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另一端的中國(1)——高場鎮

默爾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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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場這樣的小鎮,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是一個閉環,沒有任何新鮮事物的流入。假如當下的社會發生了變革,這裡的居民大概率會成為一股強大的阻力。

我第一次去宜賓,我母親的理由是讓我陪外婆回她的老家去尋根,順便去蜀南竹海玩玩。我第二次去宜賓,母親的理由仍然是陪外婆回老家尋根,再順便去蜀南竹海玩玩。可我知道所謂的“尋根”只是一個藉口,母親只是希望能讓我多陪陪她而已。第二次尋根之旅是從初秋的成都開始的,那時的四川盆地已經開始籠罩在大片的陰雲之下,預示著長達半年的陰冷期的到來。

外婆的老家在宜賓市的高場鎮,這是一個坐落在岷江江畔的小鎮,距離宜賓市區大概22公里。岷江從小鎮的山腳下流過,經過近30公里的蜿蜒過後,在宜賓市區和金沙江匯合成長江,就此消失在地圖上。從地圖上看,高場鎮只有一條從東北向西南延伸的主幹道,長度大概只有幾百米。在主幹道的兩側,分佈的便是小鎮的城區。但完全不同於對破落小鎮的印象,當我們乘著小舅的SUV開到高場鎮邊緣的時候,首先引入眼簾的卻是高聳的居民樓。

這樣的景象在中國並不罕見。

前些年,中國內地開始大興土地財政。在實行土地改革過後,中國內地的土地全部被收歸國有,所有的土地的都是政府的,而個人只有土地使用權,沒有土地所有權。伴隨著2008年金融海嘯的餘波,2010年後中國的經濟狀況也並不明朗。為了應對經濟問題,中國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賣地。可賣地也是一門學問。地賣多了,地價就便宜了,政府也就賺不到錢了。地賣少了,地價才足夠高,但是地賣得太少,又會阻礙城市的發展。在這個基礎上,中國政府開始大興基建,通過修建高速公路、地鐵等基建設施來提升地價,這樣做的好處是,即便地產批復量大也不用擔心地價會跌。在那些年,各大城市都開始申請修建地鐵,有些大城市甚至把地鐵修到了荒郊野嶺。民眾得到的理由是,那些荒郊野嶺遲早會發展起來,所以政府提前準備好地鐵站,是有前瞻性的表現。但我的想法卻完全相反。我覺得這其實是政府想賣那個地方的土地,所以才把地鐵修過去,順便拉高地價,然後倒逼開發商去買那些高價地來修房子。

可那些地方到底能不能發展起來,那些城市能否帶動如此大規模的建成面積,都是一個未知數。例如成都,其城市規格就像是一根棒棒糖。主城區是一個攤開的大餅(也就是糖的部分),然後天府大道一路向南延伸,近幾年頗有風頭的高新區和天府新區的城區就坐落在天府大道的兩側,形成了一根細長的“棒棒”。這根“棒棒”的之長超乎想象,一度快要延伸到隔壁的眉山市,但其規模卻並不算大。在高新區的核心地段,有五條東西走向、直接穿過天府大道的街道,分別按順序被命名為天府一街~天府五街。天府x街是成都軟件園所在的位置,騰訊、華三、育碧、完美世界等大型IT企業都坐落於此,街道兩側盡是參天的寫字樓,繁華無兩。但只需要順著天府x街往東邊或是西邊走上三四公里,兩側的街景便變成了小縣城模樣的舊城區,甚至再走上一兩公里,剩下的便是農田和荒地。

比高新區更靠南的天府新區似乎還要更讓人頭疼一些。天府新區到成都核心區天府廣場的直線距離近30公里,同樣遍佈著高樓大廈和說著普通話的外省人,那裡最受歡迎的食物是全家的便當和張亮麻辣燙。早年間天府新區一直被冠以國家級新區的稱號,成都似乎把一切的資源都傾注給了天府新區,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落戶天府新區並在那裡購置了房產。隨著天府機場附近開始規劃空港新城,我就開始懷疑成都的發展水平到底能不能養活那麼多新區。我前兩年去天府新區的時候,確實感慨那邊的城建真的非常華麗。但另一方面,那些地方也確實非常“鬼”,即便是白天,街上行人也非常少。

為了保證土地的最大收益,政府仍然限制了部分土地的出售,比如住房用地。住房用地不足,最終的結果就是住房用地價格暴漲。而開發商為了應對土地價格的暴漲,一方面是漲房價,另一方面就是修建大量的超高層居民樓。在土地財政開始過後,全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大量二三十層高的居民小區,其中也包括高場鎮。不過不同於大城市有海量人口兜底,小縣城的高價樓盤大多是偽需求。一方面是小縣城的人口根本支撐不起來如此多的高密度居民區,另一方面小縣城居民的消費力也不足以消化掉這些高價樓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開發商能做的就是渲染焦慮情緒,比如聲稱剛需房一定要趁早買,以後還會暴漲之類的。大量的普通民眾被忽悠上了車,成為了“百萬負翁”。但這一批人都“上車”過後,看著這些人的慘狀,剩下的“老油條”是無論如何都不會隨便買房了。這些“老油條”不“上車”,原本就已經冗餘的房地產市場便開始下跌。就在2021年,天府新區有些樓盤都已經開始出現腰斬,小縣城房地產必然更加慘淡。但到底有多慘淡,我們不知道,因為政府不讓說。

穿過了高場鎮入口處高聳的居民樓過後,它終於露出了本來的面目——主幹道兩側都是一些三四層高的小樓,一樓通常會被作為商鋪,大多數是雜貨店、餐館和服裝店,樓上則用來居住。在這些小樓旁邊的羊腸小路裡則坐落著一些六七層高的“古董級”小區,這些小區在過去沒準還是高場鎮的“高級小區”。若不是因為高場鎮坐落在山坡上,站在主幹道的盡頭,大概一眼就能把整個小鎮望完。當時我打開手機準備點一杯奶茶,卻發現整個小鎮居然只有一家蜜雪冰城,最近的其他奶茶店則有六公里遠,那是在另外一個要更加繁華一點的小鎮上。

蜜雪冰城是中國一家比較老的奶茶品牌,但它的爆火卻只是近一年的事。奶茶的爆火在中國內地也只是近三年的事情,這期間中國出現無數的奶茶品牌,價格從十幾元到三四十元不等。那時的人們宣揚的價值觀是“奶茶自由”,也就是讓自己的收入能夠達到想喝奶茶就喝奶茶的水平。但蜜雪冰城卻是一個異類。就在便利店的冰淇淋都能賣到9塊錢的時候,蜜雪冰城的甜筒卻只要3塊錢,奶茶價格也基本在個位數。在過去,蜜雪冰城就是低端的象征。沒有人願意喝只要五六塊錢的奶茶,而其中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它不好喝,還因為人們覺得喝這個牌子會很掉價。

但是到了2019年左右,中國的物價便開始了布朗運動,民眾的生活水平也開始出現波動。這一現狀讓蜜雪冰城在一眾奶茶品牌裡異軍突起,這時大家的價值觀已經從“奶茶自由”變成了“我不嫌蜜雪冰城low,蜜雪冰城也不嫌我窮”。與之同時崛起的還有平價西式快餐品牌華萊士。在華萊士,只要15元左右就能買到吃到撐的漢堡和炸雞。同時也因為吃過華萊士過後很容易腹瀉,也讓華萊士得到了“噴射戰士”的美名。但即便飯後“噴射如柱”,也阻擋不了華萊士越賣越好。如今,在大城市的商業中心也時不時能看到蜜雪冰城和華萊士的身影,而這兩個牌子更已經成為了小縣城日常消費的王者,你幾乎可以在任何一個小縣城找到它們的身影。

我曾看過一個有關商業的視頻,裡面的博主說,小縣城沒有產業的說法,在小縣城創業,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服裝和餐飲。我母親曾多次叫我回老家——一個名叫攀枝花的四線小城市——找工作,她希望我能考公務員或者進國企,而我腦海里唯一能想到的工作只有服務員或者導購。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我倆的想法幾乎殊途同歸。而這些才是中國小城市——或者說是80%的中國——最基礎的模樣,那些嶄新的高層樓盤更像是歷史浪潮帶來的幻影。

母親和外婆的舊房在高場鎮的“老街”。中國似乎每一個小縣城都有一條“老街”,它們可能不是真的叫這個名字,但你用這個名字問路,卻總能找到它。高場鎮的老街在主幹道的盡頭,是一條隱藏在一條新街道背後,與主幹道垂直的破敗小街道。雖然說是小街道,但在過去,它就是高場鎮的全部。過去我的母親經常跟我說,高場鎮名義上是個鎮,但其實就只有一條街,兩分鐘就能走完。最為有趣的是,外婆帶著一家老小在七十年代離開了高場,如今五十年過去了,這條街竟一點變化都沒有。老街大約五六米寬,石板路面,長度不超過三百米,兩側都是木質平房,現在幾乎都變成了棋牌室,我們下午抵達的時候熱鬧非凡。母親說,以前的高場就是這些木頭房子,現在的高場還是這些木頭房子。時間在這裡似乎停滯了。

我們還在老街迷亂的時候,路邊一個小麵館的老闆卻一直盯著我母親看,我母親竟也毫不害羞地盯著麵館老闆。在盯了好一會兒過後,母親說:“你不認得我了?”麵館老闆也一臉錯愕:“看著是有點眼熟。”原來麵館老闆是母親小時候的玩伴,當下的這個麵館正是外婆的老房子,我的外婆、母親,還有母親的一眾兄弟姐妹都出生在這個麵館背後的里屋。老闆的父母在五十年前買下了這座老房子,給了外婆用來離開高場,去攀枝花打拼的啟動資金。小舅作為家裡的老幺已經完全不記得這件事了,外婆搬走的時候他年齡還很小。那一剎那,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種名為“血脈”的東西。

老闆盛情邀請我們去里屋轉了一下,我母親驚訝地發現,里屋除了浴室和臥室貼上了瓷磚,其他的地方幾乎完全沒有變化,甚至連天井的石質洗衣台都還是五十年前的模樣。走到後院過後,母親興奮地站在一口化糞池旁邊,一臉壞笑地跟小舅說:“你還是個奶娃的時候,你大哥用鞭炮炸過這個化糞池,結果被你媽追著打。”小舅哂笑了一下,說自己完全不記得這事,甚至不記得這口化糞池。但不知為何,母親的這番話莫名其妙地讓我感覺我的“血脈”和這個化糞池劃上了一些奇怪的聯繫。

我們在麵館閒談的時候,老闆的女兒一直在招待我們。他的女兒上身穿的是羊羔絨的外套,下身是緊身牛仔褲和帶有絨毛的布質單鞋,雖然算不上特別時髦,但是卻顯得和這條老舊的街道格格不入。他的女婿看上去十分年輕,模樣也是十分帥氣的,言行舉止透露著一股不羈。小兩口和老闆夫婦一同住在里屋,一家四口一同打理著這個麵館。

但違和的是,他的女婿一直臭著臉。事實上在母親和老闆“認親”之前我就發現他的臉一直臭著的,對於店裡面的事務也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在做。這種臭臉似乎並不是因為吵架或者對來客感到不爽,而是一種看上去對於當下感到十分不滿的情緒,至少我是這麼覺得的。對於這一家的這種狀態,我感覺非常的錯愕。正如前文所述,我的家鄉是一個四線小城市。剛從成都的大學畢業的時候,我總是十分牽掛家鄉,我也曾想過要不要回到家鄉生活,畢竟回去過後不用擔心房租,就連三餐也可以有父母幫忙打理。但後來在大城市生活得越來越久,我對於家鄉的牽掛越來越小。在成都,我隨時可以找到人陪我聊喬伊斯和羅翔,但是回到老家,人們聊的只有生娃、喝酒和超市限時折扣的衛生紙。我並不是有瞧不起這種生活狀態的意思,只是覺得老家大部分的人都是這樣的狀態,而這樣的狀態並不是我想要的。所以當我看到一直臭著臉的老闆的女婿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他是不是因為不想呆在這裡才會一直臭著臉,並且對於店裡的事情十分不耐煩?這畢竟是一個已經停滯了50年的街區,這裡根本不是年輕人該呆的地方。但我仍然想不明白的是,他如果對現狀感到不滿,為什麼不選擇離開?他甚至不需要走太遠,麵館就在新街和老街交匯的地方,到新街的距離不超過30米,他只需要走30米就能離開這個時間黑洞。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釋是,我對這一切的猜測都是錯的。

在離開麵館之後,母親指了指老街道遠處——其實也不過二三十米的距離——說那邊是她的幼兒園,也是老街的盡頭。我們走過去之後,在幼兒園的位置發現了一個派出所,一棟很小很小的二層小樓,墻面貼的是派出所特有的藍白瓷磚。派出所的旁邊是一棟兩層樓高的木質大房子,雖然看上去十分老舊但整體結構仍然完好,房子已經封閉了起來,外觀看上去似乎比派出所還要氣派一些。母親說那棟大房子就是她的幼兒園的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就在派出所現在所在的位置。

我們走近了“幼兒園”,發現房門上面用紅漆寫的大字仍然沒有掉色,上面寫的是“高舉毛”。

“高舉毛?這是什麼意思?”我問母親。母親說:“‘高舉毛主席思想的偉大旗幟’,剩下的大半句話應該是被拆掉修派出所了。”

在中國,有很多人都認為警察是中共政府的狗腿子,其主要作用就是幫助政府壓制民眾,至於維護治安或者破案什麼的,倒是次要的事情。而老街為了修這座派出所,反倒把最能代表中共政府的“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給推倒了,在當下這個凡事都要講立場和屁股,有如文革2.0的時代,這種行為算不算辱華呢?

伴隨著極端民族主義的崛起和對信息的進一步瘋狂管制,中國人變得越來越敏感,內地的互聯網也有如一個糞坑。像拆掉毛主席語錄這種事,我完全相信會有人覺得這是在大搞反動行為。雖然中國內地的互聯網看上去烏煙瘴氣,粉紅橫行,但我知道在這些混亂的背後仍然有一大批對當下環境不滿,並且渴望變革和民主,甚至推翻共產黨統治的一群人。這些人因為總是不滿,又喜歡挑共產黨的刺,所以被粉紅稱之為恨國蛆,而他們則自稱反賊——一個源自《水滸傳》的代稱。反賊這個群體在十幾年前就已經有了,只不過那時候的那些人在當下被稱作“公知”。“公知”的意思是公共知識分子,因為早年的知識分子們在當下都已經被悉數打成了“恨國黨”,所以公知也成了一個蔑稱,通常指代那些有一定影響力的反賊。不論是過去的反賊還是當下的反賊,都一直相信著中國——或者說是中共政權——有一天會崩潰。但也因為十幾年過去了,中共政權仍然在運作,所以這種“中國崩潰論”也時常成為粉紅嘲笑反賊的一個笑柄。確實從私心上來講,我也希望這個政權能夠倒台,但我也同時對“中國崩潰論”持有懷疑態度,而我懷疑態度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就源於高場鎮這樣的小城鎮。

在高場這樣的小鎮,大多數人的生活都是一個閉環,沒有任何新鮮事物的流入。在這樣的城鎮,人們的信息來源就是中共餵給他們的東西。當我在一個大城市的時候,我總有可能碰到一個使用VPN翻墻的人,但在高場,這是不可能的。這裡沒有人會用VPN,也不會有會用VPN的人來教他們用VPN。清朝末年,傳教士的到來給中國人帶來了新鮮的事物,推動了中國的開化。可高場這樣的小鎮,是“傳教士”都不會來的地方,“高場們”還會本能地排斥“傳教士”,甚至殺死“傳教士”。

這其中還有一個有趣的悖論。像這些鄉鎮,政府會通過各種各樣的規則來系統性地剝削當地的居民,阻礙他們走出鄉鎮,也阻礙他們看到更大世界,但鄉鎮的居民卻比城鎮居民更加“愛國”。

因為戶口制度的存在,這些地方的人們沒法隨意流動,沒法接受其他發達地區的更好的教育和醫療,甚至連社保都低人一等(可獲得的福利金額更低,也沒有大城市社保輔助落戶的作用),而稅收卻並沒有因為他們的貧困而有所減少。早年間,農村戶口居民甚至不被允許進城工作。所謂的“進城打工”,差不多已經是改革開放以後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會在當地投下重金,提升當地人的生活質量,比如普及通信基站、高速公路和電網。但很多鄉鎮居民卻忘了一件事,電燈、電話、電視、電影院這一類的事物,城裡人早就享受上了,而鄉鎮居民迫於戶口制度,他們即便有能力進城,也無法在城裡定居,自然也就沒有資格享受這些東西。但這並不妨礙中共通過宣傳攻勢告訴當地人“這些都是政府為了讓你們過上好生活而給的福利,你們要感恩”,然而對於剝削卻隻字不提,也沒有想過放開他們的遷徙限制,讓他們能夠去更好的地方生活。於是民眾只會看到家門口的公路越修越寬,趕集也變得越來越方便,卻看不到為什麼路寬了但自己仍然買不起車,為什麼過了幾十年了,自己的購物方式仍然是趕集,更想不到為什麼路修寬了,自己卻仍然被困在偏遠的鄉鎮裡。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的鄉鎮和農村地區是被剝削得最厲害的,但這裡的居民卻是最“愛國”的。這裡的居民幾乎每家每戶都貼的有毛澤東的頭像。隨著這幾年個人崇拜加劇,習近平的頭像也被貼在了毛澤東的旁邊,並且人們對於毛澤東、習近平以及當下的生活狀況沒有任何的不滿。他們對於生活即便有所不滿或者覺得陷入困頓,也認為是自己還不夠勤勞或者運氣不好,而不是遭到了剝削。

這樣的城鎮在中國數不勝數。即便是像成都這樣的大城市,出了主城區,其下的鄉鎮也是差不多的模樣。可在成都的2000萬人口中,主城區的人口只有800萬左右,而剩下的那1200萬,才是中國真正的基本盤,也是中國最真實的模樣,這些地方的中國沒有喬伊斯和喜茶,只有6塊錢一杯的蜜雪冰城、隔壁超市打折的衛生紙和貼在床頭的習近平。我曾看過一篇文章,說法國大革命的時候,巴黎的革命士兵在行至鄉下過後,遭到了當地農民的劇烈抵制。這些農民仍然高呼“皇帝萬歲”,並拒絕為這些士兵提供任何幫助,甚至對他們惡語相加。如果中國有一天爆發這樣的革命,我也相信會出現一樣的情況。有著這些基本盤作為支撐,我並不認為中共政權會輕易地崩塌,即便真的崩塌了,這些人也只會把中國變成另一個俄羅斯——一個表面民主,但實際上仍然是寡頭、威權和極端民族主義橫行的保守國家。我並沒有瞧不起這些鄉鎮居民的意思,事實上我非常能理解他們陷入這種狀況的原因,並且十分希望能夠幫助他們認識現狀、走出困境。但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承認,假如當下的社會發生了變革,他們大概率會成為一股強大的阻力。

CC BY-NC-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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