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鲁尔森评《将熟悉变为陌生》

评《将熟悉变为陌生》

大卫·鲁尔森/文

王立秋/译

David Luhrssen, “Making the Familiar Unfamiliar: A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Haffner (Polity Press), by Zygmunt Bauman”, Shepherd Express, May 27, 2021, https://shepherdexpress.com/culture/books/making-the-familiar-unfamiliar-a-conversation-with-peter-haf/。经作者许可翻译。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

大卫·鲁尔森，美国作家、批评家、历史学者，曾任教于密尔沃基大学和密尔沃基艺术与设计学院，周刊《牧人快报》共同创始人和主编，著有《密尔沃基摇滚，1950-2000》(2019)等。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从职业上说，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是社会学教授，但从倾向上说，他是原始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思想鼓励人们反思，进而采取积极的行动。鲍曼的思想影响了占领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因为他对由欲望的工业化推动的特权世界秩序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

鲍曼是波兰犹太人，在二战开始的时候，他为躲避纳粹而逃到了苏联。就像他在《将熟悉变为陌生》中讲述的那样，他不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兴趣，而是因为“一种浪漫主义的、反叛的看法，一种对于历史及我们年轻人必须扮演的角色的看法”（中译第28页）才入党的。战后，他回到波兰在新政权当了个小官，但因思想过于自由而陷入了麻烦。当局把鲍曼赶到了以色列，他觉得那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于是又搬到了英国，在利兹大学教书。

《将熟悉的变陌生》在多个主题，包括爱与关系上显示出鲍曼的智慧。他担心我们会因为把彼此和自己当作商品来对待而失去爱的能力。他沮丧地说，“人只有让对方满足，才会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中译第6页）。鲍曼还讨论了塑造作为个体的我们之“所是”的环境——我们的命运，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情景——和我们的性格，后者影响了我们在面对那些情景时做出的选择。

鲍曼的一些反思可能让读者吃惊，因为他更以关于社会而非个体形成的思想而著称。他创造了“流动/液态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这样一个引起共鸣的术语来描述当前资本跨越边界的运动、被外包到远方的劳动和在所有方面说变就变的生活。稳定性——坚定的价值观和社会团结——的缺乏对现状有利。结果，我们都只能靠自己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摸索前行。随着焦虑的蔓延，寻找像川普那样号称自己有答案的强人的欲望也变得越来越强。

在《将熟悉变为陌生》中，鲍曼坚持，现在谁都不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了，因为信息太多，要知道的太多了。然而，他又有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好奇心，愿意提出横跨包括心理学、文学、历史学和政治学与社会学在内多个领域的问题。现实太过于丰富和多样，以至于没法只从一种学科来对它加以限定和解释，也没法只从一种角度来看它。《将熟悉变为陌生》本可以开启一档精彩的播客节目，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播客节目之一的头几期——要是鲍曼能活得足够长，把他和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的谈话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