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徵：「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笑」—— 文學大師汪曾祺(之一)

（一）

在中國現代作家裡，汪曾祺的讀者不是最多的。但他的讀者肯定是最痴迷，甚至是最瘋狂的。

一個文學愛好者偶然看到汪先生的《晚飯花集》，馬上著魔，很快又找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這兩本書總共五百多頁，那年輕人居然一字一句全抄了下來。

日本學者德間佳信寫道：「我本來的專業是日本文學，是因為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才開始研究中國當代文學。要是沒有汪先生，我或許不走這條道路。我認為汪先生是在中國本世紀屈指可數的偉大的作家，他的作品能使所有國家的人感動。」

女作家張潔覺得汪曾祺應該得諾貝爾文學獎。

在《汪曾祺之友》網站，汪先生成了教主，成了神。跟汪先生見過一面、講過一句話，都是終身榮耀。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中國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

（二）

汪先生出生在高郵一個富裕家庭。

他祖父當過拔貢，是成績特別好的地方官辦學校學生。因為清朝搞現代化改革，廢掉原來的制度，他沒當上官，回鄉買地經商。到汪先生父親出生時，家裡有兩百多間房、兩千多畝地和兩家中藥店、一家布店。

汪先生的父親中學畢業，在當時也算是受過挺像樣的教育。

汪先生小時候，爺爺教他讀儒家經典，寫經義，那是一種類似讀後感的作文。父親教他臨碑帖，練書法。他還和一個小親戚，跟著同鄉的老先生學桐城派散文。在學校，汪先生的作文一直很棒，但體育和算術極為糟糕。後來他的一首打油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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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事寫作，原因無他：

從小到大，數學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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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汪先生到昆明考上西南聯大，在中文系讀書。他在這裡學了好多中外文藝理論，受沈從文先生的影響特別深。在沈先生的指點下，他開始發表小說。他的寫作很受教授們的贊賞。有篇作業，沈先生覺得給滿分還不夠，判了一百二十分。但汪先生的英語和體育一塌糊塗。

他個頭中等偏矮，皮膚比較黑，頭髮粗壯，有點駝背，臉上常帶平和的笑容，似乎萬事都無所謂。也許因為他是大戶出身，沒有多少改變社會地位的上進精神。

念完四年，他由於體育逃課和睡過頭沒參加英語考試，不能畢業。過了一年，兩門課補考過關。但正好中國的印緬遠徵軍反攻，學校規定1944屆畢業生要給美國顧問當翻譯。汪先生沒去。根本原因，是他的英語太次。直接原因，是因為日本侵略，他跟家裡失去聯繫，窮得叮噹響，褲衩後面穿了兩個大洞，見不得人，所以沒參加體檢。結果汪先生撈不到文憑，一輩子填表都寫「大學肄業」。

汪先生到聯大同學辦的中學當教師，在那裡認識了後來的妻子。日軍投降，他們回到內地。汪先生在上海教中學。

他的女朋友是聯大西語系的畢業生。1947年夏天，原來的老師推薦她到北大外語系當助教。汪先生隨後也去了北平。沈從文先生幫他在歷史博物館找了個位子，每天干點抄卡片之類的雜活。

他們是一對不懂政治的書生。汪先生的女友在北大認認真真地教公共英語。有個學生運動積極分子老缺課，她就找人家談話。那位學生叫胡啓立，後來成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三）

傅作義投降。解放軍進入北平，大量招收年輕知識分子，準備接管其他城市。

汪先生報了名，不是因為有了不起的政治認識，而是因為在博物館只是份臨時工作，收入也低。另外他還想四處跑跑，弄點寫作素材。

這是1949年3月，在共和國成立之前。結果汪先生由於沒有固定職業，跟解放軍走，後來成了與眾不同的「離休幹部」。而他太太因為在北大有份好工作，後來是普通的退休人員。

汪先生跟著第四野戰軍南下。才到武漢，別人就不要他了。

原來汪先生念高一的時候，學校里的軍事教官要他和一批同學加入一個組織。後來他才知道那叫「復興社」。不久因為日軍侵略，汪先生不能回學校，以後就沒再理睬那組織。參加解放軍「南下工作團」，人人都要交代過去的經歷，他講了這件事，於是被認為「有歷史問題」，不可信任。

汪先生被丟在武漢第二女中當副教導主任。他不喜歡這差事，另外，出發前結了婚，長期跟太太分居也不是個事。1950年7月，他回到北京，在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北京文藝》和《說說唱唱》當編輯。汪先生覺得共產黨很先進，學著別人申請入黨。但人家認定他有「歷史污點」，門不當，戶不對。

汪先生本來就不是很有進取心的人。因為不適應新的要求，他好幾年沒有寫自己的東西，安安靜靜地編雜誌。1954年，領導說要紀念吳敬梓逝世兩百週年，叫汪先生在《儒林外史》里找題材搞個戲。他寫了京劇《範進中舉》。

改編古典文學，跟時政無關。汪先生從小就喜歡唱京劇，在西南聯大經常參加戲迷的活動。另外，他還想跟京劇「鬧一陣彆扭」。

汪先生學藝術理論。他覺得，「京劇文化是一種沒有文化的文化」，所以正在走向衰落。「有的唱詞不通到叫人無法理解，不通得奇怪。」《二進宮》全劇幾乎沒有一句是通的。其中有唱詞說「李艷妃設早朝龍書案下」。一個小學生寫信問演員：「李艷妃怎麼會跑到書桌底下去設早朝呀？」搞到那名角大為尷尬。

於是汪先生想把京劇改造一下，給它添點文化。

（四）

他寫了個漂亮的劇本。

范進是清代一個可憐的讀書人，不斷考科舉，不斷失敗，讓人瞧不起。到五十多歲，他突然過了「童試」，成為秀才；後來又過了「鄉試」，成為舉人。他太興奮，結果發瘋。

傳統京劇很少描寫角色的心理。而汪先生卻用現代文學的手法，在這個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無中生有地添了個情節：範進傻乎乎地幻想自己被皇上重用，當上科舉主考，可以神氣活現地折騰後面的考生，出盡自己屢試屢敗的臭氣。汪先生為範進寫了這樣的唱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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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中了真中了，

我身穿一領大紅袍。

我擺也麼擺，搖也麼搖，

上了金鰲玉蝀橋。

……

我不是有官無職的候補道，

我不是七品京官閒部曹，

我是聖上欽點的大主考，

奉旨衡文走一遭。

……

我這個主考最公道，

訂下章程有一條，

年未滿五十，一概都不要，

本道不取嘴上無毛。

……

你寫了還要寫，抄了還要抄，

考了你三年六月零九朝，

活活考死你個小雜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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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的唱詞流暢明白，又工整合轍，朗朗上口，把小人之心寫得活靈活現。像「活活考死你個小雜毛」這樣的句子，讓人一聽就終生難忘。

（五）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北京作家協會搞了個汪曾祺作品討論會。

汪先生已經年近七十。他的發言是《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受西方現代派的影響，試過意識流之類寫法；後來覺得用自己熟悉的思路和語言，才能寫出最好的作品。他不反對吸收外國的手法，但主張寫地道的漢語。這是汪先生成功的經驗。

現在回頭看，汪先生的早期作品還沒有形成獨特的風格，有點食洋不化。五十年代是個轉折點。編《說說唱唱》恐怕起了很大作用。那是專登民間故事、快板、相聲和鼓書之類通俗作品的月刊，一個大眾語言的富礦。於是，汪先生的文風變了。他的劇本《範進中舉》和散文《國子監》顯示了汪先生作品特有的格調。

1955年，《民間文學》創刊。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長兩級工資為條件，把汪先生挖去當編輯。第二年，《範進中舉》得了北京市戲曲匯演劇本一等獎。這時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本來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現代文明的正常狀態，但中國人卻像過節一樣。汪先生的心情挺好。

1957年，黨組織整風，發動大家提意見。汪先生對政治不感興趣，但領導一再勸說。當時流行這樣的講法：提批評是對黨的愛護。汪先生覺得不講幾句不好，於是寫了短文《惶惑》，抄上黑板報。

《民間文學》歸民間文藝研究會。汪先生剛調來的時候，全國搞肅清暗藏反革命運動，又把他參加復興社的事翻出來審查，弄得他很煩。所以他的短文建議人事部門改進一下。汪先生是個溫和的人，《惶惑》的文字一點也不激烈。

沒想到整風是「引蛇出洞」。人們剛提了點意見，上頭就下令「反右」。汪先生被指責反對黨的人事制度，挨了批，不過沒有傷筋動骨，繼續編他的雜誌。

第二年夏天，一個早晨，汪先生像往常一樣悠閒地走去編輯部，上了樓梯，突然看到樓道里全是批判他的大字報，嚇了一跳。原來領導和同事早就開過會，做足了準備，只有他自己蒙在鼓裡，啥都不知道，結果遭到暗算。

汪先生落水，是因為上頭覺得整人還沒有整夠，要搞「反右補課」，增加一批「右派分子」的定額。汪先生實際上是《民間文學》的編輯部主任，對用哪篇稿，退哪篇稿有挺大的權力，所以得罪了好些人，包括一些老革命。於是「補課」的名額攤到他的頭上。

接著是一場接一場批判會。同事們從他的《惶惑》和其他文章、詩歌里挑一些字句，怎麼難聽怎麼罵。汪先生的一首詩把早春的嫩葉寫成「遠樹綠色的呼吸」。一位詩人斥責說：「連呼吸都是綠色的，你把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污蔑到什麼程度！」

汪先生不能辯解，只能不斷寫文章認罪。他知道，同事批他，也是不得已。後來他的一篇散文說：「我寫了多次檢查，一次比一次更沒有內容，更不深刻，但是我知道，就要收場了，因為大家都累了。」

最後，領導宣佈，汪曾祺定為「一般右派」，下放農村勞動。

罪名定下，不用開會了。汪先生如釋重負，回到家，跟太太說：「定成右派了」，臉上帶著奇怪的微笑。

他後來說：「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要笑。」

（六）

《隨遇而安》是汪先生的名作。

頭一句是：「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文章接著說：「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這個右派算是很幸運的，沒有受多少罪。」汪先生的文章特別平和，不寫讓人難受的場面。

但實際情況沒有那麼簡單。

汪先生是個好丈夫、好父親，對家裡人好到不得了。不過「反右補課」，天天挨批，就算是佛爺也難忍受。有個晚上，他跟一位朋友在家裡以酒澆愁，倆人沒啥好講，只是不斷嘆氣。大女兒四五歲，不懂事，在爸爸身邊胡鬧。汪先生不管她。女兒接著鬧。汪先生突然大吼，接著把小姑娘按在床上狠揍。只會做爸爸心肝寶貝的女兒哇哇大哭。汪先生一下將孩子抱起來，摟在懷裡，兩眼裝滿淚水。

汪先生被趕出北京，發配到張家口一個果園幹農活。

直到「文化革命」結束之後，還有人說反右是「必要」的。其實早在十七世紀，洛克就講得清清楚楚：必要不必要，或者好不好，往往沒有確定的界線，所以評判政治行為，應該看合法還是不合法。1957和1958年的法律，顯然沒有准許搞什麼反右。民間文學研究會頂多可以開除汪先生，絕對無權把他趕到鄉下種田。

汪先生剛走，老婆孩子就被掃地出門。民間文學研究會說姓汪的已經不是他們的人，要收回房子。汪太太1952年從北大調到新華社當翻譯。新華社不會善待「右派」家屬，讓汪太太帶著三個孩子住進一個四合院的門房。那屋子黑乎乎的，白天也得點燈，總共就七八平方，只能放一個五斗櫃和一張雙人床。平常母親帶著兒子睡，週末兩個女兒從幼兒園回家，就在床邊加上木板，四個人擠在一起過夜。

在鄉下，汪先生幾乎什麼農活都得乾。他是個上體育課都要補考的書生，累壞了。汪先生咬著牙硬頂。一麻袋糧食一百七十斤，他扛著上又陡又窄的木板，一步步走到高高的糧囤，在頂上將糧食倒進囤里。結果他的腰搞壞了，終身不愈，天氣一變就疼。

（七）

從1955年起，全國一再搞肅清反革命運動。汪先生的父親原來在縣醫院當眼科大夫。1959年，不知第幾次「肅反」，他被抓起來，關進勞改農場，半年以後因為年老多病放回家，沒多久就去世了。這時汪先生正困在張家口的鄉下改造，不能給父親送葬。

他曾經多次寫自己的父親，說父親聰明絕頂，會畫畫，會刻圖章，還會給人治病。父親隨和，喜歡跟孩子玩。汪先生的寫作、繪畫和書法都深受父親影響。他寫道：「我十七歲初戀，暑假里，在家寫情書，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幾歲就學會了抽煙喝酒。他喝酒，給我也倒一杯。抽煙，一次抽出兩根他一根我一根。他還總是先給我點上火。我們的這種關係，他人或以為怪。父親說:‘我們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親不幸去世，汪先生肯定悲傷，但他從來沒有寫過這件事。他不是捶胸頓足，呼天搶地的人。

汪先生有一個講反右的短篇小說，主角是個農業技術員。她被打成「右派」，趕到田裡乾粗活。父親病重，領導不讓她看望。父親去世，領導不讓她送葬。汪先生說這個技術員的一些想法是他的「親身體會」。在痛失生父這個情節里，不知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心情？

小說寫道：「沈沅沒有哭，也沒有戴孝。白天還是下地乾活，晚上一個人坐著。她想看書，看不下去。她覺得非常對不起她的父親。父親勞苦了一生，現在，他死了。她覺得父親的病和死都是她所招致的。她沒有把自己這些年的遭遇告訴父親。但是她覺得他好像知道了，她覺得父親的晚景和她划成右派有著直接的關係。好幾天，她不停地胡思亂想。她覺得她的命不好。」

1960年秋，汪先生在鄉下幹了兩年。黨組織的鑒定是：汪曾祺「有決心放棄反動立場，自覺向人民低頭認罪，思想上基本解決問題，表現心服口服」。

汪先生被摘掉「右派」帽子，其實還是賤民。他想回民間文化研究會做事。研究民間文化，應該有比較強的同情心，但民間文學研究會不肯把汪先生從農村收回來。他無可奈何，又在鄉下幹了一年多，心情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