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爷爷，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么多

（一）

爷爷出生在鲁西北一个沿河的村落，幼时家境优渥，父亲有两房老婆，据说村里田地大半属于他家。长在乡间富裕庄户，爷爷却不愿扛起锄头务农，念了几年学堂，就在城乡之间赶车倒货，一门心思想着经商。民国以后，洋货渐从通商港口传到内地，家里也置办了两辆自行车，一辆给他用来贩货，一辆在门下挂了牌子，专门外借。

奶奶家是县里开当铺的，虽是家里的女孩，但她母亲是大房，养起来比二房生的弟弟还娇贵些。婚配年龄父母舍不得她嫁，挑来挑去花了眼，熬成老姑娘。

爷爷少年时，家里早给订下了一位婚配的小姐。父母之命难为，成了亲，爷爷却看不上人家，两人多年无子。民法鼓励婚姻自由，熟人社会却要背负许多人情压力。爷爷脾气犟，合不来终究是合不来，终于写下一纸休书，财产、地契赔出去不少，人身得以自由。

我自幼听父辈回忆爷爷，只觉得他是个酗酒、暴戾的大家长，全家都惧怕，巷口咳嗽一声院子里就安静了。唯有奶奶说他好。奶奶对妈妈讲过，她和爷爷是看对了眼，她是老姑娘，爷爷非娶，爷爷不是初婚，她非要嫁。爷爷的臭脾气在十里八乡很出名，到哪里、见了谁都梗着脖子，但跟奶奶一辈子没红过脸。

1930年代，日本军队进了山东。农民开始向皇军交饷，日子不好过了。日本人虽有“皇民化”的心，地方上的治理还是依赖基层力量。那时每个日治区都有警备队、新民会，里面干活的大多是中国人，来自十里八乡的大户，帮着外来的政权维持秩序，对同乡们却也是种庇护。

对日本人来说，用地方上的精英来管自己人，既是为了统治的效率，也是强迫的效忠。轮到自己家族，没人愿意给日本人当“汉奸”人质，爷爷便把脏活扛上身。日军的军饷不容易吃，爷爷脾气太差，不受一点委屈，不知什么事起了争执，徒手打伤了军中猎犬，被关进牢里。家里人着了急，卖地卖屋，折成银元，上上下下的打点，好不容易给放出来，家财也给败出去大半。

二十年后，爷爷进过日军警备队的经历成了他的“反革命”罪证。又过了二十年，不知从哪冒出来的传说，说爷爷在警备队的的时候，高头大马，腰间夹双枪，实际上是在给共产党做情报工作。这些故事都无从查证。但爷爷确实长得高，超过一米八的大个子，浓眉深目，见过他的人应该很难忘记。共产党的农村工作也确实做的隐蔽，解放后的小清河沿岸，从教书先生到给日本人站过岗的门楼，地下党冒出了一大片。

1945年夏天，日军正式投降前，鲁西北小清河沿岸的村庄已经悄悄被染成红色，几乎成了“解放区”。八路把日军赶走的前夜，爷爷带着他的部下交了枪，用后来的说法叫“起义”。

被共产党占领的村子开始搞土改，爷爷便带着奶奶北上济南，投亲靠友求生路。爷爷懂点账房活计，奶奶有些刺绣手艺。可那几年钱贬值的厉害，内战也打的凶，小商小贩生计艰难。奶奶说，有天早上她在镜前梳妆，头发还没蓖完油，一个炸弹便直穿屋顶砸在地面。还好是颗哑弹，她捡回一条命。

（二）

国军投降之后，带不走的重工业资源都归了新政权。东北开始大搞建设，挖矿、采油、炼钢、修铁路，在全国各地招工。爷爷在济南应征，带着全家跋山涉水到了辽宁抚顺。抚顺城的名字据说得自明初，取“抚绥边疆，顺导夷民”之意。三百年前，努尔哈赤带着女贞勇士打穿了这座城，一路直取关内。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行了，又跑来俄国人，日本人。半个世纪之前，在这座“煤都”开山凿地的，还是满铁株式会社，一转眼天又变了色，老百姓依然干活，只是身份变了，变成“社会主义新工人”。

在抚顺，爷爷是胜利矿的一名木工。“胜利矿”这个名字其实是东北解放、产业移交到新政权手上之后改的。它最早由清政府开发，后来矿区几易其手。活着的老工人们还记得，在改名“胜利”之前，这里曾经叫“莘夫矿”，地质专家盛莘夫的“莘夫”。到了1950年代，胜利矿是“苏联老大哥”的重点援建项目之一，在工农剪刀差、全国支援东北工业基地的时代，煤矿工人也有过他们辉煌的日子。

我爸爸的哥哥姐姐大多出生在东北。抚顺出生，名字就叫“抚生”。叫抚生的大爷只是奶奶第一个养活的孩子。在他前面，还有两个孩子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战争年代，人漂泊无定，产妇自己都常常挨饿，养不活孩子的事太过寻常。生大爷的时候，奶奶已经二十八岁，对那时的女孩子来说已是大龄。所幸爷爷捧上了铁饭碗，孩子一出生也是厂矿子弟，一家子终于不用为饥饱所困，当下和未来，都有公家兜底。

矿上的工人日子好了，纷纷把老家吃不上饭的亲戚往东北带。爷爷奶奶也惦念着老家的父母姊妹。奶奶的父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也被爷爷带来了抚顺。后来爷爷一家人被遣返，奶奶的弟弟一家则留了下来。留下来的一家似乎过的也不好，胜利矿1970年代末停产，改开后，东北衰落，厂区也遭废弃。下岗的下岗，普通人的希望与这城市的地底一样，被掏空。

我出生第三年的夏天，爷爷就去世了。我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所有关于他充满矛盾的生命叙事，是从家人那里零零碎碎听来的。说他矛盾，细想又很统一。家里充裕的时候，他是个不愿下田、一心经商的小公子哥，当上了社会主义工人，有了稳定的衣食供应，他却开始不落人后的劳作。家人说，在东北，他年年是劳模。矿上的，市里的，省里的。矿上知道他象棋下的好，派他去市里比赛，也拿过奖。可我没见他留下什么奖章奖状，或许是后来被收走了，亦或许是遣返时颠沛流离弄丢了。

（三）

爷爷出事是在1962年。他后来在“申诉书”里写，矿上保卫处的干部找他谈话，说他“偷听敌台”。他态度不好，和这位干部争执了起来，当下没能有个定论。十几天之后，他就被送到了看守所，看守所里一待就是十个月。十个月后，路天区人民法院来了人，在看守所对他进行了不公开审理，判了“管制三年”。爷爷写，当时他本想上诉，但在看守所里关出了病，身体实在无法支撑。

爷爷去世后，家里留下一堆他当年的申诉材料，其中也包括一封法院的判决书抄件。判决书上说，日本占领山东期间，他曾在老家的日军警备队参与抢粮、抓兵，在新民会里“积极搜集我军军事情报”，还在日军投降前夕接受了潜伏任务，是日本特务。后来招工到抚顺是“畏罪潜逃、隐匿东北”。

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在看守所一待就是十个月，那十个月他究竟经历了什么。读到判决书，似乎有了一点头绪，上面写，爷爷对“接受潜伏任务等问题”至今仍未坦白交代，“负隅顽抗、拒不供认”。没做的事，坚决不认，不受一点冤枉，是他的尊严，在那个认罪态度绑定生命机会的时代，却显得可怜、徒劳。尽管他“拒不供认”，但法院言之凿凿，说这事“已有充分证据在卷，足资认定无疑”。

判决书下来的那一年，爷爷44岁，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彼时全国工业人口过剩的问题开始显现，东北工业区借着政治运动的风潮驱逐人口。家人后来觉得，一定是臭脾气的爷爷在单位里得罪了什么人，才让人把陈年旧事翻出来，让全家跟着倒了霉。爷爷最终遭遇的处罚并非如判决书上所写的“管制三年”。在牢里害了病的他被放出来，带着法院的判决书和一顶“反革命”帽子，与妻子儿女一起，被胜利矿强制遣返原籍。

（四）

我奶奶这辈子养活了七个孩子，爸爸是家里的小儿子，生在一家人从东北回到山东老家之后。爸爸出生后没多久。文革就开始了。村子里本没什么阶级敌人，只爷爷是个板上钉钉的“反革命”，三天两头要拉出来斗一斗，游街示众，大大小小的运动要拿他充指标。后来家人讲起爷爷，都说他爱“喝两口”。其实喝的不是两口，而是顿顿喝，早饭喝，喝到夜里。喝了酒，稀里糊涂，好上街挨斗。斗完了，消沉，窝囊，只能再喝两口。

喝了酒的他，依然是个臭脾气的父亲，家里没人敢惹。孩子犯了错，他抄起火钳追着打，奶奶只是沉默。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沉默是奶奶的性格。小时候的我并不理解，性格是遭际还是天然。或许沉默是她的逃避，也是她的抵抗。这一生，在这男人身边目睹、经历的一切，她始终，也只能这样沉默着，咽下去。

爷爷对家人大概没说过什么抱歉的话。可他在申诉书上写，自己被强制遣返时，“妻子儿女受了株连”。那个年代在矿上当工人的，全家跟着吃公粮、考学的考学，等接班的等接班。回到老家，一家子都变成“农业户口”，孩子不再是工人子弟，长大成人也只能在生产队里做劳力，挣工分，当一辈子“社员”。

跟着爷爷回到老家的时候，家里最大的孩子，我的大爷，已经是读中学的年纪。文革开始，学校也天天搞运动，出身“反革命”家庭，在同学那里也受歧视。青春年少就尝到了宿命的滋味，人都容易虚无。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亲戚们来家里留宿，夜里我被大人们聊天的声音吵醒，听几个姑姑啜泣着痛斥大爷年少时酗酒，和村里的二流子混在一起，对弟弟妹妹们又打又骂，没有半点疼惜。

艰难岁月里求生的努力，抑或偶然的生命际遇，碰上特定的政治年代，就把人分了三六九等。“平反”以后，爷爷把自己当年戴高帽子游街、挨批斗的事当笑话讲，当英雄故事讲，很多年后，家人再讲给我。不知道那种每天带着黑五类身份走出家门、人人避之不及的日子，他是不是真的能一笑置之。或许有些经历他也不能释怀，以至于变成家里一代代念叨着的故事。

那时爷爷的侄孙在学校做代课老师，学校调查人事关系，发现他和村子里的“反革命”沾亲带故，逼着他写自白，要么和十恶不赦的坏分子断绝关系，要么自毁前途，别干了。家族里还是讲些人伦，侄孙跑到家里，对着爷爷痛哭流涕。爷爷大手一挥，年轻人，前途重要，亲缘血脉，断了就断了。喇叭里，代课老师把自白书一字一句地念给全村人：自己对党的事业忠贞不二，跟反革命分子不再有爷孙之情。

我读中学的时候，历史课本上写，大饥荒只有三年时间。可我爸对饥饿的记忆一直维持到读大学之前。家里人口多，工分一算，分到每个人的口粮就那么点。老家的土地细碎，再细碎的地，种出来的东西也是集体的。小清河穿村而过，河里的鱼捞上来，也是集体的。就连沿河的一大片芦苇也是集体的。芦苇可以用来编捞鱼的筐，叶子可以当柴火烧，都是生产资料。生产队里也有人负责养猪，那是一整个生产队都羡慕的希望劳动。可泔水里没货，猪也吃不饱，和人一样瘦，弱的走两步就摔在墙根下。

孩子多，劳力多，等着吃饭的嘴也多。爷爷忙着挨斗的日子里，一家老小还得为糊口出力。男的在水库出工，女的折芦苇、编筐子，连家里最小的孩子，我爸，放了学都要跨着小筐出门拾些树枝树杈当柴火。他穿着哥哥穿不下的衣服，带着姐姐用过的课本，在小学跳级，家里没人在意。可毕竟是小儿子，要格外受宠些。晚上肚子咕咕叫的时候爬到奶奶身边哭，奶奶悄悄掰一块藏下的馒头，沾着酱油瓶沿儿上干了的渣子，能满足地加个餐。

普遍的匮乏、穷困，大家都差不多。成分差，是另一种穷，像一副锁套，套住几代人的愿景和命运。运动的年代，没人愿意嫁进反革命家庭，跟着受牵累。运动的色彩淡下来，家里才试着给男孩子说媳妇，熟人社会里，“成分”的影响犹在，老百姓既恐惧又势利，于是只敢往更低、更穷的人家找。再心有不甘，也只能稀里糊涂地吞下去。我爸记得，他二哥结婚的时候，和家里闹了大别扭，哭着要分家，搬出去自立门户。

（五）

1976年，毛、周去世，过去十年的荒唐推给“四人帮”。远洋水手们喊着“打倒王张江姚”返航，消息一层一层往下传，还没人敢相信。三年以后，爷爷摘掉“反革命”帽子。送到家里的通知书上，盖的还是“县革委会”的章。这并不是他想要的。十几二十年的冤屈，他可以带进坟墓。但他一直记得，没被打成反革命的自己，曾是个工人；他的子女家人，原本也该是工人，拿城镇户口，吃商品粮。

“摘帽”的那个春天，爷爷开始写申诉信，信里夹着“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文件，寄到老单位抚顺胜利矿，寄到调查他的公安局和判决他的法院。老单位不愿处理这些陈年烂账，碍于“落实政策”的要求，派了两个干部来老家“复查”当年的案子。两个干部装模作样走了一遭，推脱材料不全，判决书让生产队给弄丢了，身份不能查证，待遇落实不了。

爷爷三天两头去生产队上找。大队拗不过老头子，只能帮着写信给抚顺法院。法院回信说，案子事实不清，退回公安局重新调查了。可公安局说，卷宗找不到，让爷爷到原单位找证明人。

爷爷去世后，留下一堆当年的通信，有的是原件，有的是为怕再丢手抄的附件，抄了一份又抄一份。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信依然用信封装着，纸受潮发黄，字迹还很清晰。信封上邮票邮戳乱七八糟，有法院寄来的，公安局寄来的，胜利矿寄来的。信寄到大队，再由大队转交给爷爷。那时信走得慢，电话也没接到村子里。信一寄出，人能做的只剩等待。有时候信寄出去又被退回来，辩白的话写了厚厚一沓，偏偏到不了人家手上。

有几年的时间，爷爷整个人耗在这桩事上，写申诉信，找证明人，跟法院、公安、矿上、生产队扯皮。外人眼里，这个老头子为了给自己“恢复名誉”也太折腾，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硬要纠缠。家里人心里或许清楚，爷爷的执着，无非是想为“无辜受株连”十几年的子女挣一个好前途。

为了给自己“找证明人”，他拜托留在东北的小舅子一家帮忙打听当年的老邻居、老同事，千方百计请对方帮忙。为了这件事，他甚至亲自回了一趟抚顺。当时已是80年代初，两个儿子娶了媳妇，家里经济上正是艰困。为筹路费，爷爷卖了半边屋子。所谓卖屋子，卖的不是土地，而是院墙上的砖，屋顶上的瓦，是建材。卖给别人家盖房子、娶媳妇。

几十年前，为了从日本人的大牢里救他，家里把祖上留下的地和屋卖了大半折现。几十年后，为了让他回东北“讨公道”，一家人又勒紧裤腰带。我想他大概就是民间常说的那种“败家子儿”，虽然他不赌钱不抽大烟，可因为他的较真、他执着的一点小小的正义，整个家业也在他手上散了个干净。

到了抚顺，果真联系上了当年的旧识。政治风暴过后，人们依然战战兢兢。邻居、同事们在证明书上谨慎地写，的确有这么个人，和自己住过隔壁、共过生产，“其他的就一概不知了”。一概不知什么？无非是眼前这个老头到底有没有帮日本人搜集情报，接没接过潜伏任务。

到抚顺的时候是春天，所幸最冷的日子已经过去，人心却依然发寒。家里留下的申诉抄件里，落款写申诉人XXX，“暂住抚顺市欢乐园胜利浴池”。浴池，不是今天的东北豪华搓澡，而是煤矿工人下了工都要去一趟的澡堂子。等待的日子遥遥无期，招待所他大概住不起。回家的路费还要筹。据说他又捡起当年沿着小清河贩货的本事，把市郊的葱带到城里来卖，能挣几毛是几毛。

（六）

家里人已经记不清那迟来的“待遇”是什么时候“落实”的。唯一确定的是，爷爷成功了。他要来了本该属于他的清誉，要来了几个孩子“农转非”的身份。知青返城的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落到爷爷家里的资源也是有限。大爷已经成家立室有了孩子，扎在村子里成了彻头彻尾的农民。二大爷安排在了县城酒厂，大姑在食品厂，筐子编的好的二姑在工艺美术厂，九十年代初纷纷下岗。小姑用“接班”的方式顶了爷爷的缺，在石化单位干了一辈子。轮到我爸就没了天上掉馅饼的可能，唯有硬着头皮高考。我爸觉得没什么，备考家里能给准备足够的馒头吃，他心满意足。

爷爷活着的时候总跟家里人唠叨，他感谢邓小平，因为在邓主政的时代，他“平反昭雪”了。在这个国家，普通老百姓从来窥探不到上层的事，只认头顶着一片天。但那或许真是一个一切向好、处处充满希望的时代。在毛时代的运动里挨了十几年斗的爷爷，邓上台之后，莫名其妙地成了县里的政协委员，拎着小马扎，带着粮票到县城去开会。他在申诉书上写过，在警备队的时候，自己曾给地下党抄过情报，或许是当年那两个和他联络的地下党真的找到了，也或许是政府真的把他当“起义人员”对待了。当政协委员的那几年，他其实没有任何正式工作或体制身份。他把这个国家还给他的机会、待遇都留给了子女。后来家人给他找了个在银行看门的工作，他就在门岗上和人下棋，偶尔回村子里管管张家不养娘、李家欺负老婆的闲事儿。

听妈妈说，我一岁多的时候，他和奶奶曾经来家里看护过我。我没有任何印象了，只有家里一张老平房院子里的合照为证。从我家回去，没多久他就生了病，食道癌晚期。我模模糊糊地记得，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每天躺在床上，爸妈带我去看他，要我走过去叫爷爷。我爬上床，摸着他花白浓密，垂到脸颊的眉毛，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要躺在那。长大之后我了解到，食道癌是一种很痛的病。可当年我爬上床摸他眉毛的时候，只记得他额头微微冒汗，嘴巴里没有任何声响。这是他在我脑海中残存的唯一，也是最后一幕。

三十年过去，我已经不太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只能通过家里稀稀拉拉的照片和残缺不全的申诉材料，去重新认识这个日渐遥远的亲人。我爸倒是时常提起他。在家人的回忆里，他的形象既鲜活又单一，有时充满传奇色彩，有时不过是一个令人厌憎的父亲。读着他那些激动的有些词不达意的自白的时候，我意识到，他就是这百年的动荡里一个与世沉浮的普通人，努力为生活掌舵却总被外部风云裹挟，性格顽固倔强却偏被情势为难折磨。

从小在姥姥家长大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里，和父亲那边的亲戚一直没什么亲近感，甚至不愿承认和他们之间有什么亲情。缺少共同生活的经验，彼此的世界像被什么隔着，没有爱恨纠葛，只剩一些体面的客气。这个暑假回父母那里帮忙搬家，从抽屉里翻出一沓发了霉的材料、书信，满屋子曝起灰尘，落在身上，吸入鼻腔，难以跨越的生命隔阂似乎也在那一瞬开始消融。我轻轻取出这些脆的快要碎掉的纸，打开这些快要化入尘烟的字，在那些郑重其事的笔划之间，似乎也更清晰地照见了自己，照见了流淌在身体里的痛楚的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