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伦理的败坏

处境困难的伦理

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Slavoj Zizek, “Ethics on the Rocks”, Project Syndicate, Nov 22, 202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ethical-decay-right-wing-violence-hate-left-wing-woke-cancel-culture-by-slavoj-zizek-2022-11。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做其他用途。

斯拉沃热·齐泽克，欧洲研究生学院哲学教授，伦敦大学伯贝克人文研究中心国际主任。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伦理的进步会带来一种好的教条主义。正常、健康的社会不会去争论能不能接受强奸和酷刑，因为公众会“教条地”认为它们不可接受。同样，一个社会的领导人大谈“合法的强奸”——就像美国一名前共和党参议员曾经做的那样——或可以容忍的酷刑也是一个清晰的信号，它表明这个社会伦理败坏了，之前不可想象的行为可能很快就会冒出来。

想想今天的俄罗斯。在本月开始流传的一个未经验证的视频中，一名曾为与克里姆林宫有关系的瓦格纳集团效力的前雇佣兵被控跳反——回过头来“打俄罗斯人”——随后，一名身份不明的袭击者用一把大锤砸向该雇佣兵的头部。在被要求对这个以“复仇之锤”为题发布的视频置评的时候，瓦格纳集团的创始人和普京的密友叶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回答说：“狗就该这么死”。就像许多人已经观察到的那样，现在，俄罗斯的行为和当年的ISIS一模一样。

或者，想想俄罗斯越来越亲近的盟友伊朗。在那里，据报道，他们强迫因抗议政权而入狱的少女嫁给狱警然后强奸她，原因是按法律规定，他们不能处决身为处女的未成年人。

又或者，想想以色列。它骄傲地把自己呈现为自由民主国家，哪怕它已经变得和它周围的其他一些原教旨主义宗教国家越来越像。这个变化的最新证据是最近的一则新闻，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将加入内塔尼亚胡的新政府。在进入政界前，本-格维尔以在起居室挂以色列裔美国恐怖分子巴鲁克·古德斯坦(Baruch Goldstein)的像而著称。后者1994年在希伯伦对正在礼拜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发动恐怖袭击，造成29人死亡，125人受伤。

内塔尼亚胡曾是以色列连任时期最长的总理，直到2021年6月被赶下台。他完全参与了伦理的败坏。2019年，《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他“在[以色列]政府发布报告称极右翼是欧陆犹太人面临的最大威胁后，呼吁打击欧洲新兴的穆斯林和左翼反犹主义”。为什么内塔尼亚胡不提极右翼反犹主义？因为他靠的就是极右翼。西方的新右翼可能在国内反犹，但他们同时也坚定地支持以色列，把以色列视为抵抗穆斯林入侵的最后屏障。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都还只是故事的一面。伦理的败坏在“觉醒”的左翼那里也愈演愈烈。在提倡允许所有形式的性和族群认同——除了一种——的同时，他们变的越来越威权主义，越来越不宽容。根据社会学家杜安·罗塞尔(Duane Rousselle)的总结，新的“取消文化”是“不要一只要多的时代的种族主义”。传统的种族主义诽谤的是对大“一”统构成威胁的入侵者，觉醒的左翼则想对所有还没有完全放弃“一”的旧性别、性和族群范畴的人做同样的事情。现在，所有的性向和性别认同都是可以接受的，除非你是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的生理性别相符的白人男性。这个顺性别群体的成员被要求为其所是——为“欣然接纳自我”——而愧疚，而其他所有人（甚至顺性别的女性）则被鼓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在现实世界的各种荒诞情节中，这个“新的觉醒秩序”越来越清晰可见。就在这个月，宾州葛底斯堡学院的性别与性资源中心计划赞助一个学生组织的，面向所有“厌倦了顺性白男”的活动。该活动计划让参加活动的人“来画&写”他们在“欣然接纳自我”的白男那里受到的挫折。在一片哗然和种族主义的控诉声中，该活动已经被推迟了。

觉醒的非二元流动性与不宽容和排斥吊诡地走到了一起。在巴黎，著名的高师正在就一个提议展开讨论，即要不要建一个专供选择混合/多重性别认同的人使用的宿舍走廊，以排斥顺性男。提议的规定十分严格，不符合标准的人甚至不能踏入走廊。而且，当然了，这样的规定将为甚至更加严格的限制开路。如果有足够多的个体以甚至更加狭隘的方式（即叠加更多“先进”的范畴）来定义自己的认同，那么，他们大概也能要求有专属于自己的走廊。

值得强调的是，这个提议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它不只排斥顺性别男性，也排斥顺性别女性；第二，它依据的不是什么客观的分裂标准，而仅仅是主观的自我指定；第三，它要求在分类上做进一步的细分。最后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说明了所有这些对可塑性、选择和多样性的强调是怎样最终走向一种新的种族隔离（即一个有固定的、本质化的认同构成的网络）的。

因此，觉醒主义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研究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允许是怎样变成禁止的：在一个觉醒的体制下，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中的一些人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因为自己说过或做过的某件事情（因为标准很模糊），或仅仅是因为自己生来就属于被禁止的范畴而被取消。

觉醒的左翼经常号称自己反对新形式的野蛮，但事实完全相反，他们充分参与这种野蛮并推动和实践一种无反讽的压迫话语。虽然他们倡导多元主义、鼓励差异，但就他们致力于强加任意的排斥（即动不动就取消这、取消那，而以前，在宽容、自由的社会中，这种专横的做法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的主观阐述立场——他们说话的地方——是威权的，不容许任何讨论。

虽说如此，我们应该牢记，这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狭小的学界（和像新闻那样的行业），而社会的其他领域，则更多地是在朝相反的（好的）方向变化。比如说，本月美国12名共和党参议员和共和党多数一起投票支持把同性伴侣结婚的权利写入法律。

取消文化，和它隐含的偏执，是一种绝望且明显适得其反的努力，它试图补偿长期以来性少数遭受的真实的暴力和不宽容。但它所做的，却是退入一个文化的堡垒，一个伪“安全空间”，其在话语上的狂热，只起到使多数更加抵抗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