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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再談談香港。

去年七月一號之後，所有事情都正往着可預見的方向蔓延發展。立法會選舉延期、DQ民主派議員、教育制度的「改革」、沒有三權分立的宣言，甚至包括許多中間派、溫和派被捕的35+大搜捕......隨便拎一樣出來，在以前的香港都必定滿城風雨，政府分分鐘被「擲蕉」，但擺在現在的香港，至少在檯面上，已經沒有人敢於「擲蕉」。

用沈旭輝博士的說法——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言論恐慌將會比內地更為嚴重。香港不像內地，經歷多年的「紅線訓練」，每一個能夠公開說話的人，學者也好，記者也罷，都會明確知道「紅線」在哪裡。而相關機關在執「法」之際，亦會清楚明白到怎樣處理才是最合適的方法，所以在「拘捕」前才會有一系列約談等等的曖昧動作。而香港的執法機關，卻會一如既往按照港英普通法的邏輯去執行國安法，最終讓國安法結合了「人治」的一言堂與「法治」的高效率。

如上所述，香港人並不像內地人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內地許多人尚且懂得怎樣在密不透風的密室里創造出短暫的缺口，而許多香港人在面對前所未見的政治環境之際，唯有一退再退。因為不知道紅線在哪裡最好的應對方法，便是什麼都不做。

國安法的強力執行與港人的一退再退，最終產生的結果，便是言論與政治恐慌籠罩整座香港。

端傳媒前總編輯張潔平女士說過，一國兩制的建立，讓香港開創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可能性」。這個可能性，不單單是指香港本身的可能性，還有中國的可能性。兩岸三地許多未完成的事情，都需要一個能夠試驗這些事情的窗口，而香港就是這麼一個窗口。國安法的實施，不單單讓香港自己失去了很多價值，還是讓整個中國失去了很多可能性，這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

而我更想說的，是關於香港人的「可能性」。

想起某個笑話，說太空總署有個極度危險的任務，酬勞可以任意開價。最終有三個分別來自德國、法國、香港的科學家前來面試。德國人說：「給我一百萬，我願意執行。」面試者問要一百萬用來做什麼？德國人回答萬一有意外，要留給家裡的妻子；接著到法國科學家，他開價兩百萬，問同樣的問題，回答說一百萬要留給妻子，一百萬要留給情婦；最後到香港人。香港人開價三百萬，面試官又問了相同的問題。香港人說：「一百萬給那個德國人讓他上太空，一百萬給我，一百萬給你，皆大歡喜。」

香港人骨子裡既有傳統中國人的處世精神，凡事追求利益、便宜，卻又不會做得太盡，留有餘地，「萬事好商量」成為一代人的價值觀。同時經歷英國殖民統治，又讓香港人有著嚴格遵守法律制約的契約精神。香港人不太在意所謂的「政治正確」，最高「政治正確」，大概便是哪裡能夠撈到「著數」。香港各行各業也沒有審核這樣那樣的規則，中西思維的融合，法治精神的約束，都讓這裡變得想說的話暢所欲言，想做的事百無禁忌，所以才有着無限的可能性與創造力。

去年七月一號之後，見證着這種可能性的隕落，不免痛心。但我並不認為前路已經無路可走，當自由隨手可得時，人們往往不會珍而重之。然而當自由開始減少，但又未被壓迫至最低點時，自由的價值才能夠最大化地體現出來。而將其具象化的載體，是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位置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是眼下延續香港“可能性”的最好方法。

而我所擔憂的，是港人會否不再敢於分辨真理，不再敢於正視黑白。正如哈維爾所說，在我們不得不對一切默許、忍受、隨波逐流的時候，在我們不得不與謊言為伍的時候，我們正在確立了這個制度，完善了這個制度，變成了這個制度。與內地接觸得多，我明白小粉紅「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們是這個制度下理所當然的產物，如何守住自己心中的良心價值，如何捍衛心底的道德標準，如何不為高墻唱讚歌，如何不因強權所扭曲，是我們必須思考的事情。

「如果天總不亮，那就摸黑生活；如果發出聲音會有危險，那就保持沈默；如果自覺無力發光，那就蜷伏角落。但不要習慣了黑暗就為黑暗辯護，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不要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們。人可卑微如塵土，不可扭曲如蛆蟲。」

香港人，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