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爷爷,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戚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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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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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这百年的动荡里一个与世沉浮的普通人,努力为生活掌舵却总被外部风云裹挟,性格顽固倔强却偏被情势为难折磨。

(一)

爷爷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沿河的村落,幼时家境优渥,父亲有两房老婆,据说村里田地大半属于他家。长在乡间富裕庄户,爷爷却不愿扛起锄头务农,念了几年学堂,就在城乡之间赶车倒货,一门心思想着经商。民国以后,洋货渐从通商港口传到内地,家里也置办了两辆自行车,一辆给他用来贩货,一辆在门下挂了牌子,专门外借。

奶奶家是县里开当铺的,虽是家里的女孩,但她母亲是大房,养起来比二房生的弟弟还娇贵些。婚配年龄父母舍不得她嫁,挑来挑去花了眼,熬成老姑娘。

爷爷少年时,家里早给订下了一位婚配的小姐。父母之命难为,成了亲,爷爷却看不上人家,两人多年无子。民法鼓励婚姻自由,熟人社会却要背负许多人情压力。爷爷脾气犟,合不来终究是合不来,终于写下一纸休书,财产、地契赔出去不少,人身得以自由。

我自幼听父辈回忆爷爷,只觉得他是个酗酒、暴戾的大家长,全家都惧怕,巷口咳嗽一声院子里就安静了。唯有奶奶说他好。奶奶对妈妈讲过,她和爷爷是看对了眼,她是老姑娘,爷爷非娶,爷爷不是初婚,她非要嫁。爷爷的臭脾气在十里八乡很出名,到哪里、见了谁都梗着脖子,但跟奶奶一辈子没红过脸。

1930年代,日本军队进了山东。农民开始向皇军交饷,日子不好过了。日本人虽有“皇民化”的心,地方上的治理还是依赖基层力量。那时每个日治区都有警备队、新民会,里面干活的大多是中国人,来自十里八乡的大户,帮着外来的政权维持秩序,对同乡们却也是种庇护。

对日本人来说,用地方上的精英来管自己人,既是为了统治的效率,也是强迫的效忠。轮到自己家族,没人愿意给日本人当“汉奸”人质,爷爷便把脏活扛上身。日军的军饷不容易吃,爷爷脾气太差,不受一点委屈,不知什么事起了争执,徒手打伤了军中猎犬,被关进牢里。家里人着了急,卖地卖屋,折成银元,上上下下的打点,好不容易给放出来,家财也给败出去大半。

二十年后,爷爷进过日军警备队的经历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证。又过了二十年,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传说,说爷爷在警备队的的时候,高头大马,腰间夹双枪,实际上是在给共产党做情报工作。这些故事都无从查证。但爷爷确实长得高,超过一米八的大个子,浓眉深目,见过他的人应该很难忘记。共产党的农村工作也确实做的隐蔽,解放后的小清河沿岸,从教书先生到给日本人站过岗的门楼,地下党冒出了一大片。

1945年夏天,日军正式投降前,鲁西北小清河沿岸的村庄已经悄悄被染成红色,几乎成了“解放区”。八路把日军赶走的前夜,爷爷带着他的部下交了枪,用后来的说法叫“起义”。

被共产党占领的村子开始搞土改,爷爷便带着奶奶北上济南,投亲靠友求生路。爷爷懂点账房活计,奶奶有些刺绣手艺。可那几年钱贬值的厉害,内战也打的凶,小商小贩生计艰难。奶奶说,有天早上她在镜前梳妆,头发还没蓖完油,一个炸弹便直穿屋顶砸在地面。还好是颗哑弹,她捡回一条命。

(二)

国军投降之后,带不走的重工业资源都归了新政权。东北开始大搞建设,挖矿、采油、炼钢、修铁路,在全国各地招工。爷爷在济南应征,带着全家跋山涉水到了辽宁抚顺。抚顺城的名字据说得自明初,取“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之意。三百年前,努尔哈赤带着女贞勇士打穿了这座城,一路直取关内。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行了,又跑来俄国人,日本人。半个世纪之前,在这座“煤都”开山凿地的,还是满铁株式会社,一转眼天又变了色,老百姓依然干活,只是身份变了,变成“社会主义新工人”。

在抚顺,爷爷是胜利矿的一名木工。“胜利矿”这个名字其实是东北解放、产业移交到新政权手上之后改的。它最早由清政府开发,后来矿区几易其手。活着的老工人们还记得,在改名“胜利”之前,这里曾经叫“莘夫矿”,地质专家盛莘夫的“莘夫”。到了1950年代,胜利矿是“苏联老大哥”的重点援建项目之一,在工农剪刀差、全国支援东北工业基地的时代,煤矿工人也有过他们辉煌的日子。

我爸爸的哥哥姐姐大多出生在东北。抚顺出生,名字就叫“抚生”。叫抚生的大爷只是奶奶第一个养活的孩子。在他前面,还有两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战争年代,人漂泊无定,产妇自己都常常挨饿,养不活孩子的事太过寻常。生大爷的时候,奶奶已经二十八岁,对那时的女孩子来说已是大龄。所幸爷爷捧上了铁饭碗,孩子一出生也是厂矿子弟,一家子终于不用为饥饱所困,当下和未来,都有公家兜底。

矿上的工人日子好了,纷纷把老家吃不上饭的亲戚往东北带。爷爷奶奶也惦念着老家的父母姊妹。奶奶的父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也被爷爷带来了抚顺。后来爷爷一家人被遣返,奶奶的弟弟一家则留了下来。留下来的一家似乎过的也不好,胜利矿1970年代末停产,改开后,东北衰落,厂区也遭废弃。下岗的下岗,普通人的希望与这城市的地底一样,被掏空。

我出生第三年的夏天,爷爷就去世了。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所有关于他充满矛盾的生命叙事,是从家人那里零零碎碎听来的。说他矛盾,细想又很统一。家里充裕的时候,他是个不愿下田、一心经商的小公子哥,当上了社会主义工人,有了稳定的衣食供应,他却开始不落人后的劳作。家人说,在东北,他年年是劳模。矿上的,市里的,省里的。矿上知道他象棋下的好,派他去市里比赛,也拿过奖。可我没见他留下什么奖章奖状,或许是后来被收走了,亦或许是遣返时颠沛流离弄丢了。

(三)

爷爷出事是在1962年。他后来在“申诉书”里写,矿上保卫处的干部找他谈话,说他“偷听敌台”。他态度不好,和这位干部争执了起来,当下没能有个定论。十几天之后,他就被送到了看守所,看守所里一待就是十个月。十个月后,路天区人民法院来了人,在看守所对他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判了“管制三年”。爷爷写,当时他本想上诉,但在看守所里关出了病,身体实在无法支撑。

爷爷去世后,家里留下一堆他当年的申诉材料,其中也包括一封法院的判决书抄件。判决书上说,日本占领山东期间,他曾在老家的日军警备队参与抢粮、抓兵,在新民会里“积极搜集我军军事情报”,还在日军投降前夕接受了潜伏任务,是日本特务。后来招工到抚顺是“畏罪潜逃、隐匿东北”。

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看守所一待就是十个月,那十个月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读到判决书,似乎有了一点头绪,上面写,爷爷对“接受潜伏任务等问题”至今仍未坦白交代,“负隅顽抗、拒不供认”。没做的事,坚决不认,不受一点冤枉,是他的尊严,在那个认罪态度绑定生命机会的时代,却显得可怜、徒劳。尽管他“拒不供认”,但法院言之凿凿,说这事“已有充分证据在卷,足资认定无疑”。

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年,爷爷44岁,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彼时全国工业人口过剩的问题开始显现,东北工业区借着政治运动的风潮驱逐人口。家人后来觉得,一定是臭脾气的爷爷在单位里得罪了什么人,才让人把陈年旧事翻出来,让全家跟着倒了霉。爷爷最终遭遇的处罚并非如判决书上所写的“管制三年”。在牢里害了病的他被放出来,带着法院的判决书和一顶“反革命”帽子,与妻子儿女一起,被胜利矿强制遣返原籍。

(四)

我奶奶这辈子养活了七个孩子,爸爸是家里的小儿子,生在一家人从东北回到山东老家之后。爸爸出生后没多久。文革就开始了。村子里本没什么阶级敌人,只爷爷是个板上钉钉的“反革命”,三天两头要拉出来斗一斗,游街示众,大大小小的运动要拿他充指标。后来家人讲起爷爷,都说他爱“喝两口”。其实喝的不是两口,而是顿顿喝,早饭喝,喝到夜里。喝了酒,稀里糊涂,好上街挨斗。斗完了,消沉,窝囊,只能再喝两口。

喝了酒的他,依然是个臭脾气的父亲,家里没人敢惹。孩子犯了错,他抄起火钳追着打,奶奶只是沉默。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沉默是奶奶的性格。小时候的我并不理解,性格是遭际还是天然。或许沉默是她的逃避,也是她的抵抗。这一生,在这男人身边目睹、经历的一切,她始终,也只能这样沉默着,咽下去。

爷爷对家人大概没说过什么抱歉的话。可他在申诉书上写,自己被强制遣返时,“妻子儿女受了株连”。那个年代在矿上当工人的,全家跟着吃公粮、考学的考学,等接班的等接班。回到老家,一家子都变成“农业户口”,孩子不再是工人子弟,长大成人也只能在生产队里做劳力,挣工分,当一辈子“社员”。

跟着爷爷回到老家的时候,家里最大的孩子,我的大爷,已经是读中学的年纪。文革开始,学校也天天搞运动,出身“反革命”家庭,在同学那里也受歧视。青春年少就尝到了宿命的滋味,人都容易虚无。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亲戚们来家里留宿,夜里我被大人们聊天的声音吵醒,听几个姑姑啜泣着痛斥大爷年少时酗酒,和村里的二流子混在一起,对弟弟妹妹们又打又骂,没有半点疼惜。

艰难岁月里求生的努力,抑或偶然的生命际遇,碰上特定的政治年代,就把人分了三六九等。“平反”以后,爷爷把自己当年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事当笑话讲,当英雄故事讲,很多年后,家人再讲给我。不知道那种每天带着黑五类身份走出家门、人人避之不及的日子,他是不是真的能一笑置之。或许有些经历他也不能释怀,以至于变成家里一代代念叨着的故事。

那时爷爷的侄孙在学校做代课老师,学校调查人事关系,发现他和村子里的“反革命”沾亲带故,逼着他写自白,要么和十恶不赦的坏分子断绝关系,要么自毁前途,别干了。家族里还是讲些人伦,侄孙跑到家里,对着爷爷痛哭流涕。爷爷大手一挥,年轻人,前途重要,亲缘血脉,断了就断了。喇叭里,代课老师把自白书一字一句地念给全村人:自己对党的事业忠贞不二,跟反革命分子不再有爷孙之情。

我读中学的时候,历史课本上写,大饥荒只有三年时间。可我爸对饥饿的记忆一直维持到读大学之前。家里人口多,工分一算,分到每个人的口粮就那么点。老家的土地细碎,再细碎的地,种出来的东西也是集体的。小清河穿村而过,河里的鱼捞上来,也是集体的。就连沿河的一大片芦苇也是集体的。芦苇可以用来编捞鱼的筐,叶子可以当柴火烧,都是生产资料。生产队里也有人负责养猪,那是一整个生产队都羡慕的希望劳动。可泔水里没货,猪也吃不饱,和人一样瘦,弱的走两步就摔在墙根下。

孩子多,劳力多,等着吃饭的嘴也多。爷爷忙着挨斗的日子里,一家老小还得为糊口出力。男的在水库出工,女的折芦苇、编筐子,连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爸,放了学都要跨着小筐出门拾些树枝树杈当柴火。他穿着哥哥穿不下的衣服,带着姐姐用过的课本,在小学跳级,家里没人在意。可毕竟是小儿子,要格外受宠些。晚上肚子咕咕叫的时候爬到奶奶身边哭,奶奶悄悄掰一块藏下的馒头,沾着酱油瓶沿儿上干了的渣子,能满足地加个餐。

普遍的匮乏、穷困,大家都差不多。成分差,是另一种穷,像一副锁套,套住几代人的愿景和命运。运动的年代,没人愿意嫁进反革命家庭,跟着受牵累。运动的色彩淡下来,家里才试着给男孩子说媳妇,熟人社会里,“成分”的影响犹在,老百姓既恐惧又势利,于是只敢往更低、更穷的人家找。再心有不甘,也只能稀里糊涂地吞下去。我爸记得,他二哥结婚的时候,和家里闹了大别扭,哭着要分家,搬出去自立门户。

(五)

1976年,毛、周去世,过去十年的荒唐推给“四人帮”。远洋水手们喊着“打倒王张江姚”返航,消息一层一层往下传,还没人敢相信。三年以后,爷爷摘掉“反革命”帽子。送到家里的通知书上,盖的还是“县革委会”的章。这并不是他想要的。十几二十年的冤屈,他可以带进坟墓。但他一直记得,没被打成反革命的自己,曾是个工人;他的子女家人,原本也该是工人,拿城镇户口,吃商品粮。

“摘帽”的那个春天,爷爷开始写申诉信,信里夹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文件,寄到老单位抚顺胜利矿,寄到调查他的公安局和判决他的法院。老单位不愿处理这些陈年烂账,碍于“落实政策”的要求,派了两个干部来老家“复查”当年的案子。两个干部装模作样走了一遭,推脱材料不全,判决书让生产队给弄丢了,身份不能查证,待遇落实不了。

爷爷三天两头去生产队上找。大队拗不过老头子,只能帮着写信给抚顺法院。法院回信说,案子事实不清,退回公安局重新调查了。可公安局说,卷宗找不到,让爷爷到原单位找证明人。

爷爷去世后,留下一堆当年的通信,有的是原件,有的是为怕再丢手抄的附件,抄了一份又抄一份。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信依然用信封装着,纸受潮发黄,字迹还很清晰。信封上邮票邮戳乱七八糟,有法院寄来的,公安局寄来的,胜利矿寄来的。信寄到大队,再由大队转交给爷爷。那时信走得慢,电话也没接到村子里。信一寄出,人能做的只剩等待。有时候信寄出去又被退回来,辩白的话写了厚厚一沓,偏偏到不了人家手上。

有几年的时间,爷爷整个人耗在这桩事上,写申诉信,找证明人,跟法院、公安、矿上、生产队扯皮。外人眼里,这个老头子为了给自己“恢复名誉”也太折腾,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硬要纠缠。家里人心里或许清楚,爷爷的执着,无非是想为“无辜受株连”十几年的子女挣一个好前途。

为了给自己“找证明人”,他拜托留在东北的小舅子一家帮忙打听当年的老邻居、老同事,千方百计请对方帮忙。为了这件事,他甚至亲自回了一趟抚顺。当时已是80年代初,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家里经济上正是艰困。为筹路费,爷爷卖了半边屋子。所谓卖屋子,卖的不是土地,而是院墙上的砖,屋顶上的瓦,是建材。卖给别人家盖房子、娶媳妇。

几十年前,为了从日本人的大牢里救他,家里把祖上留下的地和屋卖了大半折现。几十年后,为了让他回东北“讨公道”,一家人又勒紧裤腰带。我想他大概就是民间常说的那种“败家子儿”,虽然他不赌钱不抽大烟,可因为他的较真、他执着的一点小小的正义,整个家业也在他手上散了个干净。

到了抚顺,果真联系上了当年的旧识。政治风暴过后,人们依然战战兢兢。邻居、同事们在证明书上谨慎地写,的确有这么个人,和自己住过隔壁、共过生产,“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一概不知什么?无非是眼前这个老头到底有没有帮日本人搜集情报,接没接过潜伏任务。

到抚顺的时候是春天,所幸最冷的日子已经过去,人心却依然发寒。家里留下的申诉抄件里,落款写申诉人XXX,“暂住抚顺市欢乐园胜利浴池”。浴池,不是今天的东北豪华搓澡,而是煤矿工人下了工都要去一趟的澡堂子。等待的日子遥遥无期,招待所他大概住不起。回家的路费还要筹。据说他又捡起当年沿着小清河贩货的本事,把市郊的葱带到城里来卖,能挣几毛是几毛。

(六)

家里人已经记不清那迟来的“待遇”是什么时候“落实”的。唯一确定的是,爷爷成功了。他要来了本该属于他的清誉,要来了几个孩子“农转非”的身份。知青返城的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落到爷爷家里的资源也是有限。大爷已经成家立室有了孩子,扎在村子里成了彻头彻尾的农民。二大爷安排在了县城酒厂,大姑在食品厂,筐子编的好的二姑在工艺美术厂,九十年代初纷纷下岗。小姑用“接班”的方式顶了爷爷的缺,在石化单位干了一辈子。轮到我爸就没了天上掉馅饼的可能,唯有硬着头皮高考。我爸觉得没什么,备考家里能给准备足够的馒头吃,他心满意足。

爷爷活着的时候总跟家里人唠叨,他感谢邓小平,因为在邓主政的时代,他“平反昭雪”了。在这个国家,普通老百姓从来窥探不到上层的事,只认头顶着一片天。但那或许真是一个一切向好、处处充满希望的时代。在毛时代的运动里挨了十几年斗的爷爷,邓上台之后,莫名其妙地成了县里的政协委员,拎着小马扎,带着粮票到县城去开会。他在申诉书上写过,在警备队的时候,自己曾给地下党抄过情报,或许是当年那两个和他联络的地下党真的找到了,也或许是政府真的把他当“起义人员”对待了。当政协委员的那几年,他其实没有任何正式工作或体制身份。他把这个国家还给他的机会、待遇都留给了子女。后来家人给他找了个在银行看门的工作,他就在门岗上和人下棋,偶尔回村子里管管张家不养娘、李家欺负老婆的闲事儿。

听妈妈说,我一岁多的时候,他和奶奶曾经来家里看护过我。我没有任何印象了,只有家里一张老平房院子里的合照为证。从我家回去,没多久他就生了病,食道癌晚期。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每天躺在床上,爸妈带我去看他,要我走过去叫爷爷。我爬上床,摸着他花白浓密,垂到脸颊的眉毛,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要躺在那。长大之后我了解到,食道癌是一种很痛的病。可当年我爬上床摸他眉毛的时候,只记得他额头微微冒汗,嘴巴里没有任何声响。这是他在我脑海中残存的唯一,也是最后一幕。

三十年过去,我已经不太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只能通过家里稀稀拉拉的照片和残缺不全的申诉材料,去重新认识这个日渐遥远的亲人。我爸倒是时常提起他。在家人的回忆里,他的形象既鲜活又单一,有时充满传奇色彩,有时不过是一个令人厌憎的父亲。读着他那些激动的有些词不达意的自白的时候,我意识到,他就是这百年的动荡里一个与世沉浮的普通人,努力为生活掌舵却总被外部风云裹挟,性格顽固倔强却偏被情势为难折磨。

从小在姥姥家长大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和父亲那边的亲戚一直没什么亲近感,甚至不愿承认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亲情。缺少共同生活的经验,彼此的世界像被什么隔着,没有爱恨纠葛,只剩一些体面的客气。这个暑假回父母那里帮忙搬家,从抽屉里翻出一沓发了霉的材料、书信,满屋子曝起灰尘,落在身上,吸入鼻腔,难以跨越的生命隔阂似乎也在那一瞬开始消融。我轻轻取出这些脆的快要碎掉的纸,打开这些快要化入尘烟的字,在那些郑重其事的笔划之间,似乎也更清晰地照见了自己,照见了流淌在身体里的痛楚的来处。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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