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備份：【理大兩年】《12點前我要返屋企》記下歇斯底里後的孤寂　導演：我們都被政權圍困

撰文: 記者張凱傑 | 發佈日期: 20.11.21

「有人躲在假天花上，聽到軍靴聲經過，我不知道是真實還是幻覺，但他們長期處於這種驚恐狀態。也有人抱著去死的心態，只要警方攻入校園，他們已經準備好殊途同歸，這樣極端的狀態足足維持著24小時。我一邊聽一邊手震，我無懷疑過他們講述的經歷，只覺得太驚訝，驚訝到不忍心拍出來。」

當日是攝影記者的楊建邦，以前年理大圍城為背景，執導《12點前我要返屋企》實驗短片，在今年鮮浪潮影展上映。楊建邦認為，紀錄片看到衝突最激昂的一面，但其實去到圍城第三、四日時，入面的人已經發洩完傷心和憤怒，歇斯底里過後，剩下的是甚麼？「我想表達這種狀態、這種孤寂、被圍困下無人幫的畫面。未必指向理大，而是今日社會，大家普遍都有一種被政權圍困的狀態。」

走，不走？

劇本最初的想法，是由理大校園的「抗爭飯堂」開始。「因為當時在飯堂，大家進食時會傾偈，談起食物好不好味、他們本身是甚麼人、在入面做了甚麼，可能當時我是攝影記者，很想發掘一些故事……」楊建邦回想起來。

故事原本有一幕，講述一班人在理大飯堂討論走還是不走，希望呼應當下香港，很多人討論離不離開、移不移民的社會氣氛，最終「有人選擇走，有人覺得做咗咁多嘢，點解要走？離開的，都是背叛我們。」但這一幕拍不成，不是找不到方法在理大拍攝，而是這些場景和對白都急不來，無得催趕、無得快拍，需要時間醞釀。後來，他想起圍城後期，杯盤狼藉的畫面，其實跟廢墟很相似，於是改到廢墟拍攝，再模擬幕幕被圍困的場景。

《12點前我要返屋企》片長半小時，有兩個故事，其中被困房內的男生，對著電話說話，之後又聽回自己的聲音，顯得不知所措，精神狀態不太穩定，後來一名女生意外闖入房間，談及被困之後掛念和想做的事。另一個故事，講述兩名女生為著走和不走的問題上爭拗，二人最終決定爬水渠出去。他形容作品有實驗性質，不是一個講求起承轉合、劇力萬鈞的故事，純粹想呈現一個狀態，「那種狀態不單止指向理大，而是整個社會環境，大家普遍都有一種被政權圍困的狀態。」

虛構的情節　真實的經歷

劇情是虛構的，但角色的身分和場景的設置，卻有真實的根據。他在理大內，見過一對父子一同被困校園，兒子在茶餐廳做過，於是在理大飯堂沖茶給大家喝，跟當時高壓和緊張的大環境，相映成趣。他又聽過，有人躲在假天花內，在狹小的空間，驚慌地藏起自己的手手腳腳，更聽到有軍靴聲經過，走入他們身處的房間，「他們很惶恐，長期處於這種狀態，已經不知道那個靴聲是真實還是幻覺。」

他沒有懷疑被困者所講述的經歷，只覺一切來得太震驚，尤其是生生死死的故事、抱著同歸於盡的心態，令他一邊聽一邊手震，覺得不應該寫出來、不忍心拍出來，不想大家看完電影後，會淚流滿臉。他覺得，新聞和紀錄片已經說了最激動、最激昂的情節，但圍城去到第三、四日時，入面的人其實已經發洩完傷心和憤怒，他想表達歇斯底里過後，人與人如何相處和自處，剩下的一種狀態。

例如有一場戲，講述突然停電，女生坐下來，拿出手機錄音，說平時在家中要開燈才能入睡，但這裏無電卻無所謂，平時要有聲才能睡得著，這裏無聲又好像無所謂……她說了很多日常生活瑣事，試過因為趕功課，最多三四日無洗臉，但現在已經很多日無沖涼、無洗臉，最後又說了一句「好想返屋企」，之後拿出粉盒補妝。這幕想說的，是被圍困下無人幫助的孤寂。

片中又有一幕，兩姊妹凖備離開校園，大家姐在儲物櫃找到兩件黑色風褸，細妹說不喜歡著黑色。「在極端情況下，如何保持意志又好、喜好又好、很細微的事，可能對於整場運動完全沒有作用，但我就是想寫……某程度上保持少少個人意志、喜好，尤其在當前的社會，可能都是重要的。」楊建邦說道。

因為他記得當日在理大內，見過有人換上很漂亮的衣服「走佬」，跟慌亂的場景來得格格不入。

我們對抗爭者的想像是Black bloc，但那時很有趣，你會見到有個女仔著得好靚，好似文青女神咁，你會見到他們的喜好是甚麼。又有啲男仔著得好Hea，可能他們本身性格係咁，突然間好似見返有個人喺度，那種落差係好大。又或者，他們本身就是一個咁樣嘅人。

導演和演員的自我療癒

2020年8月開始寫劇本，同年11月開拍，直至今年1月拍完，真正開機拍攝只有五日，但已花費26萬至27萬元。如果故事內容是孤寂和抽象，拍攝過程卻來得劇力萬鈞。試過有一次，他們走入一個廢墟拍攝時，有人報警，嚇得他們馬上離開，之後有警車駛至，更入內搜查，那個場地當時正模仿理大內的場景，遍地膠塾和食物，或者警方以為只是露宿者，並沒有徹底搜查每個地方，最終也沒有採取甚麼行動，及後他們要再一次走入廢墟，運走其他模擬當時場景的道具，那時那刻出現那些物品，很易惹人誤會、借題發揮，只不過拍戲，都來得驚險。

揀選角色方面，他們最初在社交平台公開招募演員，但無提及劇情內容，面試時才解釋，不少人聽到後卻步，部分演員有公司合約，不敢接拍，十個當中有三四個退出。然而，在面試過程中，很多人分享了對事件的看法、當時做了甚麼，很多人都說當時不在理大入面，但有朋友被圍困在內，也有人當時在內地工作，被當地部門捉走幾日扣查問話。

有一場試戲，要演繹送走同伴後，一個人回到房間，看著電視直播校園出面的情況，結果很多人喊，好像是一種釋放，整個面試就像一場心理治療。「很普通的問題，都會無啦啦喊，或者未必是理大一件事，而是整場運動帶來的傷害，他們覺得自己所做的，只不過都是正確的事，亦有人會覺得為何我們團結不了？」

對於導演本身，其實在理大圍城解封後，他都不想翻看有關的片段，「因為件事太震驚，尤其是校長入來之後，大家都癲了，有人覺得為何讓校長入來，又有人覺得為何校長現在先來，出現很多分離，有人離開，有人不離開，有人攬著說不要走，有很多情緒，不太想看，不懂得處理。」

「最大的創傷是，點解一個人要經歷呢啲嘢，點解要經歷這些悲慘和痛苦？」他說，有時在不同場合碰見其他導演，對方都會提醒不要一個人去剪片，最好有人陪伴，因為很多人都說，一路剪會一路喊，一個人剪會頂唔順。有時碰見其他記者行家時，對方都不是問理大入面發生何事，而是問「你點啊」，他覺得理大一役對所有人留下影響，每個角色的參與度都很高，不單止是抗爭者，記者、紀錄片工作者等，大家都好似參與了一場大事，而其他場景卻體驗不到。

「將自己不敢面對的經歷，用劇情故事寫出來，其實都是一種自我療癒。」今年6月《12點前我要返屋企》在戲院公映過幾場，他引述有觀眾分享，由第一個鏡頭開始，整個人已經抖震，又有人說已經很久無聽到兩年前的事，當社會無人說的時候，突然看到相關的畫面，覺得很感動，而這些觀眾大部分都很年輕。楊建邦說：

不知是因為作品，還是時間長了，社會無甚麼人講，創傷也好，感覺也好，也開始淡了，但我覺得可能都是一件好事，始終個傷害很大，係咁記著會很辛苦，有時淡了可能未必是一件壞事。

「電影是自由的表達工具」

不過，今年鮮浪潮還有一個小風波，同系列的電影《執屋》被電檢處要求改名及刪減14處內容，最終因為未有改動，而無法通過電檢。那時候，楊建邦和其他導演發起聯署，表明人生而擁有表達的權利，絕不會因審批條件收緊而噤聲，電影是自由的表達工具，定必繼續以此媒介表達心中所思所想，敦促電檢處勿抹殺影片的放映機會。及後，ViuTV播放今年鮮浪潮作品時，亦抽起了《執屋》和《12點前我要返屋企》。

我們這個年代，拍戲得呢班人，如果你不支持佢哋，最後可能只剩低自己做，咁就沒有意思了。

兩年過後，他以為會有很多跟2019年社會運動相關的作品出現，怎料卻沒有想像中的多，「隱晦都可以的，但如果連隱晦都沒有，我會問『點解呢？』。」然而，他說現在出現很多私人放映，從中發現很多新作品、很蓬勃，「當然這個現象一定不是好事，但是無計，或者是一個時間，讓大家思考要做甚麼電影、電影應如何運作、是否一定要走入戲院、觀眾是甚麼身分？透過小型聚會，反而大家可以討論，會有更多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