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兰主义的绝唱：自诩中亚救星的匈牙利极右翼

只有足够幸运的人才能瞥见他。他猛扑过去随后消失不见，在日出时分的萨满教婚礼上为新婚夫妇送出祝福，然后在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的忠实盟友耳边低语。片刻之后，他骑着马再次出现，身着中世纪装束——手持匈牙利国旗，黑色长发扎成低马尾辫——一路小跑过去，迎接来自土耳其、阿塞拜疆和中亚的知名宾客。

安德拉斯·比罗是匈牙利27个突厥语部落两年一度的库里尔台集会的司仪。（编者注：库里尔台，蒙古语为Khuraldai，突厥语为Kurultai，匈牙利语为Kurultaj，意思是“集会”。）在会上，右翼政府正在推动一项将自己重新定义为东方世界一部分的政策。作为匈牙利民族主义的领头理论家，比罗裹着一件厚厚的绣花丝绸长袍。这种意识形态断言这个国家的真正根源不在基督教欧洲，而是土耳其和中亚讲突厥语的人，他们是匈奴人的后裔。

曾经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被禁止并被归类为极右翼边缘的这种另类史观——图兰主义（Turanism）——正经由匈牙利政府最高层之手复兴。图兰主义的一些核心主张已经进入匈牙利的国家学校课程，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匈牙利起源故事。对欧尔班来说，图兰主义为脱离欧盟、促进与中亚和土耳其的威权政权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提供了便利的意识形态基础。11月，他说“匈牙利人是欧洲仅剩的东方人”。

库里尔台集会是这场反建制运动的圣地。该节日由政府资助，专为家庭周末而设计。 库里尔台吸引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朝圣者来到匈牙利南部炎热的半沙漠地区。右翼历史学家、LARPers（临场动态角色扮演游戏玩家）、马术爱好者、身穿制服的被取缔的“匈牙利卫队”组织成员、生态活动家、虔诚的新纳粹分子、瑜伽爱好者和附近郊区的家庭与来自中亚、土耳其和高加索的数百名代表一起在广阔、尘土飞扬的田野上齐聚。

场地中央是一个茂盛、青翠的草场，熟练的骑手在这里重演拜占庭的战争并以民族为单位竞技。一位扮演传奇匈奴王阿提拉的演员在一系列特邀嘉宾的演讲间隙定期骑马冲过草场，赢得人群的阵阵喝彩——其中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小儿子，土耳其前总理、匈牙利国会发言人拉斯洛·科弗和突厥国家组织主席。节日的场地四周回响绵绵不绝：重金属和匈牙利舞曲第5号，扬声器里传来的轰鸣吟唱着西方的道德腐败，节日所传达的“觉醒”文化，以及无处不在的哒哒马蹄声。

被绝大多数匈牙利的自由派精英所摒弃的图兰主义的支持者们——比如上文提到的比罗——重振了一种近100年前流行的意识形态。它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的匈牙利，当时正值政治崩溃，布达佩斯的一群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匈牙利追赶西方的执着。

历史学家巴拉兹·阿布朗奇将匈牙利语中“Turan”一词的出现追溯到1800年代，当时它指代一片囊括了现代伊朗和中亚国家的土地。图兰主义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作为匈牙利极右翼的边缘重新出现。在过去的十年里，图兰主义已经演变成一种思想的混合物，将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信仰结合在一起。

欧尔班和他的政党青民盟将怀旧作为一种武器。这表明他们非常了解匈牙利和欧洲左翼经常失去的东西：讲好故事的力量。

“左翼把历史留给了青民盟。”常驻布达佩斯的记者亚当·科洛兹说，他多年来一直参加库里尔台集会。自2008年第一次聚会以来，自诩“传统守护者”的活动组织者一直在将右翼政治与历史、娱乐、骑马融合在一起。

图兰主义传达了对复兴失落的伟大民族的渴望，并凭借着泛突厥身份追寻世界舞台上出演更重要的角色。 “即使我们现在很小，但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位节日参与者马特·赫茨纳特在喝啤酒时告诉我。赫茨纳特住在德国，他说在那里他可以赚更多的钱，他是我遇到的许多居住在国外的匈牙利人中的一员，他们回国就是为了参加库里尔台集会。

“整个19世纪匈牙利都在西化——将匈牙利人塑造成文明、自由、西方、有宪法精神的个体。”匈牙利科学院人文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格尔格利·罗姆西奇说。许多图兰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这些努力是错误的，甚至有罪的，并认为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失去了 75% 的领土佐证了他们的观点。

匈牙利并不是唯一转向东方的国家。图兰主义与在俄罗斯被称为欧亚主义的类似运动同步。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宠物项目，认为俄罗斯是蒙古帝国的继承人，注定要不断扩大其边界。在促进与东方的亲缘关系和培养对更伟大过去的向往中，普京和欧尔班都在激发民众的使命感以拥护威权主义。毕竟，匈奴人征服世界靠的并不是民主。

自2008年以来，参加库里尔台集会的人群翻了几番，一整个学术和政治圈子已经围绕着突厥大家庭的理念生根发芽。

匈牙利的骄傲

在他穿着及膝皮靴，带着闪闪发光的银制和绿松石首饰踏上节日主场的前一天，比罗穿着西装在匈牙利议会面前夸夸其谈保护传统的重要性。

八月中旬酷热难耐，在随后三天里，我追着比罗及地蓝银长袍的尾巴，希望他能解释一下他是如何吸引200,000名访客（根据官方活动统计，虽然在我看来这似乎还不到真实数字的一半）参加一个庆祝欧洲匈牙利白人与亚洲、土耳其和中东国家之间深远联系的节日。毕竟，今年的库里尔台集会是在欧尔班发表言论之后宣布的，他断言匈牙利人不是“混血儿”，欧洲人和非欧洲人混居的国家“不再是国家”。这对我来说完全不可思议。

我看到比罗沿着主要的游行场地布置着VIP区的座位。他调整了椅子和名牌摆放的角度，给助手下达了指示。今年最负盛名的来宾是土耳其和中亚国家的著名演说家们。但许多与会者似乎对政客们持谨慎态度。这些男性——所有受邀的演讲者都是男性——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因为他们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汗流浃背，带着随从和安保人员穿过节日场地。

另一方面，许多与会者穿着来自各大洲的色彩缤纷的本土服装。我遇到的一对夫妇从他们工作的当地剧院借来了精心制作的服装。“生活在现代很困难。”巴拉兹·伦格尔告诉我，“它是灰色的，空荡荡的。”他和他的妻子艾丽卡·伦盖尔内每年都会参加库里尔台集会，在聚会中他们获得了重生。巴拉兹向我诉说他渴望与共同的过去建立联系时陷入了沉思。艾丽卡·则更直接：“我们反对欧盟。我们与西方毫无瓜葛。这都是共产主义时期编造的谎言。五十年的共产主义带走了我们曾经的骄傲。”

卡特琳·克雷姆勒从2014年开始研究库里尔台。她现在正在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攻读该学科的博士学位。卡特琳和我在布达佩斯相遇，她从柏林赶来和一位匈牙利朋友一起参加这场盛会。在开车前往库里尔台会场之前，她警告朋友撕下保险杠上的LGBTQ贴纸，否则汽车在停放时很可能遭到破坏。

作为经验丰富的库里尔台与会者，卡特琳在库里尔台集会开场之前还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我问过她参加怎么才能融入节日的氛围，她好心地发来了几个在布达佩斯的“ 库里尔台式”的购物地址。

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一家商店里，我发现有从头到脚的匈牙利传统服饰出售，还有传说中的匈牙利sudar：一条长达 8 英尺的放牛用鞭子。鞭子的末端在达到声速时会发出音爆。匈牙利人声称它是第一个穿越音障的人造工具，而且它绝对适合库里尔台，专业骑手和醉酒的人都能用得上。

还有更多现代一点的服装选择：印有“HETERÓ”和基督教十字架的黑色T恤，印有“Europe Belongs to Me”口号的衬衫，以及印有“大匈牙利”地图的多种服装选择。人们发现欧尔班戴着一条围巾，上面展示了匈牙利帝国领土完整无缺的地图，其中包括现代乌克兰、罗马尼亚、奥地利、塞尔维亚和其他国家的部分地区。在城市的布达一侧有另一家图兰主义商店，我找到了一系列反Covid封城纽扣，旁边挂着更多反LGBTQ标语和儿童夏令营广告。

“每个人都会发掘他们喜欢的，并淡化他们不认同的。”卡特琳试图解释库里尔台和图兰主义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缝合体时说。她的博士研究重点是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与其对欧亚大陆的拥抱之间的矛盾。她指出，节日举办地布加奇距离匈牙利南部与塞尔维亚的边界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塞尔维亚是中东移民试图进入欧盟的主要通道。在节日场地，巡逻的男人穿着 2009 年被取缔的准军事组织匈牙利卫队的全黑制服。

卡特琳认为，多年来匈牙利的自由派精英都未能理解图兰主义。现在，这个节日却能够吸引来自匈牙利国家博物馆和其他学术机构的顶尖研究人员。这也是她第一年设法说服她在布达佩斯的朋友或同事加入她参与库里尔台式的行列。

“这很像平行宇宙。”克雷姆勒说，“城市自由派精英认为他们可以忽视这些，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伪科学。但这不是什么边缘思想。这是新的主流，因为政府正在努力使它成为新的流行主流。”

图兰主义运动的一些主张现已进入匈牙利的学校。 2020年的课程更新包括对中世纪历史的高度关注，并引入了与匈牙利民族起源的共识有出入的内容。匈牙利人曾经学习的是，他们的语言与芬兰和爱沙尼亚的芬兰-乌戈尔人以及居住在俄罗斯的土著部落所使用的语言关系最为密切。

18 世纪时这一点首次被学者发现时着实引发了骚乱。布达佩斯政治历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加博尔·埃格里说：“被讲德语、斯拉夫语和罗马尼亚语的人包围着，一些人觉得它‘有辱人格‘。”这个发现还额外激发了一种民族独特性。

新的学校课程介绍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匈牙利语的起源有待商榷，匈牙利人实际上可能是起源于哈萨克斯坦的突厥语部落的近亲。

考古遗传学是比奥所倡导的一个研究领域，它正在强化匈牙利人来自中亚的论点。考古遗传学依赖于收集一组具有历史意义的DNA样本——有时已有数百年历史——研究人员将评估这些样本并以此代表整个族群。这项研究需要政府资助的昂贵设备才能检查9世纪和10世纪的DNA样本。该领域经常面临对结果解释方式的批评。

“它符合这种更广泛的历史改写：一种更民族主义、更必胜主义的叙事，必须强调匈牙利的成功和伟大。”埃格里说，“强调这些东方起源可能意味着匈牙利是新兴世界的一份子，而不是走向没落的世界。”

这种新历史的把戏在库里尔台被重演。“他们在学校里教的一切都是不真实的。”马琳达·科瓦奇说，她自称是一位自豪的匈牙利人、一位母亲和一位家庭主妇。她被美洲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所吸引，并在后背有一个纹身，上面有几位美洲原住民男子的半身像。

匈牙利的学校课程改革还包括用约瑟夫·尼罗（约瑟夫·戈培尔的仰慕者）和被定罪的战犯艾伯特·瓦斯撰写的指定读物取代作家伊姆雷·凯尔茨的作品，后者是该国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一些教师针对此事在#noNAT标签下进行了在线抗议，这是该国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教师抵抗运动的一部分。（日新说未来会更一篇匈牙利教师抗争文章）

记忆之战

柏林来的学者克雷姆勒研究了21世纪的图兰主义及其领袖安德拉斯·比罗，后者拥有博士学位并正隶属于匈牙利自然科学博物馆。

“当比罗开始他的遗传学项目时，我想如果匈牙利内部或国际遗传学领域的人真的花时间精力审查他的研究，他们可能会提出质疑。”她在布达佩斯吃午饭时告诉我。与她所说截然不同的是，对比罗的工作的批评几乎完全来自人文学科的学者，他们都完全没有参与他所吹捧的基因研究。“这是因为政府正试图建构新的民族性。”克雷姆勒说。

克雷姆勒的母亲是匈牙利人，她本人于1990年代首次来到匈牙利学习语言并投身学术界。她记得那是一段慷慨激昂的岁月，一段批判性研究在共产主义体制完结后蓬勃发展的时期。而现在，她正亲眼看着钟摆向另一边摆动。

“这一切非常迷人，除非它发生在你自己的国家。”当我们在布达佩斯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会面时，该中心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负责人马吉特·费施密特笑着说。当天早些时候，我告诉了她我以库里尔台为主题做了一次采购。费施密特说：“这很有趣，但同时也是灾难性的。”三十多年来，她目睹了大量不情愿与当局合作的匈牙利研究人员的“出埃及记”。

当我终于在库里尔台集会上见到比罗时，是在节日会场的大帐里，演讲嘉宾在那里开会。他刚刚结束了与土耳其和中亚一些贵宾的闭门会议，其中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小儿子。“在科学或体育领域之前就有合作，现在该轮到政治层面了。”比罗笑着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哈萨克人或乌兹别克人从数千公里外来到这里，他们做的一切都和我们一样，他们什么都懂：我们分享共同的传说、名字、仪式、食物。”比罗说，“况且，传说也不是无中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