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地如水的退休教授 鍾劍華後衛變前鋒 —談民調不變的選項 不走樣的價值
12月19日是人大「完善」選舉制度後第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民調提供「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白票」這個選項,令香港民意研究再次被推到政治浪尖。記者不約而同地圍繞「白票事件」追問,看看席上的專家如何拆局。記者提及到廉政專員白韞六早前指「不排除民意研究所犯法」,又提到特首林鄭月娥稱英美政治制度並不適用於香港政治氣候。
搜民調中心?
鍾劍華聽畢後笑呵呵道,「呵呵,這一道問題是為我而設,等我回應吧!說一個民調就能煽動人投白票,是在假定香港人是『蠢仔』。研究所過往三十年都是這樣進行抽樣調查,選項也一式一樣,當中沒有提示,沒有建議答案。無論投民建聯、工聯會,還是白票也好,我們只是把大家的選項紀錄下來。其實最有資源、最有能力煽惑人的是政府,我們只是做民調的人,政府不用滅自己威風。」年初初選案警方敲山震虎高調搜民意研究所,事隔近一年,「白票選項」又驚動執法部門,捲入漩渦之中的鍾劍華覺得自己從來不是「前鋒」,只是「公共知識份子」,身邊很多人漸漸離開我們視線,水退後這位在後面默默耕耘的「後衛」便更覺顯眼。這陣子,可能是梁振英控告他誹謗之後最多傳媒關注他的時候,很多人都擔心他的安全。「當然他們(執法部門)會否上來第三次我不知道,但來就來呀,最壞打算就是上來辦事處,再一次收走我們的電腦。」最壞的事,鍾劍華都作好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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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水教授
記者會完結後,鍾劍華帶我們到辦公室。記者發現室內各種書籍、獎座也不是鍾劍華的。記者原以為身為教授、學者,甚至是民研副行政總裁的鍾劍華,會擁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至少枱頭有教授的專用茶杯,鍾劍華萬般帶不走,隨身的只有一支維他蒸餾水。水放在哪,便在那裡飲。
常常笑場的他,談起近日的民調風波,又嚴肅起來。如何回應「白票事件」是近日媒體爭相追訪的問題,這個問題沒有新意,他已答了很多遍。我們要問的是為何他仍要堅持完成調查,他又如何看待自身作為研究者於這個時代的角色。被捲在政治風眼的民意研究所和他自身能承受的風險又有多大?
鍾劍華笑裡其實一直藏著點憂愁。他直言,太太也有勸他離開香港,「但不知政府底線如何,我生於斯長於斯,很喜歡香港這個社會,不到最差的情況,例如有生命危險,我也不想離開。因為確實有感情,這個地方最需要我時,總不能一走了之。其實我也有思考過,但也不能太憂慮。我畢生的comittment也在這裡,小時候就用我的方式參與社會事務,參與了這麼久,現在才放棄,我真的不想。」
「像我過往去旅行一樣,最後的終點一定是回家。」鍾劍華說出留在此的原因。
「我不是活躍份子」
為何堅持做民調對於鍾劍華來說,是一篇論文問題。鍾劍華憶述,他入大學的選科第一選擇是社工系,第二就是傳理系,因小時候閱報習慣,《明報》、《華僑日報》看得不亦樂乎,對社會事務產生強烈的興趣。鍾劍華更說,他十多歲已唸完毛澤東那幾十首詩詞。他在中學階段也有參與社區活動,但他說自己不是活躍份子。對鍾劍華來說,他中學時期的社區參與其中一個最有意思的在約1975年的研究,「當時有好多公仔書,好似《小流氓》,於是我就做了個『公仔書的色情與暴力研究』,未曾入大學已有做這種事的propensity(傾向)」。鍾劍華最後到了中大讀社工,鍾劍華形容當時大學政治氣氛濃厚,「我80年入大學,當時我們說要『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
。1979年提出香港前途問題,所以80年代初中英談判,80年政府出綠皮書,推行81年區議會選舉,82年有第一屆區議會選舉。所以我讀大學四年和港大研究院四年,主要學院氣氛都是推動青年參與公民教育,以及香港將來前途問題⋯⋯就香港97年要怎安排,,校內有好多積極的討論,我也有積極參與。」
鍾劍華覺得自己那時不是很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都是確認自己要做學生,讀書,好渴求知識」。不過鍾劍華又覺得自己不應躲在學校讀書,「大學頭一兩年也有出去教政府成人夜校,也有參與一些社區工作。第一屆82年區議會選舉,已有幫人助選,雖然不是最核心,但都有去派單張、上門敲門。那時是幫李植悅,是深水埗區的。但當時自己覺得主要要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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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是社會的橋樑
鍾劍華畢業後順理成章成為社工,在實習時期,已體會到一些社會問題,「第一次實習是在男童院,好清楚看到好多所謂『出問題』那些小朋友,多數都是家庭背景複雜,所以好早有個觀念是人的問題與社會好有關係。四年班時的實習則是在我那區,我那區很多人,好多新移民。當時在鑽石山木屋區做社區發展,幫居民爭取權益,改善防火,過程體會到房屋政策影響到好多人,體會到社會對新移民有好多歧視,所以都影響到我後來工作選擇和教書」。
做了四年社工,鍾劍華回到學校,這次在理工學院教書,開始做更多的研究工作。但他提醒自己不要做躲在學院與世隔絕的人,所以反而入了學院後更積極參與社會工作,例如顧問委員會,他希望要透過專業服務社會,成為大學與社區的橋樑,「一直與社會事務保持著好緊密的脈搏」。同時,因為鍾劍華一向喜愛寫作,他久不久也會就社會事務投稿到信報、明報,「所以一直關心社會事務是真」。
在約2007年,鍾劍華接手了理工大學在1998年成立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開始做好多Survey、Polling(調查),好多是幫政府做的,透過survey方法幫政府搜集資料了解民情⋯⋯我們那時主要做與政策有關的Survey,Documentary研究也有做,也幫政府部門、Enterprise(公司) 搜集數據、入屋調查」。
鍾劍華除了做民調,研究中心也有很多研討會,「試過有一年,我們最主要做政策討論,一年之內做了60次各種各樣研討會和論壇,我那時星期日好多時都要上班,我覺得很有意義因為令大學和社會之間有個bridge(橋樑)。有任何政策問題如全民退保,我們有同事有興趣想辦研討會就會幫他請關注團體來討論。甚至有些倡議團體,沒人關注的話題,例如長期照顧保險這些問題都替他辦研討會」。
民調價值
鍾劍華退休時遇上反送中事件,鍾庭耀那時負責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到鍾庭耀退休,在2019年學校要鍾庭耀走,鍾庭耀要出來再籌錢做(民研)下去。而鍾劍華自己在理工大學最後那幾年也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大學管理層有意壓縮大學公共空間,「到了15、16年見到一個趨勢,2014年有傘運,大學管理層好似刻意收窄空間,以前有個團體找我,想辦論壇,其實好簡單,寫紙book房,但有個好明顯的轉變,大學刻意令這些申請程序複雜,甚至要去副校申請,用一間房辦研討會要去副校申請?不同的大學也刻意壓縮大學本身的社會角色,甚至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也開始沒有撥款,我就覺得這不妥當,我一路都覺得大學要服務社會」。鍾劍華指因為在理大負責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時已與鍾庭耀有合作,鍾庭耀知他退休,就叫他幫手做榮譽總監,他亦答應了,「初初是做義工,當時考慮去不去社區學院找份教職,我也是喜歡教書的,發覺原來我這種『多嘴人』是好難的,大學刻意排擠我們,不成功。鍾庭耀叫我過來幫手,去年年中就on part time basis過來這裡幫手」。鍾劍華亦指出民研工作重要,「特別在此氣氛下,特別連NGO,關注團體全都不再做,NGO自己收聲,怕拿不到社會福利署錢,好多關注組織自己解散,大學較大聲氣的KOL也說自己要封咪,我覺得就更不應該停」。
鍾劍華講述民研工作的價值指,「民意調查是一個工具,民意不是不看,但也不是要當權者或施政者每次都要以民意做必然的依歸。民意要知但不一定要跟足,但要pay attention(留意)。如果每次跟民意就是民粹,代議政制不是講民粹,是一個授權過程,選民選了你,你再基於自己良知、知識和信念去做事⋯⋯我也覺得議員、政治領袖也不是必然要受民意制約,但隨公民社會壯大,人們教育水平提升,大家對社會事務也會有意見。就算不跟從民意也要懂得對應民意,所以民意研究價值在此」。
客觀紀錄市民選項 不牽涉煽惑、建議、提示成份
民意研究所的前身是港大民研,港大民研最令人深刻的調查是對政府官員的評分指數,及對立法會選舉作民調。在制訂今年的問卷時,鍾劍華尚未入職,故主力是鍾庭耀及團隊設計問卷問題。但因與過往立法會選舉無異,而設計問卷就是要包含所有可能性,這也是最基本的原則,鍾劍華在訪問期間多次重申,「要給足夠的選擇予受訪者,這是做問卷的基本原則。所以我對有投白票這個選項從來沒有質疑,我覺得理所當然。」
在訪問的過程中,提到住事,鍾劍華都會感慨過往理所當然發生的事,到今天則變得不以為然。鍾劍華笑說,學生曾為他封上「理大Wiki」的稱號,因為他十分熟悉香港政策,官員有推出政策的發展大綱前,也曾找他詢問意見,「過往的政策發展會有清楚的脈絡,長遠的發展有路可捉,就算過程會有偏位。但最終都朝著同一個方法走,但現時可見的是,政策可以完全走往相反方向。」
鍾劍華提到,政制的急劇退化,妨礙了香港政策的發展,變得「無路可捉」:「政府做到荒腔走板。政府沒有方寸,必然和政制有關。基本法指管治班子不能有政黨背景,這個我是有意見的,很錯。他們不需要為下一屆政府設想,現在有東西做錯,還應付到,就得過且過了。下一屆怎樣,就『你死你事了』。拜登、特朗普怎樣衰,他們都會為自己的黨去想一想,下屆可能是他們的黨執政。」
學者收韁 社會無救
提到公民社會的瓦解,鍾劍華直言,他能理解,但未到最壞打算,他並不想就這樣放棄,「最大問題是政府及左報無限上綱作政治鬥爭,把所有公民社會都打垮,之後就想針對民意研究所。因為他們不想出現這個選舉的調查,不想出來的結果讓他們感到尷尬,他們不想面對事實。」
這亦是他堅持繼續駁斥無理指訴的原因,紀綠真相反映事實的重要性,「我們的研究冇煽動、冇引導,面對無理嘅指責,我一定會駁斥你。 」「未打到來,自己就收韁的話,這個社會是沒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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