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生活樣貌的重塑，你真的理解中華文化嗎？-讀《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

知道商朝的文化傳統，是拿活人當作奉獻給神明的祭品嗎？

1959年，考古學家在安陽殷墟，發掘出了一座特殊的墓葬坑。墓葬坑一共分為3層，埋葬了73名死者。 死者包括成年人、青年，嬰兒；經過研究後，這3層的人是被分別3批處死的，屍體上覆蓋了硃砂粉、摻雜著炭灰的土壤和粟米。

墓葬坑裡還有大量的青銅器和被打碎的陶器。

根據考證死者是商朝末年，居住在殷都的貴族戍嗣子一家。身為貴族卻慘遭滅門?學者研究這可能與商朝宗教傳統有關，獻祭越是高身分的人越能取悅先王及諸神。戍嗣子可能不小心觸怒了紂王，就被當成祭品了。

最諷刺的是，用來紀念接受王的召見的鼎也被放入了祭祀坑裡，只能說真的坑。

這只是商朝人祭的冰山一角，在殷墟王陵區遺址的附近，考古學家還發掘出兩千多座規模不一的人祭掩埋坑，保守估計每個坑裡都有五名左右的被獻祭者，所以共有一萬人死於這樣的宗教活動。由此可見這種殘酷的殺人祭祀傳統，在商王朝時代很是流行。

再細研究，人祭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形式：

一、把人夯築在地基內，用作建築物的奠基，可稱之為“人奠基”。把人奉獻給土地之神，用以交換神對建築物的護佑。或是通過施展巫術，被殺者可能也會變成守護建築之鬼。

二、把人作為食物或僕役獻祭給神或祖先之靈，這是狹義的“人祭”。

三、把人作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內，可稱之為「人殉」。當時的人們認為尊貴的人在死後會變為神靈，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給他（她）帶上一些僕役和食物。

讀到這裡我的疑問多餘震驚。

在我們熟悉的歷史論述中，商朝最後的君王紂是因為暴虐的統治，失去了民心才最終失去了國家。但《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這本書認為，或許滅國的責任不該是紂王來扛，商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支撐整個商王朝統治的活人祭祀與對外征戰，激發了周邊部族的反抗。直到的周族部族發出致命一擊，完成改朝換代的壯舉。

活人祭祀這個詞似乎不在中華文化語碼裡，它是怎麼起源又是怎麼消失？

周朝與商朝的對抗過程，也沒有留下太多的資料紀錄。雖然有民間小說《封神榜》，把武王伐紂的故事寫了下來。從商紂王題詩調戲女媧、蘇妲己進宮魅惑紂王做為開端，再以姜子牙輔佐周武王伐紂的歷史為背景，描寫了商朝與周朝的對抗。裡面有著許多闡教、截教諸仙鬥智鬥法、破陣封神的故事，最後以姜太公封諸神和周武王封諸侯做結尾。

但那本書考據可能最早出自明朝，甚至不能當作遠古留下來的神話看待。

《翦商》值得一讀的地方，是嘗試用考古資料解釋這一段空白的歷史。周朝留下的禮樂制度影響了接下來的後代五千年，而從商朝過渡到周朝也意味著中華文明邁向成熟。《翦商》從考古的發現來闡釋以前商朝的生活樣貌，把那些原本像是神話的故事，變得立體豐滿。下面整理了三個大框架來分享這本書： 1.商朝人的起源與殘忍的祭祀文化為何存在？ 2.原本居於陝西周人，又是怎麼崛起壯大？ 3.周人如何實現滅商的壯舉？

這些問題很多都還沒找到一錘定音的答案，但我喜歡《翦商》作者對於考古素材解讀的想像力。

商朝人的起源與殘忍的祭祀文化為何存在

所以，或許商紂王在歷史上表現出的殘忍暴虐是情有可原?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辭時，以色列考古學家吉迪·謝拉赫(Gideon Shelach)曾經試圖總結人祭繁榮的必要條件。他認為當早期人類社會有了一定程度的復雜化，開始形成王權和統治階層，但統治體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穩固時，統治者需要借用一種強大的機制來維持其權力，這就是人祭宗教和戰俘獻祭行為產生的基礎。

這個階段，吉迪稱之為「早期國家」或「復雜酋邦」。

商朝當然早已經脫離了早期國家的程度，有穩定的管理體制。建立商朝的商民族起源紀錄在《詩經》裡，祖先是一位名叫簡狄的女子，她在野外吞噬了一枚來自玄鳥的卵後生下了兒子契。契是一位能幹的部落領袖，他率領自己的親屬和部眾，來到今天河南境內的商丘定居，因此自稱為「商人」。他們崇拜的圖騰是鳥，侍奉的最高神明叫「帝」。在傳說中，從第一代首領契到滅掉夏朝，建立商王朝的成湯，商人一共有14任部落領袖，先後遷移居所達八次之多。

商人的特長是游牧和貿易，這也「商人」這個名稱的由來。

在滅掉夏朝時商人已經有了初步的文字系統，這套文字不僅用來交流與記事，也被刻在龜甲和其他獸骨上進行占卜，這就是中華文明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開國二百年後商朝的統治疆域，已經是前代夏朝的十倍以上。領土越大就面臨越多的管理問題，商王朝保留夏朝的都城二里頭的同時，修建了兩座全新的中心城市，分別位於今天的河南偃師和鄭州（二里崗文化）。它們都有興旺繁榮的居民住宅區和手工業作坊，以及相比夏朝時更高大的城牆、宮殿。

作為第一個靠軍事侵略而成功稱王的部落，商朝更有生存的危機意識。

因此商王朝開始了不斷的對外擴張，目標是是礦產豐富的地區。商朝人有三項戰爭利器，一是越來越普及的青銅器技術，在戰鬥力上更具有優勢；二是小麥、水稻等的產量提高，支持了人口成長；三是有組織的官僚系統，能有效管理糧食儲備來發動長期的戰爭。

商王朝的勢力，很快就擴展到了山西和湖北境內。

從商朝開國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開始，出現了大規模殺戮活人作為宗教祭祀祭品的行為，還有專門的祭祀區域，甚至連民間也有零星的人祭行為。作者認為商朝人的人祭宗教是為了凝聚族群的手段，他們需要構建一種維系自我認同的宗教文化。用人獻祭是最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此區分執行獻祭的「我們」（商族人）和用來獻祭的「他們」（非商族群）。

以此祈求天界的福佑，獲得君臨大地和統治列族的權力。

和後世大多數宗教不同，商人的世界觀和宗教道德觀非常獨特，他們認為世界是冷酷的，充滿暴力、殺戮、掠奪和不安全。商朝人不認為鬼神有明確的善惡觀念，或者說，商人沒有明確的善惡觀念，所以也無法想像鬼神會有。商人認為鬼神會隨意給任何人降下災難，即便是商王也難免。所以，為了讓鬼神和祖先滿意，必須頻繁開展宗教祭祀活動。

以活人作為奉獻，才能讓它們滿意，繼續庇佑自己。

原本居於陝西周人，又是怎麼崛起壯大

周人的祖先，位在當時華夏文明核心地帶外圍，被視為野蠻人的羌民族。在商朝前期，周族面對商朝的軍隊軍事擴張中，無法抵抗被迫向北遷移。 到了關中地帶咸陽長武縣附近的碾子坡，通過貿易，用牲畜向商朝換來了生存必需的商品和青銅器製造技術，直到紂王的曾祖父武乙繼位，周族才重新返回了周原定居。

但此時，周族只是商王朝在西部邊疆的附庸。

周族非但沒有正面挑戰商朝的實力，而且還為了獲得了商王的認可，要肩負沉重的義務。這個義務就是直到滅商之前的這50年裡，定期捕捉數十位山地的羌人獻給商王朝，支持活人祭祀的需求。這段歷史在書裡和文獻裡幾乎被抹去，但文王創作的《易經》中還是留下了記載。《易經》中大量出現了「孚」字，作者認為這個字等同俘虜的俘。就是因為周人需要經常占卜，來預測每一次出徵作戰的手氣。

為的是希望盡量多抓俘虜獻給商王，求得平安。

在這種為宗主持續掠奪人口的戰爭中，周人的實力逐漸壯大，也逐漸變得驍勇善戰。到了周文王周昌在位的時代，文王因緣際會的覲見前來巡視的紂王，還獲得了押送俘虜前往殷都的機會。這段相遇改變了整個世界，文王見識到了祭祀場面的恐怖。

甚至連自己也入獄三年，差別成為被獻祭的活人祭品。

三年的牢獄生涯之後又發生了兩件事情，讓文王堅定了滅亡商朝的決心。第一件是在牢獄生活苦心創造的《易經》占卜體系中，得出一個神啟：商朝的統治不會永久持續下去，周族很可能會取代他；第二件事則是兒子伯邑考的慘死。

不同於《封神演義》中故事裡，伯邑考是因為拒絕了妲己的勾引，才被誣陷讓紂王下令，做成肉餅賞賜給文王吃。

不過或許這只是商朝傳統祭祀文化的產物。按照姜太公寫的《六韜》、屈原的《天問》來看，紂王一方面為了籠絡文王，賜予了外圍諸侯頭銜「西伯」，有了西方土地的征伐權利；但另一方面，又按照商朝血腥的人祭宗教傳統，舉辦了一場高規格的祭典，作為冊封儀式的組成部分。在祭典上，紂王下令殺死了身份高貴的伯邑考當作祭品，命令全體參與者分享。

而周文王本人被迫參加了祭典，「行禮如儀」的完成儀式。

周人如何實現滅商的壯舉

因為文王的表現良好，在紂王眼裡這是周族從野蠻變為文明的開始，放心的讓周人返回封地。回去沒多久後，文王自稱受到了天命，授命要消滅商朝。周族開始了頻繁的擴張，吞並了密國、黎國、邘國等小國，第六年還滅掉了商的重要西方屏障崇國。其中，邘國位於今天的河南沁陽，距離商朝的殷都，直線距離只有200多公里。

不過這裡還必須提一個人，姜太公呂尚。

在遇到周文王的時候，呂尚在殷都當屠夫，在當時這是個非常低賤的職業。但因為當時商朝最依賴的資訊來源是占卜師，而占卜師又需要牛骨來作為占卜材料，所以呂尚對商朝宮廷內的秘聞比許多內部人士都還瞭解。一起返回周族領地後，呂尚就開始緊鑼密鼓地開展工作，包含了聯絡了自己的親族羌人部落。

這些再再都讓呂尚成為了文王用兵與權謀的第一智囊。

第一段提到文王自稱受到了天命要消滅商朝，為了讓自己的部眾和盟友相信，反商大業是得到鬼神眷顧的。周文王進行了一場宗教革命，推出了一位全新的神「上帝」。這個概念本身來自商人的宗教系統，但文王宣稱，「上帝」是獨一無二、全能的至尊神，不僅僅是商王朝的保護者，還會獎勵保佑那些符合自己道德標準的人，而懲罰背棄那些作惡、違背自己意志的人。

這些概念的高明之處不只凝聚了盟友，也拉近了與商朝貴族的心理距離。

滅亡崇國的第二年，年邁的文王去世，繼承者是他的兒子，武王周發。此時的周國力強大，已經占據了整個關中地區，還有晉南和河南的一部分。這裡有一個疑問，為什麼這期間紂王都沒有跟周族發生戰鬥？

現在史料難尋，只能說紂王的朝廷可能已經無法正常履行職能。

武王繼位後只花了四年就滅亡商朝，雖然他並不相信父親的天命說，也常常被噩夢困擾，但作爲周族軍隊過去十年來的實際統領，武王依然號召力強大。繼位的第二年，武王就舉行孟津會盟，公然與商朝決裂。再過了兩年，西元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東徵，連同盟軍在內，武王麾下兵力有四萬五千人，戰車三百輛，一路勢如破竹。

在二月二十一日晚間，武王的軍隊就到達了殷都南郊的牧野。

決戰時刻周族對面的商軍，據說有達到七十萬人，實際上應該不可能有這麼多，但商軍的兵力應該是仍然是碾壓性的多。年過六十的呂尚首先率領部下，以必死的信念帶領步兵沖向敵軍。武王本人也率領三百輛戰車傾巢出動，跟隨在自己的老師後面作為增援。

不合理的行為卻帶來不合理的結果。

商朝大軍突然崩潰瓦解，開始自相殘殺。或許是看到周軍義無反顧的沖鋒，商軍中的密謀者終於鼓起勇氣，倒戈殺向紂王中軍。接著，周族聯盟的聯軍全部投入了混戰。最後，惡戰在一個上午就宣告結束，紂王兵敗如山倒。在逃回殷都之後，他登上了鹿台，把宮殿里珍貴的寶物齊聚身邊，然後自焚而死。在後人看來，紂王的死，是一種窮途末路下的無奈。

但按照商代的宗教理念，這是最高規格的祭典，以帝王自己作為犧牲，奉獻給了鬼神和先祖。

周朝的禮儀文化取代了商朝的祭祀文化

牧野之戰的勝利，讓武王的大軍能夠進入殷都，但這僅僅只具備某種象徵性意義。新建立的西周王朝，其實也沒有很先進的科技實力，所以還耗費了將近五年，才對商王朝舊有領土實現了有效控制，安置商王朝數量眾多的遺民。

也推出了全新的宗教、政治與社會制度。

在滅商的第二年，享年54歲的周武王，不堪重重壓力去世。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成為攝政大臣，輔佐年幼的周成王進行統治。 因此可以說，周公才是西周政治與社會制度的首席設計師。周公主政的前三年，平定了一場周王朝內部貴族勾結商朝殘餘勢力的叛亂，隨後，開始分封周王的親族與滅商的功臣到各地當諸侯，並拆解商朝舊有貴族，鞏固周王朝在各地的統治。

這就是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封建制」。

截然不然的禮儀制度也是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號召之一，在周公乃至後世的歷代王朝統治者眼裡：德，是所有人在世間生活都必須遵守的道德倫理原則與秩序。在某種程度來說，德，也是讓國家走出宗教控制的手段，防止再有人假藉祭祀殺人。

往日恐怖的集體人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僅僅是豬牛羊這些尋常動物。

在周代文獻記載中，幾乎所有關於商代人祭宗教傳統的記載也都被仔細抹去，那種殘酷的行為，被重新解釋為紂王個人的殘暴。同時，周代王室貴族還被鼓勵和商代貴族遺民通婚，通過柔性文化融合，消除潛在的反抗隱患。

自此，商周之變真正改變了中華文明的樣貌。

周朝所開啟的禮樂文明，逐漸取代了商朝以人祭為基礎的鬼神文化；由周公首創，孔子發揚光大的人本主義精神，也代替了商朝幾百年來的宗教神秘主義。兩者疊加在一起，成為支撐中華傳統文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