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生出来的孩子，却叫别人妈妈？| 面面观No.7

面面观

No.7 第七期

写在前面

呈现复杂问题的多面观察。

这一期的面面观，我们讨论的是商业代孕的问题。在开放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当下，代孕这一复杂议题，开始频频出现在主流舆论场上。商业代孕的本质，是女性对自己子宫的出租。这样的“出租”道德吗？围绕它有多少争议难题？通过梳理正反双方的思考，我们一起理性看待商业代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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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既要自己的孩子，也要保持好身材，不受分娩之苦，妈妈们能做到吗？话题女王金·卡戴珊告诉你，可以的。

答案是代孕。

2019年元旦刚过，美国多家媒体就曝出，卡戴珊即将迎来她和丈夫的第四个孩子——他们的前两个孩子是卡戴珊自己生育的，但老三和即将出生的第四个孩子则由代母怀孕分娩。

1980年，全球第一例现代意义上的代孕在英国出现，此后的几十年内，它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育备选方案。印度也一度成为发达国家夫妻寻求“跨国代孕”的圣地。2013年以前，印度代孕的经济规模约为每年4亿美元，代孕机构有3000多家。[1]但2015年后，印度政府宣布外国人在印度寻求代孕为非法，更在2018年通过新的法律，宣布所有商业代孕非法，今后只允许志愿代孕，而委托人只能是结婚至少5年的印度夫妇。

商业代孕的话题也不断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后，不少想要二胎的家庭由于年龄和身体等原因，很难实现生育愿望。同时，全国不孕不育人数也超过了4000万，占育龄人口的15%[2]。人口出生率一再走低也不断引发人们的忧虑。2019年1月2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为1949年以来最低[3]。

“是否应该放开代孕”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时，有委员建议慎重考虑“禁止代孕”，因为这关系到公民的基本生育权，而完全禁止代孕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评估。2017年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生不出二孩真烦恼》[4]，一度被坊间解读为将开放代孕的政策信号。

但至今为止，代孕在中国仍然尴尬。《财新周刊》将其归纳为“法律不禁，政府不许”。原卫生部2001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中国尚无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人们从其他途径寻求代孕。现实中，代孕需求也早已催生了颇具规模的黑市。以“健康咨询服务公司”“生物科技公司”等为名，代孕产业链遍布各地。据估算，全国约有1000家此类机构；武汉某代孕公司负责人称，武汉一年的成交量为两三千例，估计全国的数量在2万以上。[5]

围绕代孕的各种纠纷和争议层出不穷。它究竟是改善了贫困女性的经济状况，还是剥削了她们？它是对女性人格的贬低，还是将大量女性从生育痛苦中解放出来？代孕等同于把婴儿当成商品来买卖吗？它是否会破坏公序良俗？本期面面观将从商业代孕的不同利益攸关方入手，梳理争议各方的主要观点。

关于代孕女性：代孕是公正的交易吗？

争议1：代孕能否增进代孕女性的福祉？

支持者：Yes!

在印度，代孕是不少女性摆脱贫困的手段。代孕母亲中的很多人，原本年收入不到400美元，而代孕一次便能拿到6500美元的报酬；更有代孕母亲通过代孕渡过暂时的财务困难、用代孕报酬给家人盖了房子、获得子女教育经费，甚至为自己支付学费，获得未来的职业发展机会。对贫困家庭而言，代孕收入能让她们立刻改变现状。

中国的代孕母亲亦如此。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代孕成功一次能赚15至20万元，相当于在工厂打工6年的收入。多数代孕母亲赚到钱后就回家盖房或做生意，母亲们用代孕的钱偿还债务、供孩子上学、代孕让她们住上了更大的房子。[6]

支持代孕者认为，“代孕是对女性的剥削”，只是批评者一厢情愿的判断。比起工厂里的超长工时、繁重劳动、超低工资、职业疾病等，代孕的工作条件与生活环境要舒适得多。代孕几乎算得上一种较低风险、较有乐趣、而报酬相对丰厚的工作。[7]1993年加州最高法院在Johnson vs. Calvert案的判词中说，“没有证据表明代孕协议比因经济需求而接受低廉的甚至不情愿的工作更会剥削人”。相比工厂等工作，女性甚至可能从代孕中获得更多的价值感：Rudrappa发现，与在工厂生产出一成不变的器件不同，代孕生产出来的是会成长的“婴儿”，这给孕母们带来更多的成就感；同时，通过自己的子宫为其他家庭带来生命，代孕母亲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且高尚的。[7]

反对者：No！

大部分代孕者不会因为代孕的报酬就获得生活水平的跃升，因为代孕报酬往往只能暂时填补家庭支出，而无法真正改善贫困女性的处境。同时，代孕的风险和问题却是巨大的。一方面，代孕使得女性身体受到损害——孕母的身体需要时刻进行超音波检查，频繁注射荷尔蒙以维持生育需求，必要时还会经历剖腹产、堕胎；尤其在现有条件下，黑市代孕机构能够提供的手术条件无法保障，操作不当可能会对损害卵巢，甚至引发大出血。另一方面，代孕母亲与胎儿的情感连结将被强制切断，也不得不承受了巨大的心理伤害。[8]

BBC拍摄过纪录片《代母村》（House of Surrogates），其中代母们的生活条件堪忧，拿到的报酬也很少，大部分收益都被中介机构赚取了。比如，印度Nayna Patel医生的诊所会向客户收取2.5万美元至3万美元的费用，而代孕母亲只拿得到25%左右。倘若婴儿出现重量不够等问题，代孕母亲收到的报酬就更少。

争议2：代孕是自愿、平等的吗？

支持者：Yes!

传统自由主义认为，成年人基于自由意愿的交易应当被尊重。在此基础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主张，承认代孕交易是对女性理性的肯定。代孕女性作为与男性相同的理性人，有能力也有权利与另一平等的个体自主订立代孕合约。代孕合约为代孕女性带来经济报酬，委托方也因此实现原本不可能实现的生育权利。此类互利的交易应当得到支持。

女性作为理性、独立的个体，有权自主支配自己的身体。公民的身体权既包括保持自身组织的完整性，也包括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自由支配自己身体组织的权利。女性使用自己的身体为他人代孕，是公民支配自己身体的有权行为。同时，允许女性母职的分离与市场转让恰恰是对女性自主权的承认，是对女性尊严的更大肯定。[9]

反对者：No！

代孕交易的“自愿”绝不是真正的自愿，“双方同意”的合同是建立在不完全的信息基础上的。贫穷的女性的代孕合约，是在贫困与被剥削间做出的无可奈何的选择。美国一份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代孕者是为了经济报酬而来，表示若她们能支付自己日常生活费就不会替人代孕。[10]此外，代孕母亲荷尔蒙水平等生理条件会随着怀孕而改变，因此代孕母亲在怀孕前无法预计分娩后的情形。代孕女性往往无法评估代孕合同对自己真正的影响，包括代孕给身体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在分娩后自己对婴儿的情感等。[11]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对于贫困女性而言，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使得她们无法正确衡量代孕行为的后果。不管是女性迫于家庭经济压力，还是被家人胁迫而同意代孕，商业代孕将贫困女性推入物化的深渊，变成一种获利工具。而一旦代孕市场扩大，代孕市场的利益诱惑还可能会加剧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此外，更穷国家的女性也将遭到进一步剥削。[12]

更进一步而言，代孕将女性的生育当作商品是对女性的贬低。子宫作为女性身体的一部分，不应该也不能用市场价值来衡量。代孕将女性的子宫看成是生育孩子的工具，侵犯了代孕女性的人格尊严。其次，代孕母亲需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辛苦，忍受分娩的剧痛，她在此过程中与婴儿的身体、情感连结不可忽视，而代孕要求女性压抑自己对婴儿的情感，并通过商业强行要求女性与自己所生分离，是对母亲劳动的异化。[13][14]

关于代孕客户：权利与风险

争议1：寻求代孕是天赋人权吗？

支持代孕者认为，天赋人权包括平等的生育权，代孕可以成为保障生育权的重要手段。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也明确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如果我们认可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那对于那些无法生育的人，代孕是实现生育权的一种方式。[15]

寻求代孕的客户包括大量不孕不育的夫妻、同性恋伴侣，以及“失独家庭”等等。随着独生子女人数总量的增多，因独生子女死亡所产生的中国失独家庭数量也在激增，在2010年达到84.1万户，预计到2020年突破百万户。[16]

而那些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国家也会保证同性恋伴侣的生育权。在2008年更新的英国人类受精和胚胎学法案中，同性伴侣（尤其是男同性恋）的生育需求得到了与异性恋夫妻同样的尊重。在这项法案中，同性伴侣也有同样的权利来通过代孕成为父亲或母亲。[17]

在反对代孕者看来，代孕机构往往把代孕简化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却弱化了代孕所产生的伦理问题。比如，当涉及金钱往来的时候，通过代孕来获得孩子本质上与贩卖人口有差别吗？而支持代孕者反对代孕是买卖儿童的说法。对于无生育能力者，代孕交换的是“成为父母的权利”，与领养的本质差别不大——毕竟，从法律上来说，父母并非是孩子的所有者，因此，代孕方出售的并非自己的孩子，而是自己作为孩子母亲的权利。[18]

争议2：代孕对寻求代孕者的风险大吗？

反对代孕者强调，代孕可能给代孕客户和代母双方都带来巨大的风险。

代孕史上最著名的案例要数“梅宝宝案”（Baby M case）了。1984年，美国的斯特恩夫妇委托玛丽•怀特海（Mary Whitehead）为其代孕产子，并同意支付1万美元的报酬。当时采用的是人工授精技术，手术中使用了怀特海的卵子。孩子出生后，代孕母亲怀特海却食言了，她不愿意放弃宝宝梅丽莎，于是双方开始了漫长的监护权之争。最后，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判决双方的代孕协议违法。怀特海的母亲身份被承认，虽然监护权判给了孩子的父亲，但怀特海却有探视权。该案之后，为了减少类似的法律纠纷，很少有人在代孕中再使用代母的卵子了。

另一方面，代孕客户在寻找代孕时往往也不能预判自己未来对于孩子的态度。在孩子出生之后，有些客户甚至会拒绝接受自己“购买”的孩子。2008年，一对日本夫妇来到印度寻求代孕服务，然而，在代孕期间他们却离婚了。于是，等到孩子出生时，他们也就不想要这个孩子了。可怜的孩子在出生后不得不长期滞留在医院，没有人愿意为她负责。另外，当代孕者生出两个孩子时，出现过代孕客户只选择其中一个孩子的案例，这样一来，另一个孩子的出路也会成为问题[18]。

关于我们的社会：福祉与公序良俗

争议1：代孕有利于增进社会整体的福祉吗？

支持代孕者认为，代孕有利于增进社会福祉。最主要的原因是，代孕可以转移怀孕的负担与风险——有的女性讨厌怀孕，有的女性不排斥甚至喜欢怀孕；怀孕对于某些女性造成的负担与风险也比另一些女性低得多。这种情况下，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不想怀孕的女性可以不用怀孕便拥有自己的孩子，而代孕的女性也可以获得报酬改善自己的生活，社会的总体福祉将会由此增加。[19]

此外，代孕还可以提高社会整体生育率，维持发展所需的人口结构。中国人口出生规模连续出现萎缩，总和生育率预计降至1.5以下[20]。梁建章等人反复呼吁，人口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严重，会造成劳动力减少，经济低迷；而要维持一个国家的长久正常的发展，总和生育率必须超过2.1[21]。在增加生育率的手段里面，代孕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手段。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9000万家庭中，60%的女方年龄在35岁以上，50%在40岁以上；由此《人民日报》的文章称，“大家还是想生的，只不过生不出来真烦恼”[4]。

反对代孕者则认为“代孕增进社会福祉”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关于代孕对贫困女性的剥削、交易过程中隐藏的巨大风险，前文已有详述。此外，代孕还会造成社会整体的阶级进一步分化。在代孕者和寻求代孕的夫妻之间，存在着阶层差异，代孕被认为加剧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代孕似乎打开了这样一道门，允许穷人向富人出售她们的身体。由此，社会上可能会衍生出一个“繁殖阶级”，由贫穷弱势的女性组成，专为他人生孩子。[5]在这样的阶级分化之下，社会福祉增进从而谈起？

此外，代孕与生育率的关系也远非如此简单。提高生育率有其他手段，我们也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应对生育率持续走低的做法。比如由政府出资补贴幼儿教育，接受移民等等。也有人以法国和北欧为例，提出放开单身女性生育权、保障非婚生子女的权利更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延长人口红利[22]。在中国，单身女性规模庞大，一家公司在201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单身三年以上的女性比例达到59.13%，而且该群体生育意愿强烈[23]。

争议2：代孕是否破坏了现有的社会伦理？

除了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等问题，反对代孕的人群还提出，代孕破坏现有的公序良俗。代孕女性、寻求代孕者、以及新生儿之间构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家庭模式，对传统伦理观念造成了较大的冲击[24]。母亲给予孩子生命，并且养育孩子，是人类数千年的传统，而代孕会打乱这种传统的母亲孩子血缘的认知，造成心理困扰。

代孕还会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比如，有人就担心代孕中涉及的基因筛查会造成人类进化的改变。同时，代孕中普遍要求的性别选择也会加剧性别歧视。虽然寻求代孕者往往以儿女双全的名义进行性别选择，但是研究发现代孕夫妇对男性的偏好高于女孩的偏好。[25]

支持代孕者则认为，伦理观是可以变化的。代孕对传统伦理关系的冲击，从而造成的心理困扰随着代孕的普遍而降低。比如，现在寻求的代孕一个群体是同性恋夫妇，跨性别父母，以及单身人士。如果放开代孕，这一群体孕育子女的比例提升，在非传统家庭长大的孩子群体扩大。随着这种非传统家庭关系越来越普遍，人们会提高对于这种非传统家庭关系的接受度，心理困扰会降低。[26]

还有人非常自信地认为，如果伦理观与人类最重要的繁衍本能相违背，都是可以被推翻的。[27]现在我们认为很不可理喻的事情，在繁衍本能的驱使下，人类最终会接受。随着人口问题越来越严峻，代孕面前的伦理道德问题，都可以烟消云散。

更重要的是，代孕面临的伦理问题会随着社会演进而改变，所以代孕不应该被禁止，而需要的是规范——立法认同代孕，可以维护代孕行为的良好运转，同时抵御传统伦理的诘难[28]。通过规范性措施、立法来进行管控代孕行为，才能规范各种医疗风险、潜在的法律纠纷[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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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彭绮琴. (2017, 12/12). 四川：激辩“代孕”行为法律不禁政府不允的尴尬, 论坛报道. 成都商报.

作者：金华、黄曼昕、韩沐君、王茜

编辑：张哲

排版：刘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