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谈论“平庸之恶”看来还为时过早

近期不断地在认识的人当中听说微信、微博被封号的事情，故此迁移一批曾经发布的文章到外面来， 避免有朝一日我所有在网路上的“旧迹”都从此被抹除掉。这是15年12月底写的一篇小文章 。

一、关于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的概念，是汉娜·阿伦特在旁听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庭审后提出的。作为反思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性理论之一，其探讨的对象并非特定的独裁者，而是作为庞大极权体制下的每一颗“螺丝钉”。关于平庸之恶更确切的意涵，很多书籍和资料中有详尽的介绍，此处不再赘言。

平庸之恶在当下中国的公共论域中，存在着相当可观的市场。尤其是在近年来“准极权体制”俞益强化，公权力对民间力量打压力度空前的形势下，直接针对国家机器的言说显然难以得到正向的回馈，无论是来自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另外，即或是持相近政治立场的受众，对反复进行的大同小异的“表态”也很难提起兴趣来。平庸之恶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无论如何，那些令人不齿的命令，总得要依靠一颗又一颗螺丝钉的配合与协作才能得以执行。

二、枪口凭什么抬高一寸？

据笔者有限的观察，一些热衷于行动的人士在遇到“麻烦”时，也不乏有向“招待”他们的国家公职人员引用这个典故的情况在。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期待，或是没什么底气的威胁。当然，目前找不到任何研究数据证明，这样的“劝诫”对改善他们的处境是否有帮助。不过笔者坚持认为，不要对人的道德自觉抱有太多幻想，也不要对道德意识所产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抱有过高期待，更不要低估一个人合理化自身行为的动力。将实然与应然的分裂之处用某种精巧的方式黏合起来，在现实中能找到比比皆是的例证。对于他们来说，那或许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再者，一个人是否会在“组织化情景”中作恶，与体制对个体的控制力度、方式、规则、意识形态的建构、责任的分配等因素的相关性远大于与个人道德水平的相关性。这在徐贲的《奉命干脏活的人们》一文中有较为全面的总结，亦略去不表。

三、青山依旧在，还怕没柴烧？

退一步讲，就算有相当数量的人因为“良心发现”、“自由意志的觉醒”而离开作恶的体制，只要利维坦的钱袋子、枪杆子尚在，何愁螺丝钉们后继无人呢？前面说过，不要对公众的道德自觉抱有太多幻想。若真实现了所谓“逆向淘汰”的话，平庸之恶升级成“自为之恶”估计也指日可待了。

当哪天利维坦的钱袋子瘪了，默许更多螺丝钉们“另辟蹊径”，将他们不择手段榨取的利益作为非正式回报，升级会来得更快、更彻底。

山上东西不多了，去抢吧！

四、真存在有效的舆论压力么？

从理论上讲，维稳从业人员的雇佣成本与（针对该职业）社会舆论压力存在正相关关系。（我猜的）

盘活某些社会资源，提高维稳成本，以渐进的方式给利维坦制造钱袋子危机，这样的思路看上去的确不错。

某种观念，只有当它成为宏观上的社会情绪后，才具备发生社会影响力的可能。在此，我不想浪费字数——这种东西并不存在，甚至看不到其社会认受度有任何上升的趋势。

五、建议

理解平庸之恶的概念，的确能帮助我们认清一些问题，但解决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至少本人尚不能找到它们之间的关联。若是分散本就贫乏的注意力，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

寒冬已至，能做的事情不多，以后很可能会更少。就算到了只能自说自话、维持自我内心认同的地步，也胜过耽于不切实际的幻想。

不止一个时代的人，在孤独中反抗。

另外，请远离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