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學公民課筆記(中)——公民課的預言
2020年,無論是已飄向北方的朱健剛老師,還是剛剛經歷牢獄之災的陳健民老師,都不再提起“新家園計劃”。儘管那一年,他們真的對未來充滿期待。
似乎的确出现了一点希望,所以,那一年也曾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不过现在看来,叫“中国公民社会末年”倒更合适一点。——安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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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講記的第七篇分享。
上一篇發表之後,得到了一些頻道的分享。本人telegram頻道的訂閱者也突破了50。感謝大家的厚愛~特別是得到了上次引用的@xunger 的回復,真的是喜出望外呀~
我會繼續努力的。話不多説,先分享這幾天整理的第六至第十講的内容。
公民課的一大特色,就是邀請各類NGO或行動小組分享他們的行動。這些團體現在有的成爲業界典範,有的依舊艱難生存,有的在轉型,有的自然消亡,有的被取締。現在重新看起來,可以説這些分享,甚至是公民課本身,是對未來社會的預言書(或者是反預言書)。這一期就帶大家數一數公民課裏面立的各種flag吧~
世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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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不是說譚德塞,説的是同性戀電療。2014年底,同性戀者小振起訴性向扭轉機構采取電療的“同性戀維權第一案”勝訴,并在判決書中歷史性地表明“同性恋并非精神疾病”。與此同時,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發起了反對同性戀電療的全球聯署,獲得超過十萬人相應。
他們在公民課的分享中表示,他們曾經試圖尋求世衛的合作,卻被告知......
世衛在中國不能輕易發聲。
垃圾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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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内地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要求到2020年,46個重點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類處理系統,上海更是以立法形式强制要求垃圾分類。一時間,「你究竟是什麼垃圾?」在網絡上甚囂塵上。其實早在多年前,環保組織拜客廣州在公民課的分享中,就談到個人對垃圾分類的看法。
比起推动每个人垃圾分类,不如推动厂家去生产可降解的产品。
這句話其實提到了實踐垃圾分類的一個痛點。例如因爲垃圾袋很多是不可降解的,扔厨餘是不能扔垃圾袋的,難免要髒手。我想這難免會讓人對垃圾分類有不好的體驗。
社工機構NGO化 VS 民政化
朱健剛老師在公民課曾經分享過,社工機構組織科層化、程序標準化、人才專業化等挑戰。因此他建議社工機構要走向NGO化:不單靠政府購買服務,實現資源多元化;治理結構減少科層實現去中心化;跟社區志願者、公益組織合作,形成合力。
後來,廣東省民政廳提出社工改革,并在2017年推出了“廣東社工雙百計劃”——在粵東西北地區的鄉鎮、街道建立社工服務站。朱老師的前同事,也是這個計劃的深度參與者張和清教授曾在《落地生根——扎根社區的社會工作》一文中提到了這個計劃要突破的三大瓶頸:區域發展不平衡、社會工作專業性不强、政策服務最後一米無法打通。
無獨有偶,朱老師針對政府購買服務,也表達了他的評判性思考:
- 拓寬公益組織資源渠道的同時,社工機構壓倒草根NGO,行業内部更不平等;
- 公益組織獲得更多的合法性,但NGO成了夥計而不是夥伴;
- 公益組織更能參與基層治理,也使得他們容易對上負責而忽視了社區需要,出現等級化、官僚化
- 密切了政府和公益組織的互動,也使得他們失去了獨立性。
很難評價雙百計劃目前成果的好壞,不過個人覺得。這可以跟前一年時任廣東省宣傳部部長慎海雄推動的南方財經全媒體集團(收編了21世紀經濟報道)的成立,并列為新時代廣東改革的創舉之一。
行動者模糊的面孔
在轉型的時代,行動者的面孔都是模糊的,尤其在現在的敏感時期,我們要變得更加模糊才行。——《我的理想是做個好公民》
公民課提過無數的行動者。時過境遷,他們中的很多人已經消失在公衆視野,有的是因爲時勢的躁動,有的則是因爲個人的失範。當年公民課,提到公益倡導一定要提雷闖,提到跨界合作一定要提鄧飛。現在回看,越發唏噓。公民課曾經提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民計劃的25個公民守則,其中有一條就是真誠道歉(Apologize earnestly)。做一個行動者,首先就要勇於面對並坦誠自己的疏失,例如我經常不按時更新。
當然公民課最有意思的預言,莫過於
一般來説,什麽樣的國家,就有什麽樣的公民。
但轉型時代,什麽樣的公民,將決定未來有什麽樣的國家。
下一節將講述公民課爲何戛然而止,以及周保松老師跨越七年的自由主義思考。
2020.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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