们，自治不但有利于本地人民，更会让将军和当地驻军得到更多好处。

老叔请六号利用同一途径给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群发信件反驳三号，出示了通过各种方式联络三号而无回应的证据，要求三号到京参加常委会的集体领导，不要造成党的分裂，并告诫外地中央委员不得参与另立中央的行为，否则会受党纪国法的严厉处置。

三号召集的中央全会肯定开不起来，因为一半以上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北京，被中央警卫局控制，不会让他们去上海。即便三号能把北京之外的委员都弄去上海，也凑不够可以做决议的人数。不过三号的表态却让各地变得胆大起来，附和质疑北京隐瞒情况和有违程序，并作为独立行事的理由。北京的委员是京官，外地的委员则是割据一方的诸侯。京官权力的前提是地方服从，如果地方不服从，京官就什么都不是。从这个意义，地方大员掌握的才是实权。

老叔目前只能控制北京城区。中央警卫局的兵力无力控制更大地盘，郊区都得交给军队和武警。参加大典阅兵的部队来自中部、北部和西部三个战区，现在按中央军委命令执行卫戍任务。三个战区部队被交错部署，不许相互沟通，形成彼此牵制。加之土佐给三支部队首长都派了中南海卫士，一时可以保证北京的安全。另一个有利因素是多数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各届退位元老也多在北京，有保持中央名分挟天子令诸侯的优势。在各地和各部队之间彼此有忌惮和猜疑，尚未出现压倒实力时，名分就是最重要的。

首要问题是统治机器，控制不住机器就控制不住社会。一旦社会发生混乱，统治机器又不能及时制止，失控便会扩大到不可收拾。然而专制机器的所有螺钉拧来拧去，最后都要拧到独裁者的节点上，独裁者一旦身亡，螺钉就会散开，机器失灵。只是一个普通中央委员的老叔要让那些螺钉拧到自己的节点上，谈何容易。凭什么？——对这个问题，他自己都没信心回答。发布决策时他总是让六号出面，自己扮演执行角色。六号也保持配合。但无法解释的是，排位比六号高的几位常委在哪里？在做什么？总理全无消息；四号五号只在文字媒体上出名字；而官场皆知主席要拿掉的七号，消声数月后重新在电视上谈笑风生，却同样无法直接联络。即便是六号常委，试图与他联络的人——包括他的亲信——也都得通过老叔传话，怎能不令人怀疑？人们开始怀疑老叔已经成为实际控制者。

三号常委针对六号常委的反驳提出新提议——让其他几位政治局常委离京分头到各地巡视，稳定党心民心，人们就会相信常委会在正常行使职能，并接受领导，那时他立刻回京。这一提议得到各地大员拥护。

这种时候，老叔不得不抛出总理，才能扭转面对三号常委节节进攻的被动防守。如果不能尽快平息质疑，一旦让对方阵营不再顾忌而公开，过关就难了。他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发信，抬头分别写每个人的名字，像是私信。老叔解释用私信方式通报，是因为总理在主席刺杀案中的角色尚未确定。总理在权力斗争的失利使其有刺杀动机；他儿子被指证在不同场合说过干掉主席的话，虽是酒醉，也是酒后吐真言；重要的是总理儿子入股的无人机公司正是谋杀主席的基地。公司老板赵归在反腐运动中被迫上交了十亿美元，有实施刺杀的动机，已确定为主犯，现在正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全球通缉；从犯刘刚是导致防疫运动扩大化的误导信息提供者，被发现死在住所，死因亦是遭电子蜂攻击，到底是操作失误还是被赵归灭口，需继续查证……照理说案情尚未结论前不应拿出，但若不回应三号常委的质疑，可能导致党出现危机，为了大局，只好违背规矩，私下先向中央委员通报。

上述链条完整自洽，稍有麻烦的是把刘刚尸体转移到他的住所，制造出符合案情的现场环境和痕迹。那肯定经不起认真的刑事勘察，但是勘察在掌控下，不会揪住不放，而会按照剧本走。国安委楼顶平台已彻底清理，物品全进了销毁室；赵归和刘刚的所有出入记录都从安保系统销掉，就像他们从未出现过……老叔对这些都有把握，唯一缺的环节是总理承认自己幕后指使。不过那不是最重要，只要总理不能证明自己清白，隔离审查就可以一直拖下去，总理就等于被废了。老叔在信中向中央委员们保证「一定尽早将赵归逮捕归案，让真相大白天下！」这个保证什么时候能实现，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总理刺杀主席——这个消息的爆炸性使其他质疑立刻变得不足道，老叔前面做的所有事也都变得合情理。北京官员没人敢有异议；周边省市的官员多在北京安家，考虑成为人质的家人也只能附和；西部和东北各省财政靠北京，会跟着指挥棒转。东南各省则不一样，财政上是北京靠他们，没有总理的亲口供认，他们不会同意把罪名加给他，纷纷要求听总理自己如何说。

三号常委又发了一封致中央委员的信，提出对待党的领导首先应该用无罪推定，不能凭猜想罗织，无限上纲，建议案件由中央全会集体审理，给总理亲自到场申辩的权力。如果多数委员相信总理与刺杀有关，应移交司法机关，而非由党内机关审理。如果多数认为无关，便应恢复总理的职权。眼下当务之急是选举新的党主席，实现党和国家管理与运行的正常化，刻不容缓。三号常委高姿态地表示不再要求中央全会在上海开，而在中立的重庆开，由西部战区进行保卫。届时他一定亲自赴会。这个提议受到各省大员普遍赞同，老叔则陷入被动。不同意，不管用什么理由都站不住脚，失去信任，自己本来就脆弱的地位会更加脆弱。而同意，在京的委员也要去重庆，脱离控制，相当一部分便会站到三号一边。那时不管谁当选主席，反正不会是自己，自己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三号的这个提议十分精明，相当于一招将军，让老叔陷入无解，连续几天夜里都被噩梦惊醒。

前几天的噩梦没有清晰内容，只是一种恐惧不断膨胀，越来越大，直到把他吓醒。今天不同的是清晰地梦到了一个狗身长着土佐的头，对着墙角翘腿撒尿，好像是刚被放出门外那样撒欢。那本来只让他觉得怪异，但是土佐低头闻狗尿时，后脑上睁开了一只独眼，眼角伸出蜗牛触角般的小手拨开挡在前面的白发，对他阴冷地窥探。在和那目光相遇的一刻，吓醒的老叔听到黑暗中咚咚心跳。

做这样的梦，应该跟信息中心转来的视频有关。那是土佐带着九组副组长进了九组办公室。中南海是国安委唯一无法监控之地，那里一切由中央警卫局负责。但是利用主席遇刺时查封九组设备的机会，国安委信息中心的人偷装了几只音控微电眼，这是第一次传回视频。前面九组办公室一直没人进入，土佐这次去不是偶然。老叔监听到三号常委前一天给土佐的电话，土佐向三号表示全会召开后会服从新当选的党主席。一般认为全会若能开得起来，一定是三号当选。对于土佐，只要不是总理上位，跟其他人合作或交易都可行。目前大局虽然未变，不利老叔的转折却在悄悄发生。三号常委的紧逼，地方大员的质疑，以及局势出现逆转的倾向都会让土佐考虑后路。一旦土佐和另外的力量结盟，老叔就成了孤家寡人。

视频中看到九组副组长提出要给土佐看截获的赵归踪迹，副组长言之凿凿说赵归最后的电话打进了国安委，赵归本人的最后踪迹也消失在国安委。当贴了封条的设备重新开启，副组长叫起来，发现所有数据都已清空。土佐在现场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如果他是因怀疑而来，离开时只能更加怀疑。老叔对此倒不怕，因为已经无法证明，不过赵归和刘刚与国安委的关系迟早会被发现，即使死人不会说话，怎么解释都行，却无法不让矛头指向他。从主席遇刺中得到最多权力的是处突组，也就是老叔本人，这难道是偶然？

老叔感觉此刻如陷在暗流涌动的漩涡，看得清和看不清的各种危险步步逼近，有的在光天化日下磨刀霍霍，有的蹑手蹑脚匍匐潜行，或直接或迂回地包围接近，甚至近到鼻息吹在颈后。他在这台统治机器中摸爬滚打几十年，原以为已经十分熟悉，直到试图主宰它时才发现掌控之难，力不从心。

那天老叔没再睡，也没工作，沉浸在长久的思考中。他终于想明白了一个原本没意识到的要害——这种盘根错节的庞大体制，只有最高层发动的政变可能成功，二流人物是做不到的。因为二流人物太多了，不会服从一个不按台阶往上爬的僭越者。二流的僭越会使阶梯体制无法延续，注定受到体制的处处羁绊。体制的力量连毛泽东都无法驾驭，需要用文革方式将其砸烂另起炉灶，他这个二流人物如何能利用体制降服体制？

第二天，老叔给全体中央委员发信，表示党庆大典只剩几天来临，无论有什么分歧都请暂时搁置，全党在这一时刻要充分体现团结，全力以赴办好大典。待大典结束，处突组同意三号常委的提议，在重庆召开中央全会，届时处突组将把处理危机的权力交给通过了中央委员会信任投票的常委会和新当选的主席。老叔的这一表态，包括三号常委在内的所有中央委员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