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人对1月20日之前的几个疑惑
白岩松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就是最好的疫苗#。在最后的胜利没有到来时,真实的数字和真实的情况是最有力的推动力。”但遗憾的是,除了湖北两会期间武汉连续多天没有通报新增病例这一蹊跷之外,还有许多疑问仍待澄清。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曾光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对这个疾病的认识都是……我们不断调整我们认识,我们也不断否定自己,我觉得这是个真实的过程。”对此,完全赞同。因此,我不用想事后的发展和认知去诘问当初的决策,所以下面这些疑问,都是根据公开资料还原当时情况后产生的。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总是被告知“没有必要恐慌”,可是就像中央指导组副组长陈一新说的,“疫情数据不准确,误导决策贻误战机,危害极大。疫情不明不准,要害死人”。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开诚布公地解答公众的疑问,哪怕承认一些我们疾病认知和判断的失误,也一定会有助于减少公众恐慌情绪,争取公众和理解和支持。
毕竟,没有比中国老百姓更懂得“顾全大局”的人民群众了。
疑惑1:疫情最早上报时间是12月27日吗?
根据《长江日报》的报道,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是最早发现并上报疫情的医生。2019年12月26日上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接诊了四位病人。其中一对老两口因发烧、咳嗽看病,当时两人是自己走到医院来看病的,拍出来的胸部CT片,却呈现出与其他病毒性肺炎完全不同的改变。张继先让老两口叫来他们的儿子做检查,儿子没有任何症状,但CT一照,肺上也有那种表现了。这一天,还来了一位华南海鲜市场的商户,一样的发烧、咳嗽,一样的肺部表现。张继先给这些病人做了甲流、乙流、合胞病毒、腺病毒、鼻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等与流感相关的检查,病人全部呈阴性,从而排除了流感。12月27日,她把这四个人的情况向业务院长夏文广、医院院感办和医务部作了汇报,医院立即上报给江汉区疾控中心。
12月28日、29日两天,门诊又陆陆续续收治了3位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这一下就有7个一样的病人了。
29日,医院召开多部门会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种情况确实不正常,要引起高度重视。夏文广副院长立即决定: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报告。
12月29日是星期天,省、市卫健委疾控处接到报告后快速反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前往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可是,中新网上海的报道称:“据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介绍,2019年12月26日,该中心科研项目常规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
既然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12月27日才上报江汉区疾控,29日才上报直接向省、市卫健委疾控处,那么12月26日收集到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又是从何而来的?
疑惑2:通报中的表述变化有何不同涵义?
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首次公开发布通报称,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目前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专家从病情、治疗转归、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初步检测等方面情况分析认为,上述病例系病毒性肺炎。调查“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3日的第二份公告首次提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概念,但仍指出“截至目前,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5日的第三份通报称,“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15日凌晨,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一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知识问答》。这个文件对新冠肺炎传染性的表述变化为:“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1月16日才在第份通报中明确表示,“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从前两次的“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到第三次的“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明显”和“明确”仅有一字之差,有何不同涵义?表述上的这一变化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如果没有不同,又为何做此改变,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实在难以理解。从第三份通报的“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到第四份通报的“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又是依据什么做出的?卫健部门能否告诉我们这个认知过程具体是如何变化的?这样也能消解公众的很多猜疑。
疑惑3:医务人员感染是何时发现的?
1月21日,在广东省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钟南山透露,“在武汉就出现了一个病人影响了14个医护人员的案例,这个并没有出现在传染病医院,而是出现在不是收传染病人的地方——神经(外)科。所以我们要关注所有的医护人员(的防疫问题)。”
同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说:“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出现的交叉感染是出现在脑神经外科的一个病人,而不是在传染科。因为脑神经外科忽视了这位病人入院之前有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所以做完手术以后,病人出现发烧,这个时候,一个医生、13个护士被感染了。”周市长并未透露医护感染的发现时间。
但诸多媒体都报道了早期的医务人员感染:
据《新京报》报道,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1月7日就确诊了“新型肺炎”,1月17日从同济医院转到金银潭医院。另据《财新》报道,知情人称,陆俊医生被感染前,并无华南海鲜市场及野生动物等相关接触史,在发热门诊接诊时被感染的可能性颇大。
新京报:某医务救助基金资助的名单中,提到医生陆先生1月7日确诊,这个人是你吗?
陆俊:是我,这个基金是同济医院的同事帮我申请的。那时候,新冠病毒还叫新型肺炎。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第一个确诊的医生,不过我应该是医生中第一例重症确诊病例。
……
新京报:能具体说下你的诊治过程吗?
陆俊:我在本院(同济医院)治疗的时候,主要是依靠一些抗病毒药物,还有激素、丙球、抗生素,以及呼吸支持治疗等。1月17日,我从同济医院转到金银潭医院,1月29日又转回同济医院。在金银潭医院治疗期间,有国家卫健委的专家组,还有同济医院的专家,救治主要是输液、雾化抗病毒药物和呼吸支持治疗。
据《财新》的报道,1月11日,新华医院(即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出现)已经出现第二例医务人员感染。
据“八点健闻”报道,1月上旬,优抚医院发现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感染。住院的精神病患者并无直接的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
另据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论文中的图表显示,武汉在1日至11日,有七名临床医务人员感染。
一直到1月11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一直明确表示“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这与媒体披露的情况明显不符。在此后连续几天(1月12-16日)的通报,去掉了“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的类似表述,并称“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尽管从18日开始的通报中重新出现新增病例,却仍未披露是否有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卫健部门到底是哪一天发现医务人员感染的?
疑惑4:人传人的判断是到底是何时得出的?
美国时间1月29日,中国疾控中心领衔的研究团队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早期传播动力学》(“Early Transmission Dynamics in Wuhan, China, of Novel Coronavirus–Infected Pneumonia”)的论文,其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研究表明,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
《第一财经日报》在1月21日的报道《疫情信息还有多少个未解之谜?》中分析道,同时他们研究了三个时期的病例特征:第一个时间段是1月1日(关闭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日期)前发病的患者;第二阶段是1月1日至1月11日(向武汉提供RT-PCR试剂的日期)期间发病的患者;第三个时间段是1月12日或之后发病的患者。发病较早的患者年龄略轻,男性比例较高,报告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暴露史的比例明显较高。医务人员在病例中所占的比例在三个时间段逐步增加。
该报道认为,由此可见,人传人的迹象早就存在,医务人员也正因此逐渐出现了感染,而并不是官方通报所说的“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但直到1月16日,武汉卫健委的通报仍表示“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 但1月20日,公众突然通过钟南山之口了解到“肯定有人传人现象”。卫健部门到底是什么时间做出了“人传人”的判断?目前仍未明确说明。
这些疑问来自一个普通人,但这个普通人希望像“北青深一度”的新年献词所说,“让每次关注都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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