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城

2021 年 9 月 4 日

为了寻求开端，人变成了螃蟹。历史学家向后看，最终他也就相信后面的东西了。

从驻地开车，经过一段水泥路，再拐进林间小道。小道应该是平整过了，低洼的地方铺上了碎石子。一侧是光秃秃的、残留着黑色灰烬的荒地。开到一处空地，看到喷了绿漆的铁丝网，那便是我们的发掘工地。

七月初的太阳已经开始展现毒辣的一面，我们站在铁丝网围成的区域正中，四周是成片的香蕉树，一丝风也无。

从零开始，虽然这个遗址去年已经开始发掘，但只是试掘，人员也不固定，留下的资料和物资稀稀拉拉堆在一起。几个探方已经回填，在地面上留下红褐色生土的痕迹。我们从合浦过来，从采购物资，到召集民工，再开荒清表，直至布设新的探方：十二个，十米乘十米。在这一处南朝时期的城址之上，布设今年要发掘的范围。

这里是浦北县坡子坪村，南朝时期属越州。本来整个北部湾及越南一带属交州管辖，无奈面积太大，故将交州一分为二，又分了广州和朱崖的部分土地，新设了越州，治所为临漳郡，也就是遗址的所在。到梁天监元年，废除临漳郡，州治迁到合浦。越州故城，作为郡治的时间不过短短二十余年。

越州是个古地名，在文献中多指今天的绍兴一带，战国时为越国属地，越王勾践的事迹，本就是个蛮夷人群融入中原文化的范本。此处名为越州，或许是取两广为百越地区的意思，《南齐书》即载，越州……夷獠丛居，隐伏岩障，寇盗不宾，略无编户。

而临漳，是东魏时期的邺城。漳河多治水故事，在华北平原上，当了几十年的政治中心。

通过地名，这个边陲之地与中央王朝发生了某种巧妙的连接。

残留的土垄呈长条状，从内到外围了三道，在卫星图上看得尤为明显，是越城的城墙。去年发掘了西侧城墙，发现了大量倒塌的砖瓦片，它们倾伏在城墙的斜坡上和外侧壕沟里，壕沟里的淤泥暗示了此处应是护城河。从壕沟的走向看，应该一直延伸到城外，再往南边走，就是南流江了。可以想象，当年的商船是怎样从北部湾一路向北，穿越在南流江的枝杈里，深入越州的腹心。南流江的流程不算太长，发源于玉林市大容山，串接起了玉林，博白，合浦。常说一个流域的文化大抵相似，和玉林一样，这里的人也爱吃狗肉。在合浦县我们就发现，街边的小商铺往往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狗肉出售，和糖水铺及西瓜摊一起，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景线。

探方布设好以后，发掘工作便开始了。整个发掘区呈斜坡状，东边是台地，分布着几处房址，有成排的砖和倒塌的瓦片；中间位置是斜坡，倒伏着大量的砖瓦堆积；往西地势变低并一直到内城墙。从地形图上看，整个城的布局挺明显，但是城内的细节仍然不清楚。地层也让人头疼，土层破碎，不能连成片，而划归到同一层的土，看起来又不完全一样。阿九告诉我们，城址里的地层是破碎的，执着于地层如何划分是本末倒置了，我们应该从遗迹入手，追遗迹的边界。

阿九是这边的技工，一般每个工地都会配备几个经验丰富的技工，他们大多很早就从事这一行，固定待在某个考古所里，或是跟着某个发掘领队。著名的贾兰坡院士，最早亦是练习技师出身。

阿九三十多岁，家就在一河之隔的县城里，但即便如此，他也很少回家。南方气候炎热，也决定着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可以待在户外，考古队常常年前才撤，过完年又继续工作。几年前，技工的工作还比较优越，依附于某个考古所，虽然辛苦，但至少稳定。但是14年左右，考古所开始大量裁撤技工，然后又用外包的方式将其聘请回来。看上去并无差别，但是待遇已然不同，且没有稳定的保障，最重要的是，这些辛苦了几十年的技工师傅在一瞬间没有了归属感，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扫地出门”。阿九在被开除时和所里闹了点矛盾，以至于现在他没有办法名正言顺地出现在考古工地聘用的人员名单上。

阿九说，他曾经是有机会去社科院的。我惊呼，多么好的机会！他笑笑，没办法，家人都在这里。

驻地在村支书家里，一栋四层的楼，刚刚装修完。开放式的院落，院子里种着菠萝蜜、芒果和黄皮。这个时节，芒果已经结完，菠萝蜜（当地叫树菠萝）甜得发腻，黄皮酸酸的，一层薄薄的果肉包裹着核。大量的黄皮挂在几根细细的枝桠上，真正有“果实累累”的感觉。支书家旁边就是村里的篮球场，此时是暑假，常常见到村前村后的小孩在此玩耍，吃完晚饭，趁着暮色，村民们也多聚集在这里聊天散步。

院子里走地鸡来来往往，两只大狗躺在一处沙地上，看来也被这暑热折磨的不轻，两只小狗倒欢快得很，一会儿在人群中凑凑，一会儿挤在母亲的乳房下。我是后来才知道，就在我们来后不久，村中来了偷狗贼，将大狗偷走，且一并将小狗毒死了。后来每日的饭桌下依旧有狗，他们趴在地上，吃饭时，我便拿脚轻轻蹭他们的肚皮。

村里人养狗就是用来吃的，这期间，村里一户人家请吃了一顿狗肉，某次过节，工地上还举行了一次狗肉宴，我并没有参与，只是看着他们摸摸肚皮赞叹美味。我并无道德评价的意思，所有的生物活在地球上，似乎都逃避不了被吃的命运。

我们在驻地时，常常有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过来玩，一遍遍地问，你在干什么呀？这个是桌子/椅子/洗衣机吗？旁边应该是他的弟弟，到饭点时候，我说回家吃饭吧，他仍然不愿意离开，弟弟拽住他的手将他往屋外推，满脸愤怒。支书告诉我们，这个孩子生过病，智商不高。阿姨和大姐向我科普他的“恶劣事迹”，比如去别人家里拿东西吃，比如对女性长辈毛手毛脚。但是你永远无法讨厌一个小孩子，顽皮的男孩，带着无法归咎于自身的疾病。我只能一遍遍和他重复语言游戏，希望以对待其它孩子的方式对待他。

支书家的女儿和儿媳住在县城里，偶尔回来帮忙，同时带上几个孩子回乡下过暑假。儿媳家有四个孩子，姐姐哥哥上小学，抱着最小的弟弟，小弟弟也不哭，每天嘟囔着嘴委屈巴巴的样子。妹妹有扑闪的大眼睛，所以最受欢迎，而姐姐性格较沉静，眼睛顺下来的模样，极为恬淡乖巧。

支书（严格来说是老支书，他退任有几年了）个子不高，十分瘦削，但是为人和善，考古队与村民的沟通，基本上都是通过他来处理。说起以前的经历，他重复着一句话，“真的是很苦”。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被母亲拉扯大，书没有读几年，童年时基本上是在放牛养猪中度过。家里贫穷，只能和牛睡在一起，到了冬天，严寒难忍。一直到成家，日子也还是难以为继，后来开始种甘蔗和香蕉，毒日头底下汗流浃背，不辞辛劳地干活，又找了个村委会的差事，才逐渐从重担之中缓过来。

现在，儿孙满堂，家里的四层楼房也盖了起来，楼上楼下十几个房间，基本上等同于旅馆。村里人热衷于建造大房子，三到五层，外墙很随意地抹上水泥，也没有进一步装饰。从外面看过去，成排的窗户，装上了防盗窗，像是监狱。

客厅里，儿媳拿出手机播放音乐，一岁多的弟弟刚学会走路，正跟着音乐声快活舞蹈，哥哥姐姐则在一旁，兴奋地鼓掌。

探方里的工作枯燥无味，聊天成了唯一的消遣。民工们大都四五十岁，而一些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姐姐，一问都已成家，小孩都有好几个了。整个工地阿姨偏多，故而一个探方的基本配置是一位大叔加三、四位阿姨。

阿姨们的普通话说的不好，有时候能感受到她们极力想要表达自己，但脱口而出的仍然是方言。最爱问的便是，家在哪里，家里有几个兄弟姐妹，学校在哪里，实习有无工资拿。工人一天100块，这个水平在当地算高的了，不用离家，干的活也不复杂。每天，阿九拿着登记表点名。大家的工作时间倒也灵活，家里来了客人或者要收香蕉时便请假，有的时候一个月只得一千多元。其中一位阿姨某天没有来，本来我以为只是请假，后来才知道她去广州打工了，非常突然。我无奈地笑道，怎么一点都没听她说呢？转头想想，的确是没有和我说明的必要。

大叔倒是能说会道，每天都乐呵呵。常常问我，小陶你会不会说客家话？我老实回答，不会。那我教你，然后便开始了各色语言教学，我有一学一，但是记不太住。有时候在手机上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他也会拿给我看。有一天，他和我说一件不知是段子还是真事的事儿，“我问村里的小孩，如果中国和美国打战，你帮谁，小孩说，帮中国；如果美国和日本打战呢？”，我还在思考哪个赢了比较有利，他便说到，“小孩答，一个都不帮。由此可看出孩子这么小便有了拳拳爱国之心。”继而问我，你会帮中国吗？我说，打战有什么好，我不帮。他突然很愤慨，当年日本人那样打我们，我们强大了，也应该打回去才对。我说，打回去吃亏的还不是老百姓。于是他使用了终极一招，看来你念这么多书不知道念到哪里去了。

我们吵了起来，他觉得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弱肉强食的，被欺负了就一定要报复回去。我则认为和平才是真正紧要的事情，明明知道侵略一个国家是错误的为什么还要做这种错事。他认为战士们保家卫国才有我们今日的和平，我则说如果打战的是你的孩子或是你自己你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他表现出了牺牲精神，如果需要他，他也会上战场。我在这种精神面前败下阵来，只说你要弄清楚一个政府为什么会选择打战，如果打战，真正受利的是谁。

战争并不遥远，探方里的一位阿姨，生活在中越边境上，从她家所在的村子，跨过一条河便是越南。七十年代，中越边境爆发严重冲突，阿姨那个时候还是小孩，村子里充斥着紧张压抑的氛围，他们警惕着每一个来到村里的陌生人和举止异常的村民是否是越南特务，村里开始有传言，在谁谁谁家搜出了电报机，一时之间人心惶惶。

九十年代，嫁到这里以后，战争的阴影已经远去。她很多年没有回家，还有远亲身在越南，只有流利的越南话显示了亲缘的联系。在边境间自由穿梭的年代一去不复返，抽象的国家落到实体便是边防哨所，是护照签证和通行关口。

越南有什么呢？我开玩笑地说，越南新娘吗？阿姨说，她认识一个年轻人，每年从越南带很多女孩来中国，当然大部分是来打工的，也有就在这里结婚的。前些年查的还不严，他的生意做得很好，这些年管制力度加大，这种违法行为就不多见了。她知道这个年轻人进过一次局子，但不知道他现在何处，又在干什么。

七月的骄阳仍然继续，每个房间只配置了一个电风扇；板床上铺上凉席，晚上背部烙得生疼；帐篷式的蚊帐仅能屏蔽蚊虫的叮咬，窗户房门全部打开，仍然热得受不了。一晚上过去，睡衣上便沾着汗味和凉席淡淡的竹子味。晴了半个月，村里的水便不够用了。停水的时候，得从楼下提水去洗澡。一个星期下来，脖子上捂出了痱子，拿炉甘石擦一擦，留下一圈白色印子。七月下旬，支书在楼顶装上了储水箱，用水的事情不用愁了，七月底，空调也装上，生活质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们终于可以慢悠悠洗个热水澡，然后回到房里安心看书或看剧了。

每日生活平淡又有规律，早上煮一杯咖啡，吃麦片酸奶；中午漫长的休息时间用来看看手机，睡觉，醒来后看会儿书直到上工；晚上吃完饭已经八、九点，写写工作日记，看看书，重复的日子让人忘记时光的流逝，故而晃眼过去，好像什么也没有做。发掘工地让你远离外面世界的纷繁复杂，但是同时也让你的肉体疲于应付。

村庄实在是偏僻，去最近的镇上要开20分钟的车。出了村的路旁种满了香蕉，宽大的叶子垂下来，大串的蕉被用麻布袋装起。还有成片的剑麻、坚硬的叶子张牙舞爪地向上树立；火龙果像是仙人掌，红色的果实垂挂在茎干上；而那些长得酷似杂草的植物，我也是在旁人的提醒之下才留意到是紫红色的甘蔗，走近了看，总觉得这片茂密的甘蔗林中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

吃的倒是不错，岭南地区的吃食大抵相似，白切鸡是自家的，嫩而鲜美，藕块粉糯，扣肉过重油炸，猪皮极其酥软，肥肉竟也不腻，酸笋是别处没吃过的，没有螺狮粉包里的味重，出奇地好吃。这里人家口味都淡，基本看不到葱姜蒜之类的调味料。端午节快到的时候，工地的阿姨拿了家里包的碱水粽给我们吃，糯米加了碱灰泡一晚上，呈金黄色，里面用芭蕉叶裹了腊肉作馅，吃起来香软可口，芭蕉叶有一种神奇的皮蛋的味道。

而我们都嗜辣，桌上常备着老干妈和拌饭酱，常常还要点评阿姨的手艺，不够味重。工地进入三分之二，大家突然发现菜的味道辣了起来，本地食物少了，常见肉末茄子和肉末青椒，伴着能吃一大碗米饭。

发掘工作仍在继续，由于堆积较浅，表土层下已经可以看到遗迹了，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将渗进倒塌的砖瓦中的泥土抠出来，以使整个平面看起来干净漂亮。地层并不清晰，即便是出现了遗迹也难以划清其界限，更别说找出其范围了。我们发掘着一些早已知道的东西，而那些我们不清楚的东西，即便刮多少次面，也永远不会弄明白。八月份领导视察工地，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为了建设遗址公园，要保留完整的倒塌堆积，于是各个探方才开始的工作都停了下来，保留了一个完整的面和很多不清不楚的问题。

也有过争论，我觉得很多东西如果不挖下去，就永远搞不清楚它是什么，但有人认为挖掉的话，除了资料什么都不会留存下来。这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城址的发掘只有揭露了同一个层面（居住面），才能知道当时城市的布局是什么样的，二是向下发掘和留存遗迹哪一个比较重要。

这似乎是一种两难的处境，能够继续发掘下去的前提是有成果，这样才能变现，地方政府才能支持，而有成果就需要向下挖下去（以出报告，出器物），向下挖下去，就意味着这个面上的堆积基本上不复存在。

发掘进入后半段，除了如何挖，我们还面临着明年怎样安排工作的问题，发掘面积不仅由国家文物局审批，也由能征多少地决定，这是和当地人在饭桌上谈出来的。我们计划要发掘的地方现如今种着速生桉，得要和种植的人家谈赔偿问题。

当然，这些不是我们学生能解决的。阿九大概是喝了一顿酒，回来说一棵青苗赔偿六元。我惊呼，这么便宜！他赶忙说，可不能说出来！到第二天，只见他又垂头丧气，赔偿的事情黄了。一问才知道，老人家当时是同意的，回家一说，他的儿子觉得价格还能再抬抬，便反悔了。像是过来人提供经验似的，阿九和我们说，以后和村民谈赔偿，一定要马上签字马上转账，晚了一天他可能就改主意了。

和村民的“斗智斗勇”是考古学生的必修课，小到怎么和探方里的叔叔阿姨打交道，大到工地出了事要怎么处理。老师们来工地时，常爱说自己的过往经历，怎样井井有条地管理工人，又怎样多次“逢凶化吉”。多是中庸之道，日常相处尽量温和，但是该做活的时候绝对不能闲着，至于农田赔偿，一般采取强硬的态度，不能退步。老师在饭桌上感慨，有时候争的也无非十块几块，对于考古队来说数额并不大，但对村民就是多一些收入，想来也是可怜得很。

在工地上，读了《圭拉那魁兹》，是一本关于墨西哥河谷一处史前遗址的发掘报告，被誉为研究农业起源的经典之作，但是大部分内容，环境、地层、器物的描述与介绍，严肃又枯燥。偶尔的，能看到作者笔触间流露出来的生活感，为我们展现了当时发掘的种种，比如他会认为墨西哥的工人是这一遗址的真正发掘者，会描写工地上发生的趣事，也有一些感性的情绪游弋：

在2200年的时间里，你有6次机会注意到圭拉那魁兹洞穴的人群，并且按下相机的快门，6次快拍，每次都是一处前陶期的居住面。他们肯定是很有意思的照片，但每张只代表了某次静止瞬间。对于长时段文化与环境波动的动态过程我们实际上提供不了公正的评判，而你按下的快门使之看来如此稳定和永恒。

每一次的发掘都是如此，在有限的时间里，触摸到的，可以是千百年的时光，也可以是一个个静止的瞬间。在越城待了两个月，我不曾思考当年的那一群人，怎样热闹地度过了一生，城址发掘给人的废墟感尤甚，野草丛生，断壁残垣，当思维陷入到结构布局，埋藏过程等理性逻辑里去的时候，便会忽视古与今的交流。

村里很多人都来工地做活，他们也才是这个遗址真正的发掘者，闲聊时，我们热衷于宣扬这里的价值，可以建造一处遗址公园，可以发展旅游业。阿姨说，谁要来这里玩？从合浦县城过来，要开车两个小时，路况复杂，周边也无配套设施。这一切透露着衰败之感。

面对现实，我们想象不到它作为州治时候的样子，会有船载着其它地方的货物在此处靠岸，船工们拉着纤绳，城墙之外，卸货的码头热闹繁华。城外的农人提着自家种的粮食和水果，从远方赶来，聚集在城门外，只等城门一开，可以进城贩卖。妇人们佩戴精美的首饰，极细小的珠子被精巧地穿起来组成繁复美丽的手串或发簪（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琉璃珠）。或许是某一次台风过境，屋顶上的泥瓦被风吹地哗哗作响，终于支撑不住散落一地，第二天，人们挑选完整的再次利用，碎了的便将其弃置在墙外。墙外应该还是便溺和垃圾弃置之所，眼不见为净，一代代的人们秉持着有多远扔多远的理念，直到恶臭再也掩盖不住。我们发掘时，工地并没有建造厕所，民工往往钻到远处的树林就地解决。城内当然注意不到，但是某次我环绕城墙想要看看城墙整体布局时，便清楚的知道哪一片被人们选择作为露天厕所。

在想象中，我可以尽情挥洒笔墨，勾勒王朝最南端的风土人情。但是现实是，我们只能看着这些时间的截面，给出的每一个解释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至于词穷。

我在那一瞬间觉得，历史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当下。

九月，太阳的恶意似乎减少了一些，随着开学季和雨水而来的，还有山间的雾气。雾气是突然笼罩大地的，在低头和抬头的瞬间，人便迷失了，远处人只剩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而树林成了水墨画。某一天上工时，竟然在车窗外看到了彩虹。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疲惫生活里突然出现的光亮，遥远而迷幻，真实存在又好像并不存在，无不昭示着自然充满了善意的施舍。

发掘工作快结束时，我去了一趟江边。看着距离很近，但是林间小道错综复杂，我只能不断地问路过的村民，往那边是南流江吗？他们点头，一直往那边就是了。从树林中穿出来，视野一下开阔了很多，有柳暗花明之感。眼前是宽阔的河滩，江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半人高的草一丛丛分布在靠江的地方，老黄牛咀嚼着草料，发出震天的声响。旧时的码头被废弃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建筑，一整片被草丛遮蔽，已经无路寻过去了。

我正拍着照，忽然听到有人叫我，小陶——

是工地的一位大叔。并不是我的探方里的，因为常常在各个探方间做一些切壁和砍树根的活儿，所以和大家都认识。

你一个人过来玩啊，他看起来很高兴。

今日不上工，他便来江边放牛。江边有一处砖房，晚上只要将牛关在里面就行了，白天放出来，任其在河滩上吃食散步。一个人放牛或许有些无聊，他开始说起自己的生活。每天四点钟起床，吃早餐，过来放牛，再去工地（工地上工时间是六点半）。最小的孩子还在上中学，平时住在学校，周末回一次家，他便会宰杀一只家养的鸭，加个菜。还有一个孩子在读大学，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没好意思问家里的女主人在哪儿，害怕是一个让人伤心的答案。

生活的陪伴似乎是那条黄狗，此时正和另外一只狗在草地里追逐撒欢。大叔说这只狗喜欢跟着他去工地，要花费很大气力才能赶它回来。

我们沿江滩往南边走，这里有一堆沙，旁边是弃置的铲车和抽沙设备。我们便走上沙堆，大叔说，前些年采沙猖獗的时候，外地人都跑到这里来，村里人觉得采沙影响风水，纷纷抵制，但是没有用，这几年在政府的打击下，才逐渐改善。于是这座沙堆被遗忘了，没有人过来拉走，也没人想把它填回去。往下靠着几艘船，我很想坐船，便问现在还可以坐船吗？我其实心里知道答案。大叔说，他年轻的时候，人们还时常坐船来往两岸。

大概是什么时候没有船的呢？

十几年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