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軼君：我所認識的劍橋精神

自招收國際學生以來，劍橋漸漸失去了它的所謂「貴族性」。這裏我不想談論哈利·波特式高桌晚宴的神秘，或者徐志摩河畔金柳的艷影。而是劍橋作為一個學術殿堂，800年石頭城堡里的冷靜與尊嚴。

（一）

沒有圍牆，可是它能留住最好。

考古系有個講座，關於絲綢之路上的農作物傳播。教授剛剛考察回來，聲情並茂。提問環節開始，後排一名老者搶先站起：「我收養了一個來自中國雲南的女孩，我該給她吃扁豆還是土豆？」講者一愣：「沒有見到這個姑娘之前，無法回答你的問題。」老者哈哈大笑：「嘿，這是個玩笑！」

台下的我懵了——這老人家是考古系前輩嗎，那叫什麼問題啊？幸得資深同學解釋，老人顯然是劍橋鎮居民，不是學者。劍橋講座常有街坊鄰居旁聽，提些天馬行空的問題，教授們耐心作答，算是大學答謝社區。教授們還常常獻聲劍橋電台，匯報學術成果，所以小鎮電台談話類節目水準是世界級的。

這正好回答了我一直感興趣的問題：大學的空間功能，應該是一小群人的殿堂，還是鼓舞大眾的廣場？

初到劍橋，驚訝於這個地方沒有圍牆，沒有標識，遊客們永遠帶着困惑尋找「劍橋大學」牌子合影。十多年前，我進北大清華瞻仰，每每膽戰心驚，傳說門衛能從千人萬人中一眼識破臉上沒有寫着「天之驕子」的傢伙。劍橋客似雲來，除特定時間，各學院都可以買票參觀。

更匪夷所思的是，劍橋所有講座（不包括小組討論課）都必須對公眾開放，以證明講者經得起考驗。同班有個英國女孩，生在劍橋鎮，長在劍橋鎮，十幾歲的時候就溜進來聽課。她的經驗佐證了我的邪念：如果你在劍橋鎮上找個住的地方，結識個把學生，討來課程表，就可以免費聽遍全球頂級大學的課程。我的學費豈不花得冤枉？

但是，英國同學說，夥伴中沒有其他人像她一樣，自願放棄郊遊打機，額外聽課求學，「即便你向所有人敞開大門，並不是每個人都有心學習。」誠然，偶有外系學生串門聽課，但從不見到遊客端坐教室。劍橋不吝嗇資源，在信息自由的世界裏，慷慨播種，最後嚴格篩選，收穫最好的稻子（cream of the crop，上佳人才）。登堂入室的正規學生，得到的是系統練習和專業督導。劍橋本科生，每人分配一個學業兼人生導師，更不用說使用圖書館、參與學校活動、提供實習機會等種種便利。

劍橋沒有圍牆，沒有校牌，但川流不息的遊客，想來心裏都為它立了碑。

（二）

不拜權威，但崇尚嚴謹。沒有教科書，知識要去圖書館淘。

記者這個行當多在現實中摸爬滾打，學術則是另一番萬水千山。我在劍橋學習的內容，無關新聞技能，只求增益學識。專業是「國際關係」，從屬「政治與國際關係」系，二者課程交叉，亦可額外選讀。學術訓練，告訴你每一道表象背後，都有阡陌縱橫，避免調用印象，妄下判斷。學術道路上繼續深造的成功者，要麼在前人肩膀上更進一尺，要麼推翻舊航線，發現新大陸。

劍橋一年碩士課程，必修課四門，選修無限制。我揀了四門看似不相干的課程：中東政治、戰爭與社會、世界經濟、美國外交。每周必旁聽的有：外交與情報（只因老師講得象脫口秀一樣）、中國政治（怎麼會不感興趣呢）。

教學基本形式是一小時講座，兩小時討論。沒有教科書，課前準備是教授們開出的長長書單，學生們散落到一百八十多間圖書館搶借。好心的教授，會標出哪幾個章節最值得啃，大部分時候，他們只揮揮手留給你自己消化。

書單雖厚，這裏推崇的，不是記憶力，而是思考力。開學第一天，學院主任在大會上呼喚創新，「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同學，」不知什麼經驗讓她得此結論，「你們要學會挑戰成見，質疑權威。」更記得，一名學界泰斗問聽眾有無異議，半晌無人應答。他拿起葡萄酒瓶連擊桌面（課餘講座常有各學院自釀美酒相伴）：「這是劍橋嗎，怎麼啦？」還有一名剛剛從埃及回來的語言學家，向年輕人疾呼：「跳出思維定勢！你們學過的理論已經不足以解釋眼下發生的一切！」

但這裏並不欣賞冒失粗糙的立異。創新的前提，是自圓其說。討論課上，老師隨時喝斷學生演示，拷問細節：「從這個結論到那個結論，中間如何證明？剛才舉的例子，出處在哪裏？你說的這個詞語，定義是什麼？」

反過來，學生也有權打斷老師講課，如果詰問有理，反能獲得垂青。這裏「重教」卻不怎麼「尊師」。每次下課，教授們都自己擦去一黑板的字。問本土同窗：「怎麼沒有人幫老師呢？」同窗吃驚反問：「那是他自己寫上去的呀！」

建立「學生不用討好老師」的新型關係，除了社會傳統，還有賴無私的評分系統。期末考試卷，由至少兩名學科老師、一名外校老師，在看不見學生名字的情況下批閱。畢業論文同樣經校內校外多人評判，程序繁複、權力分散，一手遮天變得艱難。若學術舞弊仍難絕跡，最後還有英國媒體等料下鍋。2011年我所在專業發生過教師向《每日電訊報》爆料，另一名教師未經學術委員會審批晉升某基金負責人，鬧得滿世界風雨。

不迷信個人權威，而縝密的邏輯、嚴格的秩序，令學術本身值得敬畏。不過，學界並不能為人類包治百病，相反，就個人觀察，不乏空談理論、脫節現實者。參加過一場討論，主講者的學術新作，試圖證明2009年一場「局部戰爭」應該重新命名為「衝突」。近兩小時尋章摘句，不提兩者後果都是生靈塗炭。我在提問環節中抗議後離席。

（三）

大師如雲，但大師常說「我不知道」。

喬非老師活像個聖誕老公公，臉膛紅潤，兩鬢霜白。他教授中東政治課的方式，一如清真寺里講經，口耳相傳，不着一字。這位中東學界泰斗，任你在歷史線團里扯出一根，他可以上下勾連，左右貫通。不鼓勵學生埋頭抄錄，他說重要的是把知識變成「自己知道的東西」。

不過，最叫我佩服的是他敢說「不知道」。對於「阿拉伯之春」過後，局勢如何變幻，喬非拒絕預測。他說，任何革命都具有突如其來、不知所終的特性，我們可以理順過去眼下基本事實，「但未來如何，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接觸事實越多的人，越有底氣說「不知道」。

一名終身浸淫美國歷史的教授，我向他請教中美關係。他連忙擺手：「這不是我的範疇」。學術分野楚河漢界，行家不敢逾越半步。

當我離開劍橋，回到難免誇誇其談的電視人工作，喬非老師紅撲撲的臉膛時常警醒：「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國王學院草坪尊貴，英國女王都不得踏足，但是足夠資歷的教授可以在上面橫行。約翰·鄧恩就是比「天子」更有權勢的教授之一。

給他寫信前，有些猶豫。七十多歲的鄧恩已不授課，只做學術指導。公眾場合出現，必為眾人圍繞。他會願意見我嗎？

沒想到，郵件發出去五分鐘，立即收到回復。老教授的英文古意盎然，電腦屏幕上讀來，有點好玩。會面時他一點架子都沒有。躍上單人沙發，盤腿斜坐開腔：「理論上，我終日忙碌，不過，樂意與你一晤。」

我追問不休，他應答如流。關於革命，關於中國，關於制度。鄧恩思緒延綿，語出絕無重複，錄下來即可成文。當日交談內容，多不能即時發表，但在我腦海裡，卻是拳拳到肉，打通要害。告辭出門，春雨撲面，沒有比這更幸福的感覺了。

從英國回來，偶然翻到1999年版本、鄧恩編著《民主的歷程》中文版。出版說明結尾這樣寫道：「論蘇俄政治體制發展史全文刪去，對各位作者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不實之詞，也做了刪節或技術處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值得遠赴重洋，追問一切的源頭。

（四）

大師之學，兼得大美，夕陽裡的艷影多少年後都會在心頭婆娑。但最美的風景還是人。

石頭建築矗立數百年，離不了人的氣息。牛頓培根塑像旁，有紀念碑細數一戰二戰中衛國的學生。王后學院禮拜堂，周末孤獨排練的風琴手，高懸一閣，不理會訪客。這時候宇宙都是他的，神也不過是個聆聽者。三一學院大門上，亨利國王的權杖被學生換成桌腿，整個學校津津樂道了一個世紀。每星期一次學院Formal Hall Dinner（正式晚宴），逼着你跟對面左右乃至斜角不同人交談，收穫新的友情。同窗之中，見識英國人的自嘲，印度人的善辯，美國軍人的刻苦，亞洲同學帶着各自口音，輕易串出交織的歷史。

劍橋每天每個角落都在上演講座，推開一道門，長一段新知。一名女教授研究古羅馬普通人的墓志銘，結論是「用字精闢，語句簡單，猶如今日Twitter：『美酒，溫泉，性，它們毀了身子，卻拯救了人生』……」 犧牲一頓饕餮，省下時間去聽午間音樂會；或是走進圓形教堂，聽一聽猶太裔宗教學者研究《古蘭經》如何保留正本的歷程；又如綿延四日的「非暴力抗爭」工作室，帶你到八十年代的智利、2011年的華爾街，體察群眾的力量……

北大自然不必成為「劍橋哈佛第二」，因為它是北大，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傳承。但有些精神，也許不分東西，學術之嚴謹與思想之自由，學術人恪守尊嚴出世，滿懷熱忱入世，這些共通之處，恰恰解釋了世界上為什麼要有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