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创造：寻找20年代的时代精神

“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带任何遗嘱。”

阿伦特以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这一诗句，开启了在其著作《过去与未来之间》中的思考。法语版书名译作《文化的危机》，或许更为贴切。正如阿伦特解释的：“遗嘱，告诉继承人什么是合法地属于他的，把过去的财富遗赠给未来一代。”然而，现代人发现，人类社会所有的文明成果，作为精神遗产，都从未有遗嘱指定只有谁可以继承。谁有意愿和能力继承下来，就是谁的。对于曾经自以为的“合法继承人”，这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独有的天赐：“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王俊秀先生提出，要“寻找20年代的时代精神”。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寻找”。所谓“近代中国”，或许从中国人开始“寻找”现代文明开始定标最为恰当。于是，这也是一个近代以来持续至今不绝的“寻找”。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找到的，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经过新文化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诉求与现代化目标，乃至于60年代最狂热时期的运动，都是在“德先生”的名下进行的。这种热情直到80年代末，都没有消退，尽管诉求内涵已经完全不同。90年代的市场转向，越来越让普通人直接品尝到了经济自由，知识界也开始出现新一波聚集在“自由”名下的学者。曾经在中国引入“自由”过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胡适，再次进入一般公众的视野。然而，自由概念引入中国后，一度以“自由之风气”的面目出现，实际继承的不是现代文明中的“自由”，而是本土文化中的“风气”。中国人真正试图在“自由作为自由本身”之严格意义上——也就是既不是谈“自由之风气”、也不是谈“自由之知识”，而就是要谈“自由本身是什么”——把握“自由”，还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情。2002年，黄裕生教授的著作《真理与自由》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在纯粹学术意义上把握“自由”本身之所是的标志性努力之一。 黄裕生的博士导师是中国老一代广受尊敬的学者叶秀山。在经历了毛时代数十年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意识形态指导学术研究的干扰之后，叶先生抓住后毛时代意识形态衰落的空隙，重新要做“纯粹哲学”，回到追求“真理”的希腊哲学传统上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中国学术界的后来者摆脱非学术因素的影响树立了一个典范。黄裕生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以“自由”取代“真理”作为纯粹哲学的核心概念，经过一番探讨，叶秀山先生后来也同意了这个观点，并认可这是一个“核弹级概念”。一个“核弹级概念”，仅能说明其效力巨大，而为此做出的“自由作为自由之本身”的论证，事实上具有更深远和坚实的影响。因为，所谓“自由作为自由之本身”的论证，作为思想史上典型的论证方式之一，将“自由”与人的一切主观意愿分离了，仅凭自身成立。从而，再没有任何人能撼动它。毋庸置疑，在这种仅凭自身成立的概念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相比那些随着风气的新旧更替而赶潮流的“自由之风气”，将是最为牢固可靠的。

由于“自由”概念接通了古希腊与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在学界渐渐站稳了脚跟。2016年，青年学者李文倩以《为自由的绝对优先性辩护》为题评论黄裕生教授的一本新书，显示了青年一代学人开始以充分的自由意识与“自由之本身”的论证衔接到了一起。在人类文明“信仰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中，神承诺亚伯拉罕，只要有十个义人，便不毁灭那罪恶之城。“十个义人”虽少，用今天的话说，已经具备了社会学意义的一般性，可能生生不灭地衔接下去。同样，李文倩的文章衔接上黄裕生的“自由”，且充分意识到了“自由的绝对优先性”。不仅仅是李文倩，一代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们，正聚集在“自由的绝对优先性”之下，以这种哲学上的绝对意义的“自由”为各自不同的研究奠基，好让“自由”得以在叫做中国的这片大地上生根。

世界多变，恍惚间进入20年代。在中美贸易争端中，“创新”成了中国人口中的热词，同时也是挥之不去的心病。在中国人意欲创新的年代，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如追问“自由”那样，对“创新”本身做出最根本的追问，这是继承人类文明精神遗产的密钥。

事实上，“创新”远不是一个政策那么简单，还是更难以把握的社会秩序问题，甚至其来源本身，就集聚了几大人类文明遗产的精华。我们知道，今天人们所称的“西方”，是指继承了希腊罗马文明的地区。希腊罗马都处于地中海地区，但是其文明的继承者却未必是地中海土著：“留给我们的遗产不带任何遗嘱”，谁努力去寻找，谁就得着。

“创新”，作为一种社会秩序，来自于中世纪成熟起来的“创世秩序”。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督教文明所融合。基督教早期，就其上帝的本质，有过“大能”和“旨意”之争。罗马皈依了基督教，却又被攻陷，这很难解释上帝的“大能”。奥古斯丁认为是人们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做了恶，导致罗马被劫掠。从那以后，基督教强调来自上帝“旨意”的“自由意志”，却在现实中体现不出上帝的“大能”。基督教社会日益孱弱，在中世纪前半期屡受劫掠。后来伊斯兰教兴起，吸取了基督教缺乏“大能”的教训，通过“圣战”来显示能量。在伊斯兰教的刺激和异教徒的侵扰之下，基督教发展出经院神学，回应了“大能”问题。与伊斯兰教的“圣战”诉诸暴力不同，经院神学依靠的是“秩序”：也就是“创世秩序”。从那时起，来源于上帝的“旨意”的“个人自由”和来源于上帝的“大能”的“创世秩序”，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为基督教文明提供了比世界上其他一切文明都具有绝对优势的根基。

学界已经注意到，现代文明并没有出于自身的原创性思想，所有现代思想都可以在经院神学中找到对应物。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思想，都不过是经院神学世俗化的产物。而经院神学的最高成就，恰恰是“个人自由”与“创世秩序”。通过欧洲启蒙运动世俗化经院神学而来的“自由与创造”，正是一切人类文明迄今可知的最高精神成果，无论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其他所有现代成就，都可以在“自由与创造”的总框架下找到它们的位置，从而以“自由与创造”一举一总地全盘吸收消化整个人类文明成果。

中国人一百多年来，无论政权如何更迭，都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人类文明中那些最宝贵的遗产。二十世纪，前半页，“社会主义”一度成为全世界的风潮，被认为是最进步的方向所在，中国引进了；后半页，“市场经济”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被认为是美国打赢冷战的制胜法宝，中国引进了。谁能说中国保守呢？所有人类文明的精神财富，都没有指定谁才可以继承。百年“寻找”，时候已到。在“自由”已经扎根中国的20年代，在“创新”开启了时代呼唤的20年代，“自由与创造”正触手可及，何不就此“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