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性工作开战

原文标题：Cash/Consent, The War on Sex Work

原文链接：https://nplusonemag.com/issue-35/essays/cashconsent/#fn1-11649

作者：罗蕾莱·李/ Lorelei Lee

翻译：麦可欣

无授权翻译，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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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三年级时，我在一家咖啡店打工。放学后我会乘公共汽车到店里，在轮班前先偷吃几个百吉饼，然后从下午3点工作到晚上11点。也是在店里，我遇到了迈克。相遇时我16岁，他25岁。某一次下晚班后，他带我去了他的住所，我们坐在屋顶上，喝着朗姆酒和可乐，直到头顶上的星星也开始旋转，他把我抱回了卧室——那一年我18岁。几个月后，我搬到了他的公寓。公寓挨着机场，飞机飞得很低，低到好像我们晚上在屋顶上就可以触摸到它。

那一年我还参加了比赛，拿到了2,000美元的写作奖学金。那是1999年，我计划着用这笔钱去纽约—那时我已经被纽约大学的本科写作项目录取了—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点钱还远远不够。

迈克总是一贫如洗。我爱他，或者说我以为我爱他。他比我懂得多，或者我以为如此。18岁的我不懂男人的注意力有多不值钱，我以为那是稀缺的东西。他需要50刀，我就给他50刀。他需要100刀，他需要更多钱，我都给，很快我的钱都被他花光了。意识到钱都没了，我坐在地板上哭。我怕他离开我，也怕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他。

不久之后的一个下午，我们一起躺在床上，我光着身子，压在他身上。

“你太美了，”他说，“人们会愿意花钱看你的。”

他有个朋友自己有一个网站，这位朋友和另一个男人会接我到一个地方，我们在那里拍一些照片。我会拿到200美元的报酬，迈克拿50。“但我会把所有钱都给你的，“他这样对我说。

他不会，但我相信他。承认他说了一个谎就要承认他所有的谎言，那我就什么也没有了。

另一种说法是：我19岁的时候，爱上了罗莎。罗莎曾是一名舞者，在洛杉矶的一家俱乐部工作。她接下这份工作是因为厕纸用完了，还当了祖母送给她的一条金手链，她得赎回来。不过她似乎也喜欢这份工作。她跟我说，当她登上舞台时，她可以成为任何人。
“我怎么感受的，我就怎么跳。”她说。

在她的卧室里，她向我讲述这件事，手握着出汗的梅森罐，里面装着伏特加苏打水。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蕾丝背心，眼睛闪闪发亮。我好想亲吻她，就像我想离开小镇一样。
我真的吻了她，也真的离开了小镇。

我用迈克给我牵线的照片拍摄赚的钱去了旧金山，这个选择可以说最终救了我一命。
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成了那年秋天关于性、工作、贫困和同意问题的争论点。2000年，美国通过了两项立法：《人口贩运和暴力受害者保护法》（the US Trafficking Victims Protection Act, TVPA，下文称为TVPA），以及《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议定书》（the United Nations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 下文称为UN议定书），这两项法案，标志着性工作刑罪化的新纪元。
这场辩论的两方都有女权主义者的身影。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和基督教右翼（religious right）认为“自愿卖淫”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并坚持为UN议定书和TVPA在法律意义上将所有性交易定义为“非自愿“斗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liberal feminist）和人权组织致力于推动在法律上对自愿和非自愿的性工作做出区分。最终，自由女性主义者在联合国获胜，但TVPA将性贩运笼统地定义为“以商业性的性行为为目的，招募、窝藏、运输、提供或扣押个人（the recruitment, harboring, transportation, provision, or obtaining of a person for the purpose of a commercial sex act.）”，自愿与非自愿的性交易都被囊括在该定义中。作为妥协，仅将“严重形式的人口贩运”定为犯罪。严重形式被定义为使用“武力，欺诈或胁迫”的情况。

TVPA及UN议定书提出的成文定义并没有弥合公众对性交易是否可以自愿进行的分歧，商业性行为的法律地位也无定论。恰恰相反，在随后近二十年内，通过了五十多部州法、联邦法，每一部新法案都对性交易、卖淫做出了自己的定义。自2003年，所有州都至少通过了一项将性贩运定为刑事犯罪的法律。许多州规定了民事和刑事责任，还规定了 "协助 "贩运或卖淫的企业要承担第三方责任。在宾夕法尼亚州，一项2014年的人口贩运法允许性交易的受害者提起民事诉讼，受害者指的是任何卖淫或被教唆卖淫的对象。在路易斯安那州，2017年的人口贩运法规定无论是否自愿，未满21岁从事商业性行为的人一律被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许多相关州立法都明确规定，自愿不能作为性交易指控的辩护理由。

如果我19岁的第一份裸体工作发生在2019年的路易斯安那州，我就会被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毕竟我的经历完全符合TVPA对“强迫”、“欺骗”的定义，按照人口贩运办公室的说法，“心理操纵”（psychological manipulation）、“关于……爱的虚假承诺”(false promises regarding…love)皆属此类。

与所有法律一样，新的人口贩运法规也是在多方妥协下成型的。法律在使用之前并没有形成其全部意义；即便一项条例通过了，倡导者、政府人员依旧有权力塑造法律。继一个多世纪以来充斥着种族主义的反卖淫法之后，千禧年后的反人口贩运法被立法者、社会机构利用，将所有性工作都归到了人口贩运的范围里。极右翼立法者、职业说客、慈善工作者、利润丰厚的救援行业都参与推动了这些法案的通过、运用，并塑造了它们的含义。他们的目的即是让性的交易不合法，有罪化交易性的人。于2018年4月签署的FOSTA（FOSTA-SESTA, Stop Enabling Sex Traffickers Act and Allow States and Victims to Fight Online Sex Trafficking Act,美参众两院通过的禁止启用性贩运法案，并允许国家和受害者打击在线性贩运法案）只是近来存在感最强的一个版本。性交易刑罪化的立法致使性工作者的工作境况一日不如一日，这种环境阻碍了我们公开谈论自己的境遇，阻碍了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来阐释那些关于强迫、剥削、团结、爱和力量的经历。

我在旧金山找到的我能住得起的屋子，离这个城市唯一的女同酒吧有一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女房主面试我的时候，我撒了谎，说自己是异性恋。

“我对女同没意见，”她说，“我只是不想跟女同生活在一起。”

我的工作是两班倒，一班在托儿所，一班在咖啡厅。咖啡店的经理大概是对我有意思，就开始用他家的号码给我打电话。起初他的留言还比较温和，只是要我跟他去看演出。我不回复，他就一直打，电话里的声音越来越急迫，留言也愈加有威胁的意味：“你得注意自己和人说话的方式，”他说，“你不应该对人那样笑。”他的电话我一个也没回。

他开始当着顾客和同事的面因为一些小事责难我，什么我咖啡壶续得太慢了，牛奶瓶空了。 我的排班也被他动了手脚，经常让我一个人工作。我工作时他就站在我旁边，一言不发，也不看我，只是把他庞大的身躯紧紧贴着我。我向另一个经理反映情况，对方叫我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什么大事；说他只是在调节自己受伤的感情。这个经理说我不该对人家那样笑。

在旧金山极度孤独的第一年，我交到了一个朋友。她叫凯特，一位直女，是我咖啡店的同事。她就在这个城市长大，有一群朋友。我们经常在周六晚上去金门公园、谁的公寓或者谁父母家的车库里喝得大醉。她跟我说了自己饮食失调的事情，我告诉了她我怎样赚到了离开洛杉矶的钱。

凯特有一个叫布拉德利的朋友，我们从未单独见过面。他和一群男孩子玩在一起，用其中一人的信用卡来付费看我在网上的裸体。在那天还是不久后的哪天，布拉德利跟他的朋友说他要和我做爱。“他想上你。”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孩跟你说他想上你，你就应该感到荣幸。

除了交房租、和自己并不了解的人喝酒以度过屈指可数的空闲时间，我看不到生活能有什么起色。大多数时间我都觉得孤独，疲惫是我生活的常态。

有天晚上，我在别人的公寓喝醉了。一切都像设计好的电影情节一样，我涂了红色的口红，穿着紧身裤，布拉德利递给我一杯不知道什么酒，我接过来喝了，喝了不止一杯。我和另一个女孩贴着身子跳舞，任由男孩子打量我们。我喝得越多，跳得越多。酩酊大醉的我进了一个卧室，躺在别人的床上睡着了。

我听过别人讲自己被强奸的故事：觉得时间停滞，她们看着房间里的一个闹钟，好像过了一辈子。那不是我的经历。我醒来的时候我的强奸还在进行。他的身体压着我，我感觉到有些痛，周围很黑，一切都好像很重，我动弹不了。我可以闻到他—我现在还闻得到他的气味—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几乎没有迟疑，我立刻就相信是我错了，是我喝醉了，失去了知觉。一丝虚弱的灰光透过窗子，他的身体在床上。我站起身，小心地穿上裤子，又小心翼翼地离开了。我坐上公交车回到了我靠撒谎租来的家，仔细地洗了澡，泡了一杯咖啡，假装一切没有发生过。

辞职去做性工作前，我又在那个咖啡店打了一年工。辞职时我已经穷困潦倒、筋疲力尽，肩膀也因为操作蒸煮机落下了病。有天早上，经理因为我打卡迟了三分钟警告我，我随即拿了两份免费报纸，准备找一份新工作。

广告上写的都是：招聘，女，18-22岁，来钱快，不需要经验，必须身材匀称。所有的招聘广告都要求身材匀称，仿佛这四个字有什么客观意义一样。

我拨通了页面底部的一个号码，试着以此判断电话另一头的男人会不会伤害我：对方听起来是不是太急切，太热情，或者太冷淡。大多数情况下我都会去见对方，我在汽车站点或火车站等，一辆车会开过来，喊我的名字—我编的假名字。我透过车窗观察他们，我总觉得我能看出来一个男人是不是坏人，电影里就是这样演的。但现实是，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也可能会伤害你，伤害完了你他们可以继续做好人。这个道理我也明白，但刻意忽略了，毕竟我还要交房租。我进了车内，看了看车锁，检查了车门把手，思考着一旦有事我怎么逃出去。

男人们多数情况下都还好，多数情况下他们也很无趣。我会去他们的仓库、公寓，穿上他们特意买来的百褶裙，把阴茎、刀把，水果，玩具塞进阴道里。结束后我去洗手间清理自己、漱完口，拿上我的钱，他们送我到车站，我再坐公交车回家。

加利福尼亚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法律区分了色情制品和卖淫，认为花钱看性表演和花钱买性服务是不一样的。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的著名的论辩认为，这种区分否定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你用女人制作色情作品，你就把她变成了妓女。”麦金农和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在一份支持1983年的反色情制品条例的备忘录里写道，色情作品等于“妓女的形象描绘”（graphic depiction）。人们对这些产业的厌恶情绪取决于其法律地位，她们目的就是让人们能像反感卖淫一样反感色情制品。但话粗理不粗，色情制品和卖淫不该有法律区分。我对着房间里的摄像机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我的工作内容就不是性服务。两者的界限在1983年不清楚，后来我在没有摄像头的房间里为男人工作时，这些界限依然不清楚。我一直都表演，也一直都服务。

麦金农画了另一条线，“大多数时候，”她写色情产业里的女人，“她们都在表演和自己并不感兴趣的人做爱，一切都是为了取悦对方，而不是取悦自己…… 她们把自己售卖给成千上万的男人，自愿地和对方亲密接触，但这种自愿是无意义的。”对麦金农而言，钱让事情更清晰了，“给性侵受害者砸钱并不能使性侵成为一份工作； 把过程拍成照片不能让性侵变成受害者想要的、主动的选择；这些照片是有偿强奸的证明——哪怕这很遗憾地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强奸。”

即使在那几年，我也知道这份工作并不像反对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者描述的那样。我知道这份工作也好也糟糕，正如每一份我做过的赚不到什么钱的工作。我还知道，人们一旦开始可怜我，就不会再听我说什么了。所以我会假装，假装性工作是一个大冒险，假装我赚到的不止是交房租的钱。我假装不在意这钱对我多重要，也假装自己不穷，自己从小到大都有钱。假装我没有因为不确定明天的钱从哪来哭过，假装我没有从每一个我打工过的餐厅偷吃的；假装我没有吃过食客的剩饭；看到电影里的大学生时，假装我没有感受到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那种揪心痛苦的渴望；假装每次从嫖客那里回到家时，我没有想点一桌子吃不下的中国餐，假装没有想过自己想有足够多的钱，就可以享受到浪费的快感了。

我同样清楚“性交易使我有力量”是一个谎言。在2000年代初期，一些性工作者在旧金山组织活动，号召同性恋者和妓女们卸下加诸我们身上的耻辱。在她们宣称放下耻感是我们的责任时，我却在我的耻感中挣扎：有时候男人付给我的钱比他们承诺的要少，我接受了没有说什么；有时候男人哄骗我提供更多的服务，如果我当时更擅长谈判，就不会接受；有时候男人越过了每一个我设定的边界，我却没有阻止他们，这都让我感到耻辱。当我不想去工作，坐在地板上看着响铃声不断的电话时，我感到耻辱。我羡慕那些公开发言的女性，钦佩她们的力量。我试着模仿过她们，有时我也觉得自己可以；但更多的时候，我面对的是令人沮丧的事实：那个毫不羞耻、被赋权了的妓女，只是遥不可及的想象而已。

我曾经约会过的一个女人告诉我，她联系了我的一个常客，去他的家里帮他自慰。她告诉我这个故事，仿佛我们从此有了一种共同的经历。我从她的声音中听得出，打破社会禁忌，在陌生人面前裸身，并以此赚钱—这让她感到自由。我想这就是许多性工作者和支持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者所讲的赋权的意思。但她的讲述仍然让我感到耻辱。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耻感来自于阶级，我从事性工作的原因与我做其他低薪工作的原因并无二致：因为我需要钱，这没什么好光荣的。

但我同时也清楚，因为缺钱而去做性工作者跟被逼无奈而去做不是一回事，我也知道，在中年男人的地下室、公寓里脱去衣服不等于我被强奸了。

2003年，我工作的BDSM公司带我去拉斯维加斯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会议，在那里我和来自旧金山的杰西卡同住一个房间。她把昂贵的鞋子借给我，我们两个一起穿着六英寸高的鞋穿过赌场。她身体挺拔，腰杆挺直，目光向前；她边走着，人们的目光也在她身上滑落。穿着她的鞋，我们在我以前收盘子的那种高档餐厅吃饭，霓虹灯照在玻璃板上，白色桌布上的餐具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烁，尽管现在回想起来，那也不过是假模假式的连锁店罢了。她教我如何化妆，我模仿她走路，举手投足间学着像她那样看起来不需要男人。她很会维持边界感，有时候她完全是谈生意的样子，直截了当地说不；有时候她会说“不如我们试试这样呢？”有时候别人的要求她并不想满足，也只是一笑了之，就好像她以为对方在开玩笑一样，这也奏效了，男人们会顺势假装自己只是开了个玩笑。我也学着像她一样游刃有余。

那次会议后，我开始为在那里遇到的一些男人工作。2005年，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叫我飞去另一个国家拍摄。一见到他本人，我就觉察到他不是善茬。他把我带到了我将要下榻的酒店，在房间里跟我呆在一起，默默地抽烟。那里还有另一位我认识但并不熟知的表演者，我们互相对视了一眼。那一周我们拍摄了捆绑、调教、SM（BDSM）的场景，比我们之前谈的难度大了不少。他想让我哭，满脸堆笑地说，只要我哭，那一幕的拍摄就结束了。他们用藤条打我，在我的皮肤上扎针，但我还是哭不出来。那个男人几乎每分每秒都和我们呆在一起，冲我们的脸喘气，呼出一团烧焦的烟丝。我记得当时在想，我在这里是非法工作，我又能告诉谁呢？那一周结束后，他不肯付钱，说会把支票寄给我们。我们最终收到了支票，金额却只有最初商定的一半多。

这是越界、暴力、欺诈、强迫，是毫无争议的人口贩卖。但多年来我从未这样看待过这件事。回到家后，我无法谈论发生过的事情。我知道谈了这件事，对工作中其他经历的感受就都会被掩盖，而且被骗也让我觉得很羞耻。我当时想，一个称职的妓女，再怎么样也应该拿到她应得的钱。多年后，我跟一个朋友发短信提起了这件事，她回“不，一个称职的妓女总是会想方设法拿到她应得的钱。”
到2006年，杰西卡已经为一个名叫罗恩·卡兹林的男人工作。她从他的车上给我打电话，开着免提；他说“喂？是那个小罗蕾莱吗（Lorelei）？我听说过你。”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样称呼所有他的女孩：小杰西卡，小莉莉，小佩奇。等到杰西卡再来旧金山拍摄时，她打开自己的账本，用她闪亮的美甲指着每一个日期，大声地读出她在那些日期上写下的金额：“3月13日：1,000美元； 3月16日：1,400美元；3月20日：$ 1,000。”好多钱。

那个夏天，我联系了卡兹。他说“我会帮你找活，但你得说到做到。如果你说自己会拍肛交，拍DP(double penetration)，你就要做到。你不能到片场了又说自己不想做了。”我给他发了我的照片，做了体检，就飞往洛杉矶开始工作了。那通电话打了没过两周，我就搬到了他的公寓。那之后每个月我有两到三周是住在卡兹那里。接下来的几年我也只通过他工作。

三到六个女人在卡兹那里住着是常态，其他人来了就在这呆一整天。我们是他的女孩，我们戏称他的公寓是色情宿舍、色情片新兵训练营。我睡他的沙发，遵守他的规定：我们外出不能晚于几点回去，我们可以和谁约会。我们不能吸毒，也不能拍摄迟到。卡兹林的女孩们准时到达片场，完成任务。我们的态度很好，即便是在我们筋疲力尽，或者和不喜欢的人一起拍摄的时候；哪怕长达12小时的拍摄任务进行到第11个小时了，我们已经脱水、浑身酸痛、汗流浃背，又被要求拍新动作的时候，我们依旧有着良好的态度。甚至在凌晨两点，卡兹终于从拍摄地把我们接走，我们在车上梳理头发里风干的精液，卡兹又通知我们四小时后还有新的肛交拍摄任务时，我们都保持着好态度。当我态度不好，疲惫地哭泣时，卡兹就会说：“没钱更有你哭的，去工作。”我就听他的话去工作。

我不想工作的时候也会去工作，银行卡里有足够的钱时我也会去工作，仅仅因为我不想卡兹生我的气。如果你从没为了钱而性交过，你会很轻易地把这个故事当成有关于胁迫和同意的故事，而不是把它看成是关于工作的故事。谁都想有钱、只在想工作的时候才工作，但对我而言没有活可干才更糟糕。

事实上，跟卡兹在一起我是安全的。工作有时会让人不适、无聊，要求比我想要的高；我有时会讨厌我的拍摄搭档，屏住呼吸，把头转到一边去；但也有好的时候，那些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创造了艺术、赢得了比赛，我的身体像液体一样自如游动；我有着泉涌般的灵感，我的搭档也和我完美地配合着，一来一回我们好像肢体运动的专家，共同完成了完美的舞步。有时我的拍摄搭档是我十分在乎的人，我和他们一起吃过饭，一起过生日，促膝长谈，十分亲密，我们互相了解，在片场只需几小时，导演、摄影师、拍摄助理就都会为我们肢体的默契而赞叹。跟着卡兹工作，我从不需要降低收费，也不需要去做导演想要但我不想做的事。如果拍摄现场有人尝试要我做这些事，卡兹就会去处理。

许多跟着卡兹拍色情片的演员也在私下进行性交易，“接私活”，我们一般这样说。他们教我各种各样做灌肠的方法，也教我在拍摄间隙下巴需要休息的时候，怎样拒绝导演要你为他口交的要求。他们告诉我应该把谁列进黑名单里，告诉我谁爱克扣演员的报酬，谁会只顾和朋友嗨让你闲等一天。这些女人很多都来自其他国家，当有男的敲门喊“UPS（译者注：United Parcel Service，快递公司）”时，他们听到的是“INS（译者注：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美国移民及规划局）”,然后迅速躲进柜子里。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有金盆洗手的计划：攒够钱买一处房子，或者攒够钱隆胸。有些人拍摄色情片是为了建立起自己的品牌以方便之后转型跳舞或方便收费更高一些。还有几个人想要进军主流影视业、音乐行业。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专业的演员，再跟她们合作个十多年我也很乐意。

那段时间里我跟非性工作者的联系越来越少。旧金山的房子我还租着，但越来越不知道该怎样跟普通人交谈了。事实上早在几年前这样的交谈就很艰难了，聚会中酒吧里，我身边的人尝试过，假装酷酷的，以一种故作坦然的方式突然提起性和色情片；他们指望着我可以给出一个回应，让他们感到被认可，觉得自己很前卫。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参与的样子，但不想要任何后果。有时候年轻的左派男人会愁眉苦脸地看着我，想要跟我进行长达一小时的谈话，来确保我和其他这个行业的女人过的好不好。他们想知道哪些脱衣舞俱乐部是可以去的，哪些是不好的。人们一直想要免费的会员资格或者免费的录像带。

有时候被问起我做什么，我如实回答，谈话就干脆结束了。他们的脸色都变了，无法再与我对视。

在机场或银行跟陌生人交谈时，我会说自己是模特，或者自称独立承包商。这是我从其他性工作者那里学来的说辞。申请住房时，我会假装自己的父母很有钱，把银行的对账单打印出来，指着存款栏，告诉房东这是我父母打来的钱。有一次我在银行开户，职业一栏填了“模特”，柜员刨根问底：“我会在广告牌上看到你吗？你有没有去充满异域风情的地方拍摄过？你有认识的明星吗？”最后我只好告诉她实情：“我是拍A片的。”他缓了一缓接着说：“不管什么钱，能付账单就行，对吧？”

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我们都有账单要付，”或者，“你得想办法赚房租，”或者，最绝了的那句，“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妓女。”这一句最让我气不打一处来，人们认为我的工作糟透了，然后拍拍他们自己的后背，好像通过告诉我我的工作没他们想象的那么糟，自己就做了多了不起的事一样。这也提醒了我，我的工作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我打上“不同”的烙印。

跟者卡兹工作时，我拍的色情片多到已经有人能认出我了，这也使我很难想象再去做其他工作。关于不做妓女会是什么样子，我想了很多。我思索过，如果我停下来，我能不能被允许进入那些普通人做普通工作的玻璃房子。我周围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屋子，但我不知道怎么进去。

到了2007年，我越来越感受得到来自公众、社会、家庭的责难。长时间的工作、几乎无法在工作时间和方式上做主都让我感到疲惫。人们以各种方式告诉我：从事性交易意味着我的人生毫无价值。我害怕这会是真的，我觉得自己被更大的世界隔绝了，觉得跟普通人打交道在生理、心理上都是危险的。大约在那个时候，我收到了雪莉·卢本的邮件。

卢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做了多年的性交易，后来被一个福音派的男士，用她自己的话说，“拯救”了。随后他们结婚了。“一个妓女的朋友，就像耶稣一样。”她说。离开这个行业后，她致力于“拯救”其他女性，还成立了粉红十字基金会（Pink Cross Foundation）。她的许多说法都很极端，令人反感，比如：上帝治愈了她的疱疹和癌症；所有从事性产业的女性都曾在童年被猥亵过；看色情片会导致兽交。她写给我的邮件倒没有这些臆断。她写信的方式就好像认识我一样。记忆中，她说她觉得我很聪明，有潜力，认为我注定要做大事（后来我才知道她给每个人都这样写）。卢本邀请我参加一个MTV真人秀，她付钱以便我可以被公开拯救。我认识一些被她“拯救”过的女孩，她们拍了视频，在视频里提供证词一般地哭着讲述自己如何被改变。

我对着卢本的邮件思索了好几天，我清楚地知道回到学校、申请非成人工作有多难，我没什么其他工作的经验，也不太可能掩饰自己拍过多年成人电影的经历。我并不想寻找宗教皈依，我只是迫切地想以普通人能看得见的那种人的身份走过这个世界，我想要逃避成见的重压，卢本假装提供了逃避的方式。

就这样任由日子过去，我没有回复她的邮件。后来我听到一些故事，说卢本如何辜负了那些她承诺帮助的妇女。她举行募捐活动，但没把钱给到她言必称需要帮助的女人手里。这些女性有的回到了父母身边；有的做了拿最低薪资的工作；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据我所知，又最终重操旧业。我的一个被拯救又回归的朋友，谈起这件事时，只是翻了个白眼，说这是她“为耶稣疯狂”的时刻。

卢本的所作所为在救援行业中很具代表性。尼古拉斯·克里斯朵夫（Nicholas Kristof）在推特上直播妓院突袭，给《纽约时报》写相关报道，还能拿到报酬。前警察兼牧师凯文·布朗（Kevin Brown）以“营救任务”为噱头换来了一档在A&E电视台播出的真人秀节目《8分钟》（8 Minutes），他认为把性工作者从“奴役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只需8分钟。在节目中，布朗假扮成嫖客，然后在那些女人上门工作时用摄像机伏击她们。这些伏击桥段都是事先设计好的假模假式，但对弱势劳动者的剥削却货真价实。 2015年，性工作者和编剧（Alana Massey，Bubbles）讲述了布朗、A&E电视台如何未能像他们承诺的那样，向被他们劝说来上节目的女性提供支持帮助。其中一位名叫Kamylla的女性表示，她完成拍摄后等待数周，直到房租到期了，房东下了最后通牒，她不能再等下去了。她用与《8分钟》制作人联系时使用的号码发布了一则广告。随后，她在一次警方的钓鱼行动中被捕。

从性交易中解救妇女是一项古老的事业。1919年，在旧金山，一个叫唐纳德娜·卡梅伦（Donaldina Cameron）的女人致力加入警察突击搜查妓院的工作，以“解救”华裔移民性工作者为己任，并把她们接到她的传教士之家“九二零”（Nine-twenty）。在九二零，这些女人被逼着做饭、打扫卫生、缝纫，为成为基督徒的好妻子做准备。同工们阅读所有往来信件。许多被救的妇女最后都逃离了她们的拯救者。

七年后，卫理工会牧师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发表了一系列布道，呼吁关闭位于上城田德隆街区（Tenderloin）的红灯区。作为回应，三百名妓院工人游行到中央卫理工会教堂与他对峙。史密斯牧师告诉这些女人，她们做家政每周能赚10美元。妇女们回答：10美元只够买一双鞋的。牧师问有多少人愿意做家务？她们说：“哪个女人愿意在厨房工作啊？”

并非所有反人口贩运的活动家或组织都是救援行业的一部分。 Meg Muñoz、Kate Zen、Laura Lemoon等人作为幸存者，也在致力于反人口贩运的活动、以及Kate D’Adamo等反人口贩运倡导者，都在努力用不胁迫的方式为人们提供资源。她们谴责救援行业，主张制定政策，以在不伤害其他从事性交易的人的前提下，帮助暴力受害者。全球打击贩运妇女联盟（The Global Alliance Against Traffic in Women）作为国际组织，致力于通过加强劳工权利、支持更安全的移民、提供社会服务、反对针对从事性交易人员的歧视，以及揭露刑事司法方式的失败，来解决剥削问题。

最好的反剥削工作是由我们这些有性工作经验的人完成的。在不论法律还是社会系统通通辜负我们的情况下，这项工作的内容往往是站出来、在场，为彼此提供支持。Kamylla讲述了在她被捕后，最终给了她实际帮助的是那些和她关在一起的其他女性，她们也因为卖淫被捕。“她们帮助我联系到外面的家人，”她说，“用她们的额度给能联系到我丈夫的人打电话。”

自从线上广告、社交媒体开始普及，十几年来，性交易行业的人也建立起了线上网络，人们用这个来分享如何筛选客户、有哪些更安全的工作方法，潜在危险客户的名单，哪些城市又通过了什么立法，钓鱼行动又有了什么新花招，在哪里举行社区会议、集会、抗议活动，谁这个月有富余现金，谁需要现金，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救命信息，同样救命的是，我们能够彼此联结，找到同是天涯论人的彼此，跨越距离，谈论家庭、社会的排斥，一起梦想着：在这个性交易的标签让你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可有可无、可任意丢弃的世界里，爱、劳动和团结会是什么样子。

但是，不论我们怎样建立社区联盟，怎样不顾危险讲述我们的生活，只要我们想说的话不符合早已预设好的社会叙事，我们的声音就只能持续被忽视。过于二十年来的法律、文化框架不仅塑造了我们的工作的社会意义—将我们描绘成永久的受害者或“被赋予权力的”“女商人”（在这些叙事中，性工作者只包括女性）；甚至塑造了我们指出其错误前提的能力。

在激进的叙述中，所有性交易都被理解为贩运，我们不具备表达同意的能力。又或者，我们这些被公开描述成自愿从事性工作的人，被断然定性为“被赋权的”，“做了选择的女权主义者”。在这些建构下，我们的选择只有两个：成为受害者，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被拯救—即使这种拯救与手铐如影随形；或者成为被赋予权力的性工作者，这名头断言着：我们从未经历过暴力、从未做过受限制的选择；我们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热爱自己的工作；而只要进入自由市场，就能获得自由。（如活动家Kaya Lin所言，“如果你是性工作者，你就不能有过的不好的一天。”“If you are a sex worker, you can’t have bad days.”）这两个立场也相当直白地转化为了政策：要么面临被监禁的威胁，要么自生自灭。针对性工作越来越严苛的立法促使更多人公开拥抱后一种叙事—去公开表明：“我热爱性工作，政府不要插手，离我们远远的。”这似乎就是我们能期望的极限了。

即便我们退而求其次，勉强接受几种叙事里不那么离谱的一个，社会也在不断提醒，我们的发言权少得可怜。女权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宗教右派都听不见我们用自己的声音说的话。她们也不想聆听我们有什么要说的，她们只想收集关于我们生活的干巴巴的“事实”，把这叫数据。她们审问我们似的：你为谁工作？你那会儿多大？你有证件吗？你有孩子吗？你有家长吗？你上过学吗？你能说英语吗？你有过什么创伤？谁伤害了你？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真的喜欢吗？你有多喜欢？最近一次我访问法学院，一个学生问我：“有没有一个贫穷的基准线—一个女人穷到那个程度就没能力做选择、表示同意了？”

一次又一次，人们要求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是如何被剥削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创伤、贫穷迫使我相信：除了交易性，我别无选择。另一些人想要知道，性交易如何成了我通往赋权、性冒险的途径。他们要求我把自己的经历整整齐齐地放入一个个故事线里，要求我交出自己的生活的事实，他们来替我分类处理。

2014年，加州众议员伊萨多·霍尔（Isadho Hall）提案，要求成人电影拍摄必须使用安全套，演员也被要求做州政府登记的性病测试。我和我的同事乘公共汽车到州议会大厦作证，反对该法案。我们此前所依赖的周密的测试系统由社区牵头，从2004年就已经阻止了片场的艾滋病传播。霍尔的法案会严重破坏这一系统，甚至更糟糕，它将建立一个包含表演者们的姓名、健康信息的州级登记册。我们收集了600多名表演者的签名，我紧抱着这厚厚的一摞纸，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面前，这就是我们集体意志的实物证明。我记得霍尔面对委员会提供证词时说，他起草这个法案的原因是总得有人去做“无声者的声音”，这个代言人就是他。他对着讲台上的话筒，我坐在他旁边。我的同事们在他身后排成长队，等他停下来，让我们发言。

2015年，国际特赦组织内部流传着一份关于性工作的政策草案，供8月在都柏林举办的国际理事会会议审议。该政策草案呼吁将所有性工作非刑罪化。消息传出后，一众好莱坞女演员联署致信国际特赦组织，反对这项政策。这封信由打击贩卖妇女联盟（Coalition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起草，将合法的性工作解释为“购买妇女的许可证”。信中表明，“无论妇女因何、如何从事性交易”，她们都将遭受“终生的生理、心理伤害。”信中声称去罪化将“支持一种性别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类妇女获得保护以免受性暴力、性骚扰的伤害，而另一类妇女被隔离开来，以供男性消费，供皮条客、人贩子、妓院老板牟利。”

参与联署的人没说的是，刑罪化起到的正是那些作用。当性交易被定为非法时，从事性交易的人也随之被定为非法。刑罪化使性工作者获得住房、保健、儿童保育、监护权、家庭社会支持等方面的保障变得更加艰难。此时此刻，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性交易面临的刑罚比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更严厉，当性工作者遭受暴力时却几乎得不到救济。 如果我们被伤害，在刑罪化的前提下，我们必须权衡，报警意味着我们可能会被逮捕，警方可以拒绝调查我们的强奸案。很多时候警察本身就是我们的强奸犯。

2017年，好莱坞的女性开始谈论哈维·韦恩斯坦时，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恶心。我避开了社交媒体，不再听新闻。再回到社交媒体时，我在推特上屏蔽了“强奸”“被强奸”“强奸犯”这些字眼。但我还是一次次看到这些话题标签。在红毯上，我看到米拉·索维诺（Mila Sorvino）、艾什莉·贾徳（Ashley Judd）谈起“一个对女性公平安全的世界。”她们说，“作为女人，我们的声音被压制了。”听着她们说这些话，我忍不住心里涌起的一股股怒火。

我记得艾什莉·贾徳在推特上写道：“揭露色情制品在虐待儿童和贩卖儿童中的同谋角色，这很重要，也不是反性的。”我记得UNODC（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下称禁毒办）打击人口贩运亲善大使米拉·索维诺说过：“卖淫滋生性贩运。”后来，索维诺又在《时代周刊》上写道：“我在这里鼓励大众发声。”她写难以讲出自己的经历的恐惧使她“哭泣颤抖”，她在凌晨两点醒来，无法入眠。这些经历、恐惧，我再熟悉不过了。

很多年来，我都不曾向任何人说起过我被强奸的经历。除了惯常的那些原因，我不说还因为我知道，一个性工作者曾遭遇性暴力，这样的故事会如何被反对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者改写，她们会说这是我们从事性交易的理由，哪怕我们自己从未这样描述过。这么多年我从不公开谈论自己从事性工作时经历的暴力、强迫，因为我知道这些故事会被变成针对我的武器，MeToo由塔拉娜·伯克（Tarana BUrke）组建后，当像索维诺、贾徳这样富有的白人女性成了这个运动的公众面孔时，我想：这些鼓励大众发声的女性，也是让我无法说话的人。

当女权主义者呼吁将性工作刑罪化、非法化时，她们并没有和从事性工作的女性站在一起，结成联盟。她们积极创造培育的世界里，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和其他女性在文化、法律上的地位界线泾渭分明。她们通过讲我们人生的故事，确保自己不会被误认为是我们中的一员；而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的人生是关于掠夺者，而不是关于工作的。在她们的故事里，权力结构一点也不复杂，解决方案也同样简单至极。

2018年，在与ACLU（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通话中，被问到关于成人电影演员的劳工保护问题，我说：“你必须意识到这是多么复杂的事情。性工作者为了安全所做的所有几乎都是平民想要通过立法来阻止的事情。是不是亲历者决定了人们看待事情不尽相同。”

FOSTA通过成为法律前夕，像Craigslist、Instagram这样主要的网站、应用程序陆陆续续开始在平台禁止性工作者，关闭了我们用来做广告、组织活动的空间。我们这些能见度比较高的人收到了无数电话求助。性交易行业的人突然没了收入，面临着被驱逐、医疗危机、食物不安全的问题。被迫下线的性工作者转而去站街，或者回到酒吧、赌场、夜总会当面找客户，在这些地方谈生意必须很仓促，来自客户和警察的暴力风险都更高。许多人接到了以前伤害过她们的经理人的电话，“你现在需要我了。”恐惧，过去、现在都无处不在。

FOSTA的听证会上，国会议员一再声称，通过这个法案是阻止他们所谓的“现代奴隶制”这一祸害所必须的。2018年2月，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卖淫和性贩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卖淫合法或被容忍的地方，对人口贩运的受害者的需求就会增加，被贩卖成为商业性奴隶的妇女儿童的人数也会跟着增加。”次月，参议员比尔·尼尔森（Bill Nelson，D-FL）在参议院做了慷慨激昂的陈述：

“在当代美国，妇女、儿童被强迫成为性奴隶，这也很可能发生在你熟识的人身上…… 一次又一次，我们听到这些惨无人道的故事，人被一个个堆放在奴隶船船舱里，最终还是用内战解决了问题。这就是奴隶制，我们曾经反对的，现在通过各项法律阻止的奴隶制。但在现代的美国，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

“对黑人女性的奴役在美国被废除了；对白人女性的奴役却还在欧洲继续着。”维克多·雨果在1870年给英国白人女权主义者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的信中写道。这封信经常被引用为第一次将性交易称为“奴隶制”。巴特勒采用了这一语言，在此基础上，将19世纪中欧地区性交易的监管法规类比为美国曾经的《逃奴追缉法》（Fugitive Slave Law）。她声称，在欧洲，那些主张卖淫合法、管制卖淫的人“下定决心要把女性贬低为前所未有的奴隶。”她的言论也被美国采用了，战前参与废奴运动的改革家们与反移民活动家、白人女权主义者、宗教改革家、耸人听闻的记者以及国会议员联合起来，抨击这一“新兴的”反美国的奴隶制。

即便《黑人法令》及其后的《吉姆·克劳法》恢复了一种延续至今的种族化的强迫劳动制度，美国白人依然告诉自己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由时代，但这一自由正受到中国移民的威胁。一位改革者表示，加州淘金热时代在妓院工作的中国妇女在“往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血液中注射毒药。”

第一部限制移民进入美国的法案，即1875年的《佩吉法案》就是对这一说辞的直接回应，禁止“为卖淫目的输送妇女进入美国”。《佩吉法案》还禁止来自中国、日本或“任何东方国家”的移民为“淫乱和不道德的目的”签订合同。该法案导致几乎所有中国女性都被排除在美国之外，历史学家让·普费泽（Jean Pfaelzer）将此举称为种族清洗。

到了世纪之交，“新奴隶制”言论的焦点已经转移到所谓的为强迫卖淫奴役白人妇女的问题上。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工人向城市中心流动是19世纪末的烙印，到了20世纪，“白人奴隶”的原型是离家后独居于城市公寓，被引诱卖淫的年轻农家女孩。同一时期还见证了种族为基因（genetic）、遗传（hereditary）的构建，对妓院里白人女性被“奴役”的恐惧实质上是对异族间的性行为、不同种族间（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恐惧。1909年，伊利诺伊州北部地区的检察官埃德温·W·西姆斯（Edwin W. Sims）声称，"白人奴隶制 "是 "一个由辛迪加集团运作的系统，其影响范围自大西洋沿岸辐射至太平洋，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结算所'或'集散中心'。"1910年，作为回应，国会通过了《白奴贩运法案》（the White-Slave Traffic Act），又称《曼恩法案》（the Mann Act），禁止 "以卖淫、纵欲或任何其他不道德的目的在州际或国际贸易中输送妇女和女孩. "。《曼恩法案》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联邦调查局作为联邦机构的发展，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美国法典》的一部分。FOSTA最实质性的部分只是对《曼恩法》的一个修正案。

如此将奴隶制改写为对白人男性、白人女性的伤害，忽视了强奸和性暴力在非裔美国人的系统性奴役中扮演的角色。强奸被奴役的非裔美国女性严格来讲并不是一项罪行。安德烈埃·里奇（Andrea Ritchie）、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等学者描述了强奸、性侵如何作为，用戴维斯的话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层面。”在围绕“现代奴隶制”的全国性道德恐慌中，同样被忽视的还有黑人女性在进步时代从事性交易的经历（Progressive Era，进步时代，在美国历史上指1890年至1920年期间，美国的社会行动主义和政治改良运动纷纷涌现的时代）。正如辛西娅·布莱尔（Cynthia Blair）所描述的，这一时期的非裔美国中产阶级声讨这一全国性运动忽视了黑人妓院的劳工。 1920年，民权活动家伊雷内·麦考伊·盖恩斯（Irene McCoy Gaines）发声，指出当白人女性有更多其他就业机会，而黑人女性获得的“舆论支持比法律保护还要少”时，这场只专注于拯救白人女性的运动的讽刺意味。白人针对此议题的全国性辩论中从未提到过从事性工作的黑人女性，但当时（一如今日），反卖淫活动人士对警察施压的恶果却首当其冲由黑人女性承担：警察突击检查黑人女性工作的妓院，要求贿赂和保护费。到1915年，哪怕不久前才通过了一项“保护妇女”的联邦法，因性交易而被捕的黑人女性却受到了市镇法官愈加严厉的处罚。布莱尔写道，截至1924年，“因在卖淫场所工作而被捕的妇女，一半以上”都是黑人。

性工作、对奴隶制的赔偿成为2019年总统大选的议题并非巧合，这些问题的根源交织在一起。将性交易称为“现代奴隶制”只能确保我们永远不会考虑发生在美国的系统性合法奴役非裔美国人这件事的持久影响。与此同时，反人口贩运的言论、立法，无不充斥着种族主义。2018年1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关于边境与移民控制的演讲中说：“他们偷女人。那些人贩子，是地球上最卑劣的渣子。”

我曾为“艺术摄影师”、“色情摄影师”、“大学生做创业项目”拍摄过，也通过邮件、电话的方式和男人聊过天。我曾在泡沫石搭起的仓库里，拍摄前后和人讨论拍摄内容，也曾有过一次次的谈话，关于我究竟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做什么。根据我的经验，把自己的作品称为A片的人，除了比那些“艺术摄影师”付的钱更多外，在这些谈话交流里也更直截了当（麦金农，德沃金在它们的条例中将“情色片”划为例外，将其定义为“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性爱场面”可没考虑到这一点）。在我早年工作的时候，我出现在片场、仓库、公寓，导演就会问，“你今天想做什么？”我必须学着给出我的答案。我的生活里从没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你想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就是在协商同意（negotiating consent）。

有人告诉我，我的故事不具有代表性—任何不想从性工作中被“解救”的人，都是太过离群索居的局外人，不能作为政策决定的依据。我也曾被告知，“作为有你这样经历的人，你太善于表达了”—我善于表达，有太多的特权以至于我不被允许表达自我。还有人对我说，我受了太多创伤，我被洗脑了，我无法理解自己的经历意味着什么。加州州议会的一位议员听了我的讲述后，对我说：“你看起来很聪明，但她们并不都像你一样。”那就让我把话说清楚：我遇到的每一位性工作者都和我一样聪明，有的比我还聪明。我辛辛苦苦通过性工作挣来的钱，买来的正规教育教给我的，还不如我从同事身上学到的东西多。

这些年来，特别是MeToo之后，我和同事也聊过很多，讨论在高压但并非强迫的情况下，性交易意味着什么。我们有意地做一些事，但也不是学院派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种通常意义上的选择。我们该怎样诚实描述自己的生活：我们在工作中既遭受过暴力，也拥有过快乐。我们怎样谈论那些极端的情形，才能不让人忽视我们的工作大多也是一日日琐事的重复：两次拍摄间洗床单叠床单，听有钱的中年男人自我吹嘘，做爱时偷偷看表；我们有许多工作内容都与性爱无关，而跟其他服务业要做的别无二致，我们也会感到极其无聊。我们该怎样在不被窃取意义的前提下，谈论自己的经历？

正如性工作者、艺术家兼理论家的suprihmbré对我说的那样，当我们试图寻找适合描述我们的经历的词语时，“我们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她在《定义者/被定义者》一文中写“间接地决定”从事性工作，关于那些接受了选择/强迫这一二分法的性工作者活动家们，她写，

“他们的目的是给性工作和性贩运划出清晰坚定的界线，以规避或破坏针对独立妓女、网络妓女的性贩运立法，防止人们产生那种“性工作者即需要拯救的受害者”的刻板印象。然而，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保护到那些自我选择走入这个行业的性工作者，但却无法庇佑剩余的如我们这样落入模糊的灰色地带的人。”

同样，作为性工作者，朱诺·麦克（Juno Mac）、莫莉·史密斯（Molly Smith）不谈“同意/自愿”，而是用了“有意”（deliberate）的性工作这个说法：选择不等于有意做某件事。2017年，宋阳（音）在警方突袭皇后区一家按摩店时意外死亡，其后成立的移民性工作者组织“红莺歌”（ Red Canary Song），将他们的工作描述为由“为收入及生存需要而交易性服务”的人领导，也为这样的人服务的团体。性工作联盟Decrim NY（去罪纽约，暂译），今年在纽约州提出了全美最全面的非刑罪化法案，他们自称联盟是由那些因“选择、胁迫、生活境况”而从事性交易的人组成的。

尽管FOSTA也许并不能达到国会议员所宣称的目的，但它的确使以上提到的性工作者、活动家、组织所鼓励的必要对话变得极为困难。FOSTA虽还未被律师、执法部门采用，但该法案对私人公司的行为还是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众多“反人口贩运”法催生第三方责任，FOSTA鼓励私营公司禁止从业者在公共空间进行性交易。今年早些时候，万豪酒店承认，他们的员工接受“反人口贩运培训”后，识别并要求单身女性离开酒店的酒吧。FOSTA在网上也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国会口口声声说我们“没有声音”，然后夺走了我们可以说话的空间。

当我说搬到旧金山救了我一命，我的意思是，所有关于性、欲望、身份的经历，我都在这里找到了共鸣。在旧金山我才学会了用自己的语言去谈论我生命中最艰难的部分。我在这里遇到的大多数性工作者都是来自工薪阶层的同性恋、跨性别者。他们使我明白，我所做的是一场有关于性别的表演。他们教会我，传统的“女人味”不是人们说的弱点、不是失败的性别特质，而是我们可以不必非得具备，但必要时可以使用的工具。“女人味”可以是与生俱来的众多特质，可以作为刻板印象帮我们赚钱，也可以作为建构，帮我们创造自己。将我的社会性别与“女人味”解绑，使我更能爱自己身上的“酷儿性”。对我那贫穷而又了不起的酷儿朋友的爱也帮我认识到，我是完整的，不是破损的。我得以相信，我也是值得被爱的。听着他们说话，让我有了声音。

2018年6月2日，芝加哥、拉斯维加斯、奥克兰、洛杉矶、纽约、凤凰城、华盛顿等地的性工作者聚集起来，纪念1975年百余名性工作者占领圣尼济耶教堂八天，抗议刑罪化及警察骚扰。我在纽约市参加的集会本来要在克里斯托弗公园举行，为了纪念有色人种中的同性恋、跨性别性工作者，她们是我们的妓女母亲，在近五十年前的石墙运动中，拒绝屈服于警察暴力。但人群一再膨胀，把我们挤入了车流中。组织者遂决定游行到华盛顿广场，我们走上街头，沿着西四街，齐声高呼，挥舞着我们的横幅标语。我们四百多个人挤在拱门下，多年来政策制定者视我们为附带伤害，我们在此刻讲述着被牺牲的愤怒；讲述着我们的朋友被驱逐、攻击、监禁、杀害。我们憧憬着更好的未来，我们保全了彼此的悲伤和希望。呼唤与回应间，我们这四百多个无声的人重复着、放大着彼此的言语。我们没有麦克风，我们也不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