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真相埋藏在垃圾堆裡

我當然也會讓他看些外間不易看到的港台書，但更多的是大陸尋常書籍，有的甚至是書品都不好的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舊書。這些書都以非常低廉的價格收來，從收藏上講，沒有什麼增值空間，從研究上講，也不具備史料上的排他性和秘辛性質。所以廖亦武在《中國底層訪談錄》一書裡有一個關於我的訪談，其前言譏誚我是“見帶字的都收”。

但問題在於，如果你有足夠的鑑別力，你讀這些看上去垃圾的東西一多，就會有一種貫通感。因為他們雖然互相矛盾、不少錯漏、回憶不確，甚至有一些刻意的諱飾之辭，但若是你對歷史有個整體的把握，對那些揭示真相的書也讀了不少，並且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有所瞭解，其實這些互相矛盾的小細節，反而有利於你進一步去發掘其間的問題。看了很多矛盾的說法後，人就容易被這些一時半會兒不能自解的矛盾所吸引，在挖掘其間關係、尋找線索的時候，有一種像福爾摩斯探秘破案的快感。這就像做物痕鑑定一樣，要穿過偽造的現場，要區別是作案者的東西還是他人混雜其間的物品，要發現哪些在常人看來微不足道的細節，使得案情真相大白，這當然得有點比較過硬的專業訓練。

最近整理書籍，發現以前收的一小冊114頁署名胡堅所著的《足跡》，紅色封面，除了書名和作者外，別無它飾。書中錯別字非常多，幾乎無頁無之，比如把鄧小平寫成了“鄧小乎”，這說明作者及其子女對這書雖可能認真對待，但能力有限。

書是作者內部自印贈送親朋好友的，其數量不多是可以想見的。這書他完成並自印於2006年八十歲時，也許有拿來慶生之意也未可知。我所藏的是胡堅2007年3月20日署名帶印題贈“志田同志指正”而流落地攤，被我買回來的。

作者出生於江油，於1949年之前於川北大學讀書時參加地下黨，1949年後除短時間在江油、廣漢、成都工作外，其在西昌經委、計委、交通局工作三十年至退休。這本回憶錄不用說，更多的是歌頌政府，為自己遭受的委屈與所做之事申辯、表功的。但在“建了一個電燈不亮的電廠”、“大辦鋼鐵用木炭燒石頭”、“買空糧倉，指山買柴，指河買魚”、“管死西昌蔬菜市場”、“在西鋼公社徵收農民的過頭糧”、“謊稱麻栗公社糧食畝產三千斤”等小節裡，還是有一些認錯的實話。

他在前言中說：“所記錄的點點滴滴事情是真實的，沒有誇大瞎騙，最多只是數字上或者時間上略有出入，這個我就無法核對”。以我對全書的總體觀感來看，除到處充斥意識形態上的政治正確外，有不少事實是接近於這個自評的。書中所載一些人為何被批鬥、被殺或者自殺，這些都應該列入1949年後非正常死難者名錄裡，可惜沒有人做這種瑣細的工作。事實上民間回憶錄裡，不乏這樣的史料，但這些回憶錄印量不多，應該有公益民間組織專門搜集這樣的史料，做出最基礎的整理，以便研究者能夠加以利用。“文化大革命中跑三次‘武鬥’逃命”一節，對於文革武鬥時逃難的記載（我曾在何蜀《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一書裡讀到過陳懋智的《重慶武鬥日記》，其間多是圍困而非逃難），也是我此前讀文革回憶錄中未曾看到過的。

但有兩個小記載，更給我了探尋歷史及其間來龍去脈的興趣：一是胡堅因在1949年前參加“應變會”而在文革時受到調查整肅的事，二是他提到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沒有任何緩衝換補的情況下，突然宣佈廢除四川糧票的事。此前我讀其他人的回憶錄時，或許因沒有相關的知識儲備，沒有注意“應變會”的史料。我在前幾年得知共產黨在1949年後有一條使用地下黨的十六字方針後——“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始注意地下黨在1949年後被整的相關史料。這說明要融會貫通，得有多方面的知識儲備，你才會對一些我們視為“垃圾”的尋常史料有研究的興趣，否則你就是看見了，也不會有什麼心得。

胡堅介紹入地下黨的人中，1949年後有陳世模被槍斃，有趙永靖和方良賢在文革被折磨致死，文革時自然有人說他發展的地下黨都成了“有嚴重問題”的人。他本人對自己作為地下黨在文革時被調查整肅，深致不滿，並說1949年前國民黨說他是赤化分子要抓他，後來共產黨內有人說他是國民黨特務，以致胡堅說“這倒使我兩頭不是人”。包括胡堅在內的他的朋友們於文革被整時，其中有一條就是在1949年前“天快亮時”參加了“應變會”。

“應變會”是個什麼組織呢？我在網絡上查，毫無所得。用“地下黨與應變會”一搜，出來零星的兩、三條材料，夾雜在其間，沒有對“應變會”的解釋。綜合各條材料，“應變會”就是指工廠、學校、銀行等各機關團體，對共產黨即將接管天下，民心未安，即召開“應變會”以策將來。而地下黨參與應變會，是想讓那些害怕共產黨來後可能被清算的各色人等安心。

簡單地說，地下黨參加應變會，就是安撫人心以及使財物不受損失，好讓共產黨得天下後便於接管所攻佔下的城市。《“潛伏”：黎明前鎮江城裡的地下黨》一文裡說在共產黨打到南京來之前，“江蘇醫學院地下黨支部率先團結部分同學成立‘留校同學應變委員會’，反對當局企圖遷走學校。”作家程乃姍在《中行地下黨給予我祖父的幫助》一文裡說：“1949年2月18日，中行地下黨一手籌組的公開組織‘中國銀行員工應變互助會’成立，……令職工安心堅守崗位，保護行產，並組織職工值班，防國民黨殘兵滋生事端。”（）所舉二例都證明我如上的總結，是比較接近事實的。

對於文革中工宣隊、軍宣隊要胡堅交代“應變會”是什麼黑組織時，他寫道：“我參加‘應變會’是因學校與學生自治會在解放軍渡過長江天塹佔領南京後，對國統區震動很大，社會上有錢有勢的人就惶惶不安，打算著怎樣‘應變’，各單位都開‘應變會’，此風也影響到我們學校，部分老師、學生，教書的，讀書的都不安心，有的想離開學校。這樣學校和學生自治會就聯合召開了‘應變會’。我們見到學校開會通知後，支部商量一下覺得應該去出席會議，好在會上揭露敵人謠言，主張大家安心教書和學習，若形勢有什麼變化，號召大家團結互助，保護好學校。”（《足跡》P92—93）“對國統區震動很大”是什麼意思呢？那就是害怕與恐懼。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大多是自飾之詞。人民往往沒有選擇，更多是害怕與恐怕，被裹挾進洪流中，毫無選擇餘地與能力，只有接受既成之事實而已。如是有人來做個“應變會”的詳細研究，那麼“歷史的選擇”多少會變成沒有說服力的自誇之辭。

關於“三年大饑荒”（其實對於四川來說應該是從1958年至1962年前半年都還在鬧饑荒餓死人）四川糧票不經民眾有個從容兌換之時差和機會，突然被四川省委省政府作廢之事，我以前有所聽聞，但沒有在出版物裡看到過。全景式描寫大饑荒如楊繼繩的《墓碑》、馮客的《毛的大饑荒》等書，固然沒有提到過這一點，就是東夫單寫四川溫江地區《麥苗青，菜花黃》也沒細緻著筆過。我在網絡上一搜，只有少數幾篇文章提到四川糧票突然作廢的事。但就是這少數幾篇裡也是歧說多出，有說是1960年8月23日突然作廢（原因是發現有人制假糧票），此說我至今沒查到原始出處（詳情）。2013年5期《龍門陣》雜誌刊載了一篇陳芳德的《旅途遭遇糧票作廢》，但他把作廢時間錯成了1961年，且沒有日期。李國元《難忘的饑餓年代——一位“右派”的經歷》裡四川糧票作廢時間是1960年8月31日晚9時。最為準確的是丁抒《1960年前後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這篇文章共分十九個部分，他用幾十本四川各地縣誌史料合起來對死因、死亡人數、死亡區域等方面進行了詳盡的探討，是寫四川大饑荒最好的單篇文章。在該文第十一部分“全國最低的口糧票準”裡，說到四川糧票突然作廢的事。其資料雖然準確，引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當代中國的四川》（上），不過這不是關於四川糧票作廢的原始出處。

關於三年大饑荒四川調糧的事，現在已經有些零散的研究，但不少的文章不能自圓其說，因為史料來源單一。對於這一點，我將在以後反駁那些為李井泉調糧出川政策辯護的文章中，用豐富的史料專門來談，這裡只談四川糧票作廢的事。

四川糧票作廢的事，其原始出處來自四川糧食廳：“（1960年）9月1日，省糧食廳在《四川日報》發佈《發行新糧票、廢除舊糧票》的通告，宣佈從發佈通告之日起，全省啟用新的四川省糧票和料票，舊的省糧票、料票和專用糧票同時作廢。據統計，這次共作廢省糧票4800萬公斤，否定了原定‘節約歸己’的政策。”（《四川省志．糧食志》編輯室編《四川糧食工作大事記》P95，四川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除丁抒用專業書籍將四川糧票突然作廢時間所說無誤外，李國遠的《難忘的饑餓年代——一位“右派”的經歷》記述1960年8月31日晚9時作廢，非常戲劇化也展示了當時的制度下，指令傳達所出現的時間差，被那些與此相關的部門如糧站等，利用所掌握的信息，拿來作為尋租和管卡壓民眾的機會。

如果前面1960年8月23日四川糧票作廢的時間，不是誤記，而是高層核心人物及主管部門做出廢除糧票的決定之日的話，那麼這個時間節點應是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最終做出廢除糧票決定的時間，只不過要放在下月第一天來公開公佈而已。這樣一來，從常理上看，越接近核心且與此事相關的領導，他們自己及親戚就可以把廢除糧票的損失減少到最低。當然這要看更多的檔案才能做出判定，因為《四川糧食工作大事記》裡並沒有這樣的記錄。

這本專業性比較強的糧食工作大事記，雖然相比更詳盡的糧食志來說，是簡單了點。但他們遵循極強的意識形態策略，1949年前出現糧荒時，凡能查到的餓死人之記錄，他們都儘量記載下來。文革時發生的搶糧、盜糧、貪污的事，也略有記載，唯獨三年大饑荒時沒有一字提到餓死人的事，掩蓋事實到了令人驚訝的地步。所以你看他們在評價突然廢除糧票一事時只是哀而不怨、溫柔敦厚地用了一句“否定了原定‘節約歸己’的政策”，遠不如胡堅在《足跡》裡批評來得直接而清晰。四川省委省政府突然廢除糧票，使得四川的大饑荒雪上加霜，這也是四川餓死1250萬人的一個重要因素。至於說餓死1250萬人一說，其資料來源見原重慶市委書記、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回憶錄《歷史長河裡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載《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李井泉作為彼時新晉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局書記、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其對餓死四川千多萬人，負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責任。單是從在大饑荒中突然廢除糧票這一點來看，他就是個創造性地利用制度之惡，把人性之惡發揮到無出其右的封疆大吏，因為我至今沒有看到其它省份有這種殺人不見血的異常之舉。

對於突然廢除糧票一事，胡堅在《足跡》裡記述道：“一九六一年，大概是五月份省裡突然通知全省在一天之內四川省糧票作廢，也不換補，是很霸道的作法。在執行前是實行了高度保密，臨第二天宣佈作廢時，我才在下班時間召集駐西昌城區單位、招待所、糧食部門、餐館宣佈省糧票作廢，只能使用全國糧票。若是駐招待所的出差人員允許供應少量飯吃。省裡這一作法，是整了群眾，四川省政府又從中多賺了群眾的口糧。”（P66）胡堅所記時間無論年月都是錯的——不過他說“臨第二天宣佈作廢”的話，反而可能證實李國元所提供的8月31日有些人於傍晚下班時或者吃飯後才突然知道糧票要作廢，糧店已關門，購米亦無機會，而明天川報就要公開公佈糧票作廢了——但這說明突然宣佈四川糧票作廢，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強硬和保密的行為，根本不給民眾一個緩衝用舊票兌換新票的機會。旅途出差的人員，因為情況較特殊，所以還稍有通融，陳芳德的《旅途遭遇糧票作廢》一文也證明了這一點。

不少官方出的和私人寫的書，視其為垃圾是不過分的。有的書整體上講無足觀，但其間所蘊藏的史料，卻為我們提供歷史真相指引了路徑，為配合其它相關史料，提供了更好的研究方向，我認為這本《足跡》就是如此。利用垃圾，變廢為寶，這不只是我們現代生活中利用技術可以完成的事。就是探索人類過往的歷史，也可以通過那些不甚著名的人事之點滴，乃至人類遺棄的垃圾，來進行仔細的研究。考古學所利用的灰坑，其中就有人類的儲物坑乃至垃圾坑。研究者可以利用考古發掘的垃圾，來做那個時代人類生活的樣態，包括食物在內的日常消費、廢棄物品等方面的研究，從而看出彼時的生活質量之高低及相應的時代狀況。

同理，對於1949年後所出的公私書籍，哪怕是一些定調的出版品，也值得認真加以研究。因為他為什麼要掩蓋，其掩蓋之方法如何，掩蓋的效果怎樣，對掩蓋者自己和被屏蔽信息的人，各自造成了什麼後果與得失，都值得我們仔細推敲。這方面我很佩服高華先生在眾多垃圾書籍中發現史料，變廢為寶的功夫。他所著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基本沒有什麼秘辛史料，大多是非常大眾化的，歧義百出、矛盾多有、真假混雜的史料。但在這些尋常的史料中，他卻能夠披沙揀金，撥雲見日，構築自己史料豐富、邏輯自洽、見解特異的歷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