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會】《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亨廷頓

作者指出第三世界國家缺乏有效政府，政治動亂增加，政治秩序崩壞的原因，在於社會經濟變革導致新社會勢力的產生、政治意識的擴大、政治要求的增加、政治參與面的拓寬等等社會動員層面上的發展程度，高於能夠吸納和組織化這種能量的政治制度的發展，造成社會的暴亂動蕩。所以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政治制度化。作者認為衡量個別政治組織和程序制度化的標準為應付新挑戰的適應性、組織內職能分工的複雜性、抵禦外界影響的自主性、維持內部一致意見和行動的內聚力。

作者批評了社會動員和經濟發展能促進政治穩定的假說，認為這是將現代性和現代化過程混淆了。純粹的傳統社會其實同樣穩定，而西方通過幾個世紀、每次只解決一個問題的現代化過程，卻在發展中國家幾乎同時發生，對發展中國家處理相關問題造成了極大的困擾。作者認為當社會動員的增長高於經濟發展，便會造成社會頹喪；當社會頹喪的程度高於社會上升流動的機會，便會造成政治參與需求；當政治參與需求高於政治制度化吸納的能力，便會產生政治動亂。

作者接下來討論了政治現代化（需要注意其與政治制度化的區別），認為其有三個方面：（1） 權威的合理化；（2） 結構的分離；（3） 政治參與的擴大。作者認為歷史經驗表明（1）（2）與（3）之間是存在衝突的。一個國家在權威的合理化和結構的分離上做的越充分，政治參與的擴大就越困難。在作者看來，美國將基本法觀念憲法化、將權威分散在多個機構等、選區代議製等制度是英國都鐸王朝時代的老古董，只適用于靜態社會，不利於引導社會經濟變革，毫無現代性可言。但是同樣的制度，確有利於吸納新的社會集團，實現政治參與的擴大。在作者看來這並不矛盾，一個不受傳統束縛的現代化社會，不見得需要現代化的政治機構去帶領它走向變革；而一個傳統社會在面對現代化的挑戰時，沒有能夠集中權力的現代化的政治機構將會很困難。

作者引用Jame Q. Wilson（1966）的研究指出，創新提案的出現率與一個組織的多樣性成正比，但創新提案的採用率則與該組織的多樣性成反比。對較晚近現代化的國家來說，政策創製的採用比提出更為關鍵。作者指出傳統政體在進行現代化時，既需要集權以實行改革，但改革產生的新社會集團卻又有分權和擴權的需求。統治者面臨保守派和進步派的兩面夾擊，越來越依賴鎮壓措施。一個君主行使權威越是強有力，政治圍繞其運作的慣性就越強，導致將權威轉變到另一種機構就越困難。有時出現早逝、瘋君、幼君等現象，反而有利於促成這種轉變。

作者認為當一個社會的政治參與需求超過政治制度化的吸納能力時，就很容易轉變成普力奪社會（Praetorian，羅馬帝國禁衛軍的音譯，以暴力幹政而聞名），這種社會的特質正如其名，存在普遍的政治權力無序爭奪現象。在作者看來，從軍事組織特性的角度上去研究發展中國家裡的軍人幹政問題毫無意義（反思台灣的“軍隊國家化理論”），問題是出在社會在政治和制度的結構上。在普力奪社會裡，社會勢力和制度普遍帶有政治性，不獨軍隊，牧師、大學、官僚、工會、法人團體等等普遍以他們能想到的手法競爭政治權力，勢力之間沒有共識和協商途徑，政治力量之間直接相互作用衝突，私人利益、集團利益和公眾利益之間也缺乏聯繫，權力破碎而權威短命。隨著政治參與的擴大和制度的軟弱，普力奪社會的演變也從寡頭→激進→群眾。軍人幹政也從寡頭進化為軍官團，軍官團多帶有中產階級的意識形式，如果軍人能夠嘗試組織能協調各方利益、吸納各方參與的政黨，實現政治制度化，或可助國家脫離普力奪社會的泥潭。但軍人經常在主觀上不願接受這樣的角色定位和工作，以為自己只是國家暫時的保護人而不願承擔政治責任。

作者認為革命是政治參與的爆炸性極端事件。其在發展中國家成功與否，要看革命聯盟的建構狀況。城市知識分子與農民在組織上結合與聯盟往往是革命成功的前提，但常常難以實現。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是認同的建構，創造新的同質性共同體，排除異質群體，創造公眾利益並將其制度化。改革則是在制度方面發生範圍有限又速度和緩的變化。改革通常有快速公開全部改革內容的閃電策略，以及隱藏改革計劃一次只完成一個目標的費邊策略。兩個策略要結合使用，前者令反對者措手不及無力反抗，後者則是在自身實力不足時降低對於潛在反對者的威脅性，雙管齊下以便在反對改革者未能充分動員起反對力量時實現改革。作者認為改革對城市知識分子群體來說只是革命的催化劑，因為城市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和絕對標準往往難以充分滿足，改革只會讓當權者顯得軟弱，點燃他們內心的渴望與衝動；但改革對農民來說則是革命的替代品，因為農民反抗的動機往往與物質利益相關，涉及佃租、賦稅、物價等等，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博弈往往是零和，其中不均程度往往驚人，但農民需求卻切實且大多不難滿足，而在訴求滿足後農民的傳統屬性往往使得其在政治上更為傳統保守。土改可以使農民從激進轉為保守，但代議政治往往與土地改革不相容，立法機構被作者戲稱為“土改的墳場”，土地所有者能夠支配立法機構的趨勢，反映出農村社會缺乏有效組織，地主的財富和社會地位因此可以支配農村選舉。成功的土改改革，需要某個精英集團與地主寡頭決裂、政府為此成立全新的專門性的有效行政組織，以及在政黨協助下將農民自身組織起來。

作者認為政黨在吸納並同化各個群體和階級，建立政治共同體，擴大政治參與，促進政治制度化方面有重要作用。政黨的問題不是出在政黨自身的存在上，而是政黨組織過於軟弱的副產物。政黨組織的強度可以用與魅力領袖脫鉤時的領導權交接、與社會和經濟組織聯立聯繫的組織複雜性與深度、黨內政治活動家和權力追求者對政黨本身的認同程度來衡量。政黨在發展中國家，通過動員農村政治參與，容易贏得選舉，但也導致自身政治上的農村化和傳統化。作者最後強調了，在政治中組織的必要性，誰能組織政治，誰就能掌握未來。

這本書我個人感覺是優缺點都非常鮮明的著作。如果你是有志於研究政治，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政治，我建議是必讀。但如果你對政治不感興趣，只是突然來了興致想找一本政治主題的書閱讀，我建議是不要讀這一本書。亨廷頓的書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簡單易讀，結構清晰，論述有條理有邏輯，理論概念和模型的建構內容也特別豐富，論斷特別多，結論都非常堅定斬釘截鐵，但其實多數內容都是假說，實證性的支持論據是有限的，相關的討論是不充分的，不可全盤當做定論接受。本書能夠從1968年出版，至今還享有極高的學術地位，書中很多的理論都是經過時間和學術界的檢驗，證明了其價值。但是如何認知和理解其價值，則是對讀者的知識、學術和思辨能力的考驗。如果你決定接受考驗，就拿起這本書來。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勇氣，那看看別人寫的書評就足夠了。

該譯本文句通順無明顯錯誤，但也有一定的舊日時代感，或許對年輕讀者來說更近期的譯本閱讀體驗感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