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人的世俗神话
金庸先生去世了!
我在朋友圈说了句话,金庸的武侠小说是这届中年人的神话。有朋友补充说,不止是中年人,青少年看得也是如痴如醉。那就改一下吧: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人的神话。
作为一枚70后,坦率说,我不是金庸迷,但像很多……很多人一样,金庸先生的去世,仍然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我读金庸,是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那时,对我来说,得到一本金庸的小说来读,并不容易。所以,只读了仅有的一册《天龙八部》和一册《侠客行》,看完了全本《笑傲江湖》,以及后来偶尔看了一点金庸剧,都没看完整过。
所以,我没资格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去谈论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作为一位自封的思想建筑师,我似乎可以谈一谈它的隐喻意义: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于中国人,就像古希腊神话之于当时的雅典人。它起着中国人想象世界的原型(archetype)功能,同时还起着一种可以叫作补偿正义的功能。
我想,我这么说,应该是没有争议的。有一个叫作“六神磊磊读金庸”的作者,之所以能网红,显然是因为,他承担着这种“原型世界”之阐释者的角色,有人以史讽今,他则是以武侠江湖来喻今,以起到对时下这个碎片化时代的某种整合功能。
相对于古希腊神话来说,我们的传统被认为是缺乏神话的。但我们至少可以说,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是有一种革命神话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革命的乌托邦神话幻灭后,可以说,正是金庸的武侠小说填补了这个精神裂口。
人,终究是需要神话的,正如格式塔心理学指出的那样,人的内心渴望一种完形,现实世界越是残缺和碎裂,人们越是需要神话,以进行抚慰和补偿。
这是一种绝望之处的希望,一种无力之境的血气,一种不义之地的正义,但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它是靠“侠之大者”往往于不期然中获得的盖世神功来实现和补偿的,而不是通过激情与理性来展开一种正义秩序想象。
什么是“侠”?
在我看来,“侠”是与“仕”相对的。“仕”是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它代表“克己复礼”的模式,即一种自我的压抑和自我的虚无。
例如,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记述,明末时的耿定理在穷思“四书”“五经”后豁然贯通,“确认儒家的仁就是无我主义,孔曰成仁就是把自我化为虚无”。
侠,对应的是人性中的酒神精神和浪漫主义(激情与革命),仕,对应的是人性中的太阳神精神和现实主义(理性和秩序)。
墨子是“侠”的人格化身,孔子是“仕”的人格化身。墨家的被消失,即是“侠”之人格的被消失,此后,中国人越来越“仕”大夫化,直至太监化。
为什么会如此悲催?
正因为“侠”是有革命精神的,所以不见容于历史上的皇权政治。“家天下”的皇权政治存在一个根本性的悖论,即汤武革命悖论,也就是革命者一旦胜利得天下后,便不得不抽调梯子,严防死守新的革命者的出现。
历史上的“削藩”和“推恩令”,以及八王之乱和安史之乱,等等,隐含的都是这个未能破解的汤武革命悖论。
直到赵匡胤,才以“兵无常将,将无常兵”的策略,彻底控制了地方诸侯拥兵自重的难题。但这也是军事上的自弱行为,所以宋朝特别不能打,乃至出现了靖康之耻,以及所谓的“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说法。
从国体的角度来说,由于汤武革命悖论的限制,“家天下”必然会内生出一种“亲亲”与“贤贤”的激励不相容。有不少学者说,中国历史上是“选贤与能”的贤德政治,那基本上是只看口号、不究实际的胡说八道。例如,
《吕氏春秋·长见》有记载:
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
相谓曰:何以治国?
太公望曰:尊贤上功。
周公旦曰:亲亲上恩。
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
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
果不其然,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
显然,此种境况,对中国的历代统治者来说,是一种两难困境,只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亲亲」虽必导致自弱,但不过是癣疥之患,而「尊贤」却会导致失国,这属于心腹之患。
后来的事实也表明:中国后来的历史尤其是秦汉之后走的是一条更加“亲亲”、“抑贤”和“削藩”的自弱之路。例如,传言慈禧所说的“宁与外邦,不予家奴”,以及用北洋舰队的军费修颐和园。
直到孙中山喊出了“天下为公”,这就像佛洛依德所说的那样,是“被压抑的自我的回归”,是被囚禁的酒神精神的“造反”。
20世纪是酒神的世纪,勃兴的是尼采的酒神哲学,它象征的是人性中的激情与强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重新崛起。
但终究,它变成了一种破坏性力量,解构一切的力量,砸烂了一个旧世界,却未能建设一个新世界。正如金庸的武侠小说中那样,留给人们的只是一种刀光剑影,一种快意恩仇,一种精神怀乡,却没有能力想象一种新秩序,构建一种新未来。(顺便做一个广告,假如对新秩序和新未来感兴趣,请点击:百日登峰计划)
可以说,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原型,对于我们想象一种新的未来,实在是太不够了。但这不怪金庸先生,不是金庸的武侠世界限制了你的视野和想象力,而是你自己错误地将金庸先生的武侠世界当成了原型,从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和想象力。
所以,我们还需要批判性的阐释者,我们需要一种像西方的古希腊神话那样的更广阔的世界原型。
人们已经习惯了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可是,在传统文化被复兴的当下,我们不得不追问:
“国”是谁的国?“民”是什么样的民?建设一种新秩序,究竟要靠什么?
谨以此文纪念金庸先生。金庸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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