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地如水的退休教授 鍾劍華後衛變前鋒 —談民調不變的選項 不走樣的價值

12月19日是人大「完善」選舉制度後第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民調提供「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白票」這個選項，令香港民意研究再次被推到政治浪尖。記者不約而同地圍繞「白票事件」追問，看看席上的專家如何拆局。記者提及到廉政專員白韞六早前指「不排除民意研究所犯法」，又提到特首林鄭月娥稱英美政治制度並不適用於香港政治氣候。

搜民調中心？

鍾劍華聽畢後笑呵呵道，「呵呵，這一道問題是為我而設，等我回應吧！說一個民調就能煽動人投白票，是在假定香港人是『蠢仔』。研究所過往三十年都是這樣進行抽樣調查，選項也一式一樣，當中沒有提示，沒有建議答案。無論投民建聯、工聯會，還是白票也好，我們只是把大家的選項紀錄下來。其實最有資源、最有能力煽惑人的是政府，我們只是做民調的人，政府不用滅自己威風。」年初初選案警方敲山震虎高調搜民意研究所，事隔近一年，「白票選項」又驚動執法部門，捲入漩渦之中的鍾劍華覺得自己從來不是「前鋒」，只是「公共知識份子」，身邊很多人漸漸離開我們視線，水退後這位在後面默默耕耘的「後衛」便更覺顯眼。這陣子，可能是梁振英控告他誹謗之後最多傳媒關注他的時候，很多人都擔心他的安全。「當然他們(執法部門)會否上來第三次我不知道，但來就來呀，最壞打算就是上來辦事處，再一次收走我們的電腦。」最壞的事，鍾劍華都作好打算。

如水教授

記者會完結後，鍾劍華帶我們到辦公室。記者發現室內各種書籍、獎座也不是鍾劍華的。記者原以為身為教授、學者，甚至是民研副行政總裁的鍾劍華，會擁有一個獨立的辦公室，至少枱頭有教授的專用茶杯，鍾劍華萬般帶不走，隨身的只有一支維他蒸餾水。水放在哪，便在那裡飲。

常常笑場的他，談起近日的民調風波，又嚴肅起來。如何回應「白票事件」是近日媒體爭相追訪的問題，這個問題沒有新意，他已答了很多遍。我們要問的是為何他仍要堅持完成調查，他又如何看待自身作為研究者於這個時代的角色。被捲在政治風眼的民意研究所和他自身能承受的風險又有多大？

鍾劍華笑裡其實一直藏著點憂愁。他直言，太太也有勸他離開香港，「但不知政府底線如何，我生於斯長於斯，很喜歡香港這個社會，不到最差的情況，例如有生命危險，我也不想離開。因為確實有感情，這個地方最需要我時，總不能一走了之。其實我也有思考過，但也不能太憂慮。我畢生的comittment也在這裡，小時候就用我的方式參與社會事務，參與了這麼久，現在才放棄，我真的不想。」

「像我過往去旅行一樣，最後的終點一定是回家。」鍾劍華說出留在此的原因。

「我不是活躍份子」

為何堅持做民調對於鍾劍華來說，是一篇論文問題。鍾劍華憶述，他入大學的選科第一選擇是社工系，第二就是傳理系，因小時候閱報習慣，《明報》、《華僑日報》看得不亦樂乎，對社會事務產生強烈的興趣。鍾劍華更說，他十多歲已唸完毛澤東那幾十首詩詞。他在中學階段也有參與社區活動，但他說自己不是活躍份子。對鍾劍華來說，他中學時期的社區參與其中一個最有意思的在約1975年的研究，「當時有好多公仔書，好似《小流氓》，於是我就做了個『公仔書的色情與暴力研究』，未曾入大學已有做這種事的propensity（傾向）」。鍾劍華最後到了中大讀社工，鍾劍華形容當時大學政治氣氛濃厚，「我80年入大學，當時我們說要『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

。1979年提出香港前途問題，所以80年代初中英談判，80年政府出綠皮書，推行81年區議會選舉，82年有第一屆區議會選舉。所以我讀大學四年和港大研究院四年，主要學院氣氛都是推動青年參與公民教育，以及香港將來前途問題⋯⋯就香港97年要怎安排,，校內有好多積極的討論，我也有積極參與。」

鍾劍華覺得自己那時不是很積極參與學生運動，「都是確認自己要做學生，讀書，好渴求知識」。不過鍾劍華又覺得自己不應躲在學校讀書，「大學頭一兩年也有出去教政府成人夜校，也有參與一些社區工作。第一屆82年區議會選舉，已有幫人助選，雖然不是最核心，但都有去派單張、上門敲門。那時是幫李植悅，是深水埗區的。但當時自己覺得主要要讀書」。

學院是社會的橋樑

鍾劍華畢業後順理成章成為社工，在實習時期，已體會到一些社會問題，「第一次實習是在男童院，好清楚看到好多所謂『出問題』那些小朋友，多數都是家庭背景複雜，所以好早有個觀念是人的問題與社會好有關係。四年班時的實習則是在我那區，我那區很多人，好多新移民。當時在鑽石山木屋區做社區發展，幫居民爭取權益，改善防火，過程體會到房屋政策影響到好多人，體會到社會對新移民有好多歧視，所以都影響到我後來工作選擇和教書」。

做了四年社工，鍾劍華回到學校，這次在理工學院教書，開始做更多的研究工作。但他提醒自己不要做躲在學院與世隔絕的人，所以反而入了學院後更積極參與社會工作，例如顧問委員會，他希望要透過專業服務社會，成為大學與社區的橋樑，「一直與社會事務保持著好緊密的脈搏」。同時，因為鍾劍華一向喜愛寫作，他久不久也會就社會事務投稿到信報、明報，「所以一直關心社會事務是真」。

在約2007年，鍾劍華接手了理工大學在1998年成立的社會政策研究中心，「開始做好多Survey、Polling（調查），好多是幫政府做的，透過survey方法幫政府搜集資料了解民情⋯⋯我們那時主要做與政策有關的Survey，Documentary研究也有做，也幫政府部門、Enterprise（公司） 搜集數據、入屋調查」。

鍾劍華除了做民調，研究中心也有很多研討會，「試過有一年，我們最主要做政策討論，一年之內做了60次各種各樣研討會和論壇，我那時星期日好多時都要上班，我覺得很有意義因為令大學和社會之間有個bridge（橋樑）。有任何政策問題如全民退保，我們有同事有興趣想辦研討會就會幫他請關注團體來討論。甚至有些倡議團體，沒人關注的話題，例如長期照顧保險這些問題都替他辦研討會」。

民調價值

鍾劍華退休時遇上反送中事件，鍾庭耀那時負責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到鍾庭耀退休，在2019年學校要鍾庭耀走，鍾庭耀要出來再籌錢做（民研）下去。而鍾劍華自己在理工大學最後那幾年也面對同一個問題，就是大學管理層有意壓縮大學公共空間，「到了15、16年見到一個趨勢，2014年有傘運，大學管理層好似刻意收窄空間，以前有個團體找我，想辦論壇，其實好簡單，寫紙book房，但有個好明顯的轉變，大學刻意令這些申請程序複雜，甚至要去副校申請，用一間房辦研討會要去副校申請？不同的大學也刻意壓縮大學本身的社會角色，甚至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也開始沒有撥款，我就覺得這不妥當，我一路都覺得大學要服務社會」。鍾劍華指因為在理大負責社會政策研究中心時已與鍾庭耀有合作，鍾庭耀知他退休，就叫他幫手做榮譽總監，他亦答應了，「初初是做義工，當時考慮去不去社區學院找份教職，我也是喜歡教書的，發覺原來我這種『多嘴人』是好難的，大學刻意排擠我們，不成功。鍾庭耀叫我過來幫手，去年年中就on part time basis過來這裡幫手」。鍾劍華亦指出民研工作重要，「特別在此氣氛下，特別連NGO，關注團體全都不再做，NGO自己收聲，怕拿不到社會福利署錢，好多關注組織自己解散，大學較大聲氣的KOL也說自己要封咪，我覺得就更不應該停」。

鍾劍華講述民研工作的價值指，「民意調查是一個工具，民意不是不看，但也不是要當權者或施政者每次都要以民意做必然的依歸。民意要知但不一定要跟足，但要pay attention（留意）。如果每次跟民意就是民粹，代議政制不是講民粹，是一個授權過程，選民選了你，你再基於自己良知、知識和信念去做事⋯⋯我也覺得議員、政治領袖也不是必然要受民意制約，但隨公民社會壯大，人們教育水平提升，大家對社會事務也會有意見。就算不跟從民意也要懂得對應民意，所以民意研究價值在此」。

客觀紀錄市民選項 不牽涉煽惑、建議、提示成份

民意研究所的前身是港大民研，港大民研最令人深刻的調查是對政府官員的評分指數，及對立法會選舉作民調。在制訂今年的問卷時，鍾劍華尚未入職，故主力是鍾庭耀及團隊設計問卷問題。但因與過往立法會選舉無異，而設計問卷就是要包含所有可能性，這也是最基本的原則，鍾劍華在訪問期間多次重申，「要給足夠的選擇予受訪者，這是做問卷的基本原則。所以我對有投白票這個選項從來沒有質疑，我覺得理所當然。」

在訪問的過程中，提到住事，鍾劍華都會感慨過往理所當然發生的事，到今天則變得不以為然。鍾劍華笑說，學生曾為他封上「理大Wiki」的稱號，因為他十分熟悉香港政策，官員有推出政策的發展大綱前，也曾找他詢問意見，「過往的政策發展會有清楚的脈絡，長遠的發展有路可捉，就算過程會有偏位。但最終都朝著同一個方法走，但現時可見的是，政策可以完全走往相反方向。」

鍾劍華提到，政制的急劇退化，妨礙了香港政策的發展，變得「無路可捉」：「政府做到荒腔走板。政府沒有方寸，必然和政制有關。基本法指管治班子不能有政黨背景，這個我是有意見的，很錯。他們不需要為下一屆政府設想，現在有東西做錯，還應付到，就得過且過了。下一屆怎樣，就『你死你事了』。拜登、特朗普怎樣衰，他們都會為自己的黨去想一想，下屆可能是他們的黨執政。」

學者收韁 社會無救

提到公民社會的瓦解，鍾劍華直言，他能理解，但未到最壞打算，他並不想就這樣放棄，「最大問題是政府及左報無限上綱作政治鬥爭，把所有公民社會都打垮，之後就想針對民意研究所。因為他們不想出現這個選舉的調查，不想出來的結果讓他們感到尷尬，他們不想面對事實。」

這亦是他堅持繼續駁斥無理指訴的原因，紀綠真相反映事實的重要性，「我們的研究冇煽動、冇引導，面對無理嘅指責，我一定會駁斥你。 」「未打到來，自己就收韁的話，這個社會是沒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