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指揮家 Bernard Haitink 於10月21日病逝，終年92歲。 Haitink 行走江湖，曾任歐美多個樂團的音樂總監或首席指揮，包括倫敦交響樂團，荷蘭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芝加哥交響樂團，還有德累斯頓薩克森國家管弦樂團等等。

Haitink 是實而不華的指揮，也是「樂手的」指揮，1982 年，荷蘭政府計劃大幅減少對藝術團體的資助，「大花筒」荷蘭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首當其衝，Haitink 隨即以辭職脅逼政府收回成命，成功保住了二十多位樂團成員的職位。音樂會間，Haitink 除了偶而會在樂手面前展示滿足的微笑外，表情幾乎始終如一，厚重的眼袋盛載著凌厲的眼光，配以精煉的動作。大師於2019 年方退休，時已年近90，晚年的音樂會，指揮始終穩重而流暢；面部肌肉雖已漸鬆弛，卻抖擻依然終不倦。作為樂團樂手，Haitink 無疑是人性的指揮 – 不盲目追求速度，體諒樂手面對的難處，幾乎從不鬧情緒和發脾氣。在排練時喜歡分享作曲家的創作意圖 – 但不「詮釋」；Haitink 和 Sergiu Celibidache 一樣，對「詮釋」有很大保留，畢竟所有音符和備註都已寫在樂譜上，再加上出版者和音樂學者的考證和編輯，集成昂貴的樂譜，樂者照做並做足即可。Haitink 在排練時話不多 ，謂：「一講話你就輸了 (When you start to talk to orchestras then you are losing it)」 。這和不少同時代的歐洲指揮家，例如 Otto Klemperer，George Szell 還有 Günter Wand 分別明顯。Günter Wand 和 Otto Klemperer 排練時會如大學講師般侃侃而談，而 George Szell 直頭是神經質的馴獸師；然而比起 Arturo Toscanini - 即使 George Szell 也有如慈父，Haitink 堪稱大賢者。 

你可以不喜歡 Haitink 那種近乎素雅的指揮風格，但很難不承認，指揮家的樂手緣不遜其觀眾緣。Haitink 於 2006-2010 年間成為芝加哥交響樂團的首席指揮，樂團以「肥美」的銅管樂聲部聞名，而小提琴出身的 Haitink 對聲部分配胸有成竹，三兩下手勢就馴服銅管樂部。Haitink 的任期夾在兩位音樂總監 Daniel Barenboim 和 Riccardo Muti 之間，Barenboim 宣布因樂團日漸增加的行政工作壓力，選擇約滿離職；當時受美國次按危機重挫的芝加哥一片愁雲慘霧，不少人的養老金凍過水。Haitink 當時剛完成波士頓交響樂團的首席客席指揮合約，並從德累斯頓管弦樂團劈炮 (與樂團行政總監 Gerd Uecker 不和) ，芝加哥交響樂團乘虛而入，希望 Haitink能指掌音樂總監一職，但遭Haitink 婉拒：「每個指揮，包括我在內，都有到期日 (sell-by date)」，Haitink 當時已年近80，樂團因此為其度身訂做「首席指揮」一職。任內，Haitink 成功以謙厚人格贏得樂團樂手的信任，於短時間內重振樂團士氣，並為芝加哥市帶來極其需要的美樂。

大師於晚年步下舞台，除教學以外，Haitink 回歸小提琴，鐘情貝多芬的弦樂四重奏，特別是最後的六組。雖然退下火線，Haitink 仍關注古典樂壇和管弦樂團的未來發展，並心繫任職25年的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樂團的繼任人 Mariss Jansons 是視死如歸的工作狂，1996年，Jansons 在奧斯陸指揮歌劇《波希米亞人》時心臟病發，但仍拼命完成音樂會，後來的音樂會，都是在心臟起搏器輔助下完成的，直教保險公司汗流浹背。Jansons 的父親 Arvīds Jansons 同樣在指揮音樂會期間心臟病發英勇殉職。指揮是高危職業，單計近20 年在舞台上陣亡的指揮家就有：2001 年的 Giuseppe Sinopoli，2011 年的 Jean-Marc Cochereau，2015年的 Israel Yinon，和 2020 年的 Patrick Davin。Mariss Jansons 的健康問題大大影響了和樂團的合作，Jansons 終於2015 年退下火線，4年後病逝。2016年， Daniele Gatti 在樂團公投授意後接棒，但兩年後卻因為性醜聞而被炒，幾乎同時下台的還有樂團的行政總監 Jan Raes，對此，Haitink 直言不諱，批評樂團的處理手法，認為辭退 Gatti 的決定操之過急，再加上 Raes 的「急流勇退」，樂團的演出水準大受影響。反觀今年3月病逝的美國大都會歌劇院前榮譽音樂總監 James Levine，自 1976年執掌30年，於2016年被指多年來控利用職權便利，性侵多位年輕男樂手，事件轟動樂壇。大都會先將Levine 停職，兩年後以三百五十萬美金的支票將之辭退 - Levine 能「金」蟬脫殼的原因： Levine 和大都會的合約中並無「道德條款」協定 (求 Gatti 的心理陰影面積)。 而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從此未再有首席指揮。

皇家音樂廳管弦樂團的情況，或多或少反映了當今國際樂團的困境：年輕的指揮家很多，但能吸客的大師級稀有。結果就是大樂團都搶著要「大師」保收入；遙想大帝 Herbert von Karajan 當年身兼柏林、維也納、倫敦三大愛樂管弦樂團，另加維也納國立歌劇院「四大總監」– 還要是終身合約的屈機情況或許不再，但同時總監兩三個樂團還是可以的，梵志登 (Jaap van Zweden) 不就是成功的例子？Haitink 對「音樂總監」或「首席指揮」 的存廢上下求索；指揮當中的「大名」，不是忙於在世界各地的樂團中指揮，就是在去世界各地的樂團路上，對喜歡儲飛行里數的香港人而言，大指揮家的里數是教人望塵的人生成就目標，但對古典樂壇而言，特別是交響管弦樂團的發展卻不見得是好事；「現今各地的指揮和樂團，都以同樣的速度處理同一首交響曲，這在五十年前是不可思議的」，Haitink 如是批判道，這也印證了 Celibidache 當年最擔心的情況 –「錄音機效應」；現在的情況恐怕是「壞過凱婷」，串流音樂橫行的年代，音樂不過是反掌之間的三四點，對於肯買票入場聽音樂會，並肯熄電話而不是校震機的觀眾，一眾樂團/ 音樂節的營銷人員直情要膜拜敬之。情況既已如此，Haitink 反問道：「那我們還要音樂總監來幹麼？」結果「首席客席指揮 (Principal Guest Conductor)」大行其道，樂團是主，指揮是客。對財政愈來愈「自主」的樂團和藝團而言，暫緩「總監」，「首席指揮」一類高職大大減輕了其財政壓力，這也令樂團更能 be water 。樂觀地看，樂團可以在不同的客席指揮中獲得不同的音響色彩，悲觀的說法是，樂團樂手在迎送生涯中，愈來愈難達到具有樂團特色的獨特聲音，取而代之的是自動導行般的慣性動作。

Mahler 和 Bruckner 的交響曲，是 Haitink 的招牌，年輕指揮Joshua Weilerstein 憶述 Haitink 於2011 年客席指揮紐約愛樂的 Bruckner 第七號交響曲， 首次排練，Haitink 步入音樂廳後只說了「早晨」，之後自然地展開音樂，僅僅四分鐘，紐約愛樂展現出完全不同的光澤。而 90 多分鐘的排練期間，Haitink 不過寥寥數語，Weilerstein 當時是樂團的助理指揮，他在小休期間，上前問大師 ：「你是如何做到的？」Haitink 笑語：「哦，不過是自動導行而已」。大師雖以 Mahler 和 Bruckner 的作品聞名，但也說：「我總不能永遠演奏同樣的曲目」 ，事實上，他的 Brahms，Tchaikovsky，Schumann ，Beethoven ，甚至 Shostakovich 交響曲都絕不失禮人；Haitink 對提攜後輩不遺餘力，多年來於Lucerne 音樂節大師班親授指揮技巧：「指揮即整理空氣 (Dirigieren ist Luft sortieren)」Haitink 憶述其指揮恩師 Ferdinand Leitner 如是說，但大師也承認，世界不同了，「我年輕時，入行的指揮家根本不多，現在是求不應供」。對當今年輕指揮家的「詮釋」，Haitink 也顯得格外包容，「我有我的風格，而他們也可以有自己的風格。」

大師乘鶴去，與其說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在 Haitink 眼中，古典樂壇的明天早於昨天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