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家丨尼日尔的危机属于西方

尼日尔的危机属于西方

托比·格林（Toby Green）

2010年和2011年，反政府叛乱撼动北非和中东：数百万人走上街头，将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等领导人轰下台。许多人指出，社交媒体是这些叛乱的催化剂。但阿拉伯之春运动背后，还有一些更为根本的事情：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粮食短缺和饥饿。

社会经济绝望驱动着革命。这一简单历史事实解释了当代席卷西非，发生在马里、几内亚、布基纳法索，以及目前的尼日尔的军事政变浪潮。7月底尼日尔发生政变后，许多西方评论家将这场地区危机描述为新生事物。但在新殖民主义框架缔造的地方性贫困中，这场危机已持续数十年，而在新冠大流行病应对措施实施以来，这一框架眼下已处在不可持续的高峰。

历史学家、冈比亚政府高级官员哈苏姆·西塞(Hassoum Ceesay)最近接受专访时表示，沉重的外债是西非各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些债务迫使债务人向债权人贱卖捕鱼权之类资源，而那些资源养活了人民。所以，如塞内加尔经济学家恩东戈·桑巴·西拉(Ndongo Samba Sylla)认为的那样，尼日尔民众并不认为这场政变是一种危机：“是军队而非民选政府，被视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领导人，可民选政府往往是西方的傀儡。”

假如这次政变是一种危机，那么对西方地缘政治来讲也是如此。正如许多报道指出的那样，尼日尔人民绝少从他们珍贵的铀储备中获得的财富和生活机会，而铀储备对法国的电力供应至关重要。事实上，尼日尔不得不从尼日利亚进口相当多电力。另一方面，这次政变威胁到新的西方能源计划（尤其是在意大利），以及一条穿越撒哈拉沙漠，将尼日利亚的天然气输送到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的建设。所以，绝大多数西方分析家将这次政变与核心地缘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 尼日尔对其前殖民列强法国的不满，以及与俄罗斯的新冷战。

与法国的关系无疑是关键。法国殖民占领的暴力是真切的，尽管与英国对阿散蒂人（Asante）和贝宁的战争，或葡萄牙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系统性暴力没有什么不同。变化发生在独立时代，因为法国的非殖民化只是名义上的。经济控制通过非洲法郎保留，政治控制通过从中非共和国和象牙海岸到塞内加尔的一系列军事基地保留。（阿散蒂人，是生活在今加纳共和国南部阿散蒂地区的原住民。——译注）

政变发生后在首都尼亚美（Niamey）的法国大使馆发生的抗议活动，清楚展示了尼日尔对法国的愤怒。尼日尔人为什么理当哀叹建立新秩序的机会？是的，哪怕俄罗斯这样的新贸易伙伴，它们从铀储备中获得的收益也相当之少，而且正如历史学家贝妮德塔·罗西(Benedetta Rossi)在她的著作《从奴隶制到援助》(From Slavery to Aid)中指出的那样，哪怕是在非政府组织主导(欧盟资助)的“开发项目”上，它们往往也不得不提供免费劳动力。从殖民主义的政治暴力到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暴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连续体: 正是外部“信贷”、债务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自主权丧失的模式，驱动着这种正义凛然的愤怒。（贝妮德塔·罗西，英国历史学者，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历史系。——译注）

所以，与2011年的对比至关重要。正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出现的饥饿助长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爆发，202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与当前的政变之间也存在明显关联。西非许多国家之所以支持这些干预措施，是因为大流行病政策引发了一场大规模 (尽管基本上未经讨论) 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一场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才能化解的危机。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场危机显而易见。2020年之前，人们谈论的经济话题是“非洲崛起”。三年后，如《经济学人》5月间报道的那样，加纳等此前被吹捧的明星国家正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调整”。例如，在尼日尔，政府债务从2020年的60.1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90.9亿美元。不到一个月前，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这场债务灾难正在摧毁发展。其结果是医疗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减少，在这样一个地区，这是灾难性的：哪怕在塞内加尔这样相对富裕的国家，教师的月薪也可能低于150美元。

此外，正规部门的经济状况就像一座冰山：只揭示了故事的一小部分。国际劳工组织估计，85%的西非人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这里的女性被不成比例地代表了。正如经济学家 Morten Jerven 指出的那样，非正规贸易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有率很低，这可以解释，何以上周乐施会(Oxfam)称这一衡量标准是反女权主义的。与此同时，防疫限制措施对这一部门的影响是极具破坏性，以至于在2020年3月过去近18个月后，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估计，全世界大约60%的非正规小贩依旧挣不到他们先前工钱的四分之三。

来自塞内加尔的证据显示，境况的改善依旧非常缓慢。但自2020年以来债务的这一大幅增加，是为对抗一种对非洲死亡率影响甚微的病毒。尽管长期存在的模型表明，贫穷国家的贫困与低预期寿命之间存在明显关联，而且此前在非洲实施封锁的举措受到严厉批评，但这些控制措施实际上却是西方“伙伴”强加给非洲的。

这场危机甚至导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唤“格伦伊格尔斯时刻”: 取消债务，就像2005年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八国集团首脑峰会之后那样。评论人士提到了随之而来的收益，因为2010年代非洲各地经济都出现了巨大增长。但经济分析人士表示，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西方债权人会有类似提议。（格伦伊格尔斯，地名，位于英国苏格兰。——译注）

与此同时，在两周前的俄罗斯非洲峰会上，弗拉基米尔·普京提议免除非洲的债务。新冷战确实反映在对尼日尔的态度上，但假如西方确实想化解这场危机，它就必须承认自己的破坏性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这场危机。

（作者是英国的非洲史研究者，任教于伦敦国王学院。本文原题“Niger’s crisis belongs to the West”，由英国《新政治家》杂志网站发布于2023年8月9日。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补充了主图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