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子維的經歷,想像香港學生自治的璀璨與台灣學生自治的前景

莊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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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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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4日於台北「哲學星期五」演講會後的心得。嘗試從羅子維的個人經驗,了解為何中國政府強力打壓香港學生自治,也才理解何以絕大多數的香港青年運動者都有參與學生自治的經驗。我也才明白,香港學生自治制度孕育了一批優秀的青年,而他們也引領學生回頭成就了香港學生自治過去的璀璨成就,並在與政府對抗的過程中,將香港學生自治的影響力推升至歷史無法抹除的高度。

14日在哲學星期五參與「香港政府摧毀了我這一代學生運動:一位學運人抗爭和被打壓的經驗」演講,講者是原本就讀香港中文大學、也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羅子維。他因為參與學生自治、政治運動,早已成為香港政府的眼中釘,也被中國喉舌「文匯報」直斥「獨」青,「藍絲廢老」甚至到校園拉布條抗議。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各大學的自由風氣盡毀,各項自由權利逐一被緊縮或被取消。如羅子維等人的學生行動者,直接面對中國殖民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對其個人與團體的打壓:他被技術性退學、其所任職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則被迫解散。

日前有機會與子維交流,得知他未來幾年將在台就學,感受到他仍保有介入現實的熱情。一陣交談後,我也才對他過去幾年的參與經驗有初步的了解,讓我腦中的香港人反抗圖像,又多一道具體的身影。

香港青年在21世紀上半葉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姿態,及其所展現的時代精神,值得所有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行動者的崇敬。時代精神不僅在那些各種見諸報章媒體的、讓人撕心裂肺的、富含飽和情緒的表態及行動中展現出來,十幾、二十幾歲香港青年行動者的日常:經營校內、外議題,爭取同學、市民的關注、喚起大眾思索現狀、拒絕龐大無力感侵蝕我城市民的反抗意志,也體現了時代精神。雖然這些日常,與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青年行動者相近,使我聯想起納粹時期的白玫瑰運動。但回到中國擴張的現實脈絡下,我自然將台、港青年行動者並置思考。

羅生將自身參與運動的生涯分為不同階段。2016年擔任立法會選舉的助選志工,之後投入「反送中關注組」的組織工作。後來在學生會與校方周旋,並與學生會的夥伴一同支援大運動(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學生會成為上街抗暴的青少年的後援,若無接獲青少年的音訊,就會請律師直接前往警署找人)。最令外人印象深刻應是「香港中文大學保衛戰」,羅生卻是提及學生會的後勤角色,並迫使校方高層在此戰役中去扮演更積極的勸和角色。2019年後,羅生屢創各種議題組織持續介入現實,有時曝光,有時匿名,直至失去學生身分。

行動者如何利用制度條件去深化、延伸自己的影響力,進而獲得更多人的認同及合作?香港學生自治制度所營造的校園環境,不僅培養了羅子維等許多優秀的青年領袖,也使他們藉由此制度團結更多青年,成為大運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這也是為何中國殖民政府(港特區政府)必須使其解散的原因。

香港中文大學的書院制度,也是羅子維等青年領袖的搖籃。已被噤聲的政治領袖梁天琦,在《地厚天高》紀錄片中就自陳很懷念在「舍堂」生活的時光,最好的宿友也成為自己未來的戰友。羅生也提及許多學生自治會的幹部,也都是從書院自治會開始參與公共事務。

除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大學外,香港其餘六所公立大學的學生自治會都有自己的法人地位,有自己獨立的財政,甚至獨立的辦公處所,也如一般社團法人,需要受到法制的約束。學生會擁有體制承認的法人地位、擁有經由選舉制度被會員授予的代表性,並擁有爭取學生權利、實現學生福利的行政體系,由此形成校方官僚無法忽視的政治實力,須接納學生自治會派任至各校內會議的代表,達成大學自治的制度性實踐。羅生也提及,任期結束的自治會幹部,可能回到院級的學生自治會或是學生議會,繼續傳承經驗。因而近幾年羅生遭遇到的事件:自己被學校警隊設局扣點、校方排除學生會代表參與各級會議、否認學生自治會選舉結果,而讓面臨龐大壓力的學生們主動解散學生自治會。剝奪整體學生社群的政治權力,無非就是中國殖民政府破壞大學自治傳統,意圖瓦解如羅生一樣的年輕人:不論是曾任職或是將任職自治會幹部的學生,能夠透過自治會深化及延伸自身影響力的制度條件。

台、港兩地的歷史脈絡自然不同,台灣的中(華民)國流亡政權遂行白色恐怖的同時間,亦建構了壓抑與化解學生動能的制度(例如「救國團」)。隨著19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台灣大學代聯會才率先改制為相對自主、透過直選產生會長的學生會。但至今有許多大專院校的學生會,仍作為校方需要學生背書時的橡皮圖章。台灣的學生自治會,尚未發展出如同香港公立大學學生會的影響力,倒是擁有學生動能被限制的現實/歷史經驗。或許台生能參考過去香港公立大學的學生自治─大學自治的歷史實踐,尋得一條與青年大眾結合,並形塑本身政治實力的組織路徑,進一步扮演青年相關法案立法過程中的關鍵角色。只是能否做到這一步,取決於我們的視野與決心。又殘酷的是,當台灣人目睹香港政制被摧毀、又逢習帝即將登基,台生的視野被迫更深遠:學生自治不只是維權運動而已了,為了民主政治的存續,該如何催生出有別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另類東亞秩序、政制藍圖、與組織實踐?在這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下,我們僅能將自己的日常實踐,賦予更深遠的意義,並日日屢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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