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波赫士《小徑分岔的花園》

大學讀到時激動萬分，其優雅又玄奧的特質一直影響著我。直至去年寫的一篇小說，仍在結局留下那種「分岔」的不穩定感。而更早，在大學時，我一篇創作的小說結尾，也使用了這一概念，使結局陷落在模糊不清的渾水中無法分辨。

《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篇以偵探小說外殼包裝的寓言，也是典型的嵌套型小說，這類小說的特點是像俄羅斯娃娃一樣有著故事含括故事的結構。小說開頭，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中某一頁提到的歷史事件，即原定於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發動攻擊的十三個英國師，推遲了五天，被解釋為因滂沱大雨造成延遲。一份來自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余尊的證言，試圖對此次事件提出質疑。這份證言缺失了兩頁，為小說更增添神秘感。

在證言中，余尊成了敘事者，以第一人稱的視角，遮蔽看不見的故事，發揮偵探小說的緊張懸疑。余尊是德國派駐英國的間諜（也有小說研究者指出余尊實則是雙面間諜），因事蹟敗露，同伴被殺，又手握重大情報，需在被抓獲前想盡辦法將情報送出。而前來抓捕他的人叫馬登，是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可見兩人身分的呼應，兩者都是大國底下的情報人員，皆出生在他國不受重視，由此必須證明自己。

作為一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變的嫌疑，如今有機會挖出德意志帝國的兩名間諜，拘捕或者打死他們，他怎麼會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感激不盡呢？

以這一段對照後續提到余尊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處境，則可明顯意識到兩人身分如影子般的關係。

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頭頭瞧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彙集的無數先輩。我要向他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

讀者如果還記得故事開頭提到的歷史情境，若小說不偏離史實，就能知道余尊最終成功通報了德國軍方，轟炸了英軍。余尊在知道自己被馬登前來追捕後，他必須馬上想辦法通知德國轟炸地點，電光火石之間，他在電話簿上找到一個人的名字，並認為這個人可協助他將情報傳播出去。他徑直往火車站出發。

讓我們回轉到余尊在房間中苦惱的這個時刻，小說語言在此已經展開了它的敘事魔力，除文字優美外，波赫士在這裡是以交叉混雜的方式丟出資訊，由此非常容易受到忽略。

窗外還是慣常的房頂和下午六點鐘被雲遮掩的太陽。這一天即無預感又無徵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裏待過，難道我現在也得死去？隨後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在卻出事了；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馬登那張叫人難以容忍的馬臉在我眼前浮現，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

在這一段中，我們看到余尊的迷惘，他看著窗外不知所措。他的生命即將戛然而止。筆鋒一轉，又提到小時候住過的對稱花園，這與死亡到底有什麼關係？不等讀者從中悟出什麼，敘事者又把視線拉遠，千千萬萬的人，為什麼偏偏是我？命運就這樣砸在頭上，躲也躲不掉。在這一番曲折的敘述之後，暗暗地拉回到自身的險境身上。這裡至少涉及了三件事，即現實中余尊的恐慌，童年花園的對稱，和命運的偶然與暴力，彷彿是現實/象徵/哲思的三重奏。而這樣交叉丟出資訊的方式，在小說中反覆出現，也是為何需要多次重讀。被美麗的語句承托的種種暗示，讓人一不留神就忽略了。

舉個例子，

我模糊地想，槍聲可以傳得很遠。

這裡是余尊出門前清點身上的物品，拿起槍時內心的想法。槍聲很大沒錯，但再怎麼遠，也絕不可能從英國傳回德國，這裡的「遠」實則是隱喻。如果知道故事結尾，在重讀時讀到這一句，讀者必定會心一笑，這是指「死亡」的傳播距離，而非「聲音」的傳播距離。

在這之後，余尊將遇到一系列巧合，雖然很想停下分析各種漂亮的句子和暗示，但文章就會變得又臭又長，且我也不一定有這樣的耐心，決定只簡略羅列一下這些巧合。他到火車站後，買到的火車票剛好趕上要開的火車；火車剛開，馬登剛好錯過火車；火車不報站名，某隨機一站余尊問了月台上幾個小孩，剛好就是他要去的地方；這幾個小孩莫名其妙就問他是不是找艾伯特，還把路告訴他；當他找到艾伯特時，這艾伯特剛好是個漢學家，研究的是余尊的曾祖父崔本；這個漢學家剛好很厲害，已經得出結論，一直困擾著余尊的，關於他曾祖父的迷宮到底藏在哪裡的疑惑。

這一切「剛好」，以小說來說是大忌，尤其現代小說講究常理，偶然不能多。但如若偶然太多，這中間必定是什麼大膽的安排。這個問題留待最後解答，我們先回到這一系列巧合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幾個點。這幾個點都使小說漸漸脫離了寫實，往幻境靠攏。

如在月台上問小孩那一幕，小孩們的臉是在陰影中的，頭頂上有一盞燈，光用想像，這一幕就頗為魔幻，也就為何當這些小孩能猜出余尊要找的人時，讀者不會太驚訝。不知不覺中，作者都在佈這樣的線。這些小孩告訴余尊去艾伯特家的方法，遇到每一個分叉路口都左轉，這明顯不是正常路數的走法，使整個故事飄到更虛幻的層次。余尊想到這種走法正是走迷宮的方法，由此聯想到曾祖父崔本明明是高官厚祿，卻辭官歸隱只為寫一部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同時呢，還要建造一個誰也走不出來的迷宮。崔本花了十三年功夫，被一個外來的人刺殺（暗示故事結局），留下的小說猶如天書，而迷宮也無人發現。

小說的陷阱就在這裡。讀者已經被引誘到故事之外了。想想，原本的主故事是個解謎追捕遊戲，我們跟著敘事者與時間賽跑，如何在死亡來臨前將情報傳出去。然而在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巧合以及余尊的回想中，我們已經被拉離了注意力，我們開始想那個迷宮和小說到底是什麼？由此小說進入了第三層，也就是艾伯特跟余尊的對話，如何完全奪走了原本故事的地位，像隻老鼠被踢到了路邊。在這裡，小說再次暗示了主題。

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

這個句子太美了。當然，單從字面上來看，最直接的暗示是崔本的花園，即花園裡有螢火蟲、水流和風，所以這一切都能被納入這個句子中。但能玩味的遠不止這淺淺的一層。前半句的「可以」，暗示了選擇權，如果讀者知道故事結局，則必定知道這個選擇是多麼諷刺，在劇情上又多麼切題。我就在這裡講了吧，艾伯特就是要轟炸的地名，所以余尊就是去刺殺艾伯特，並讓這件事登報，德方看到報紙就能得知資訊。然而這個偵探小說的謎底一點也不重要，就如同我上面講的，這個故事早就被讀者踢到路邊溝渠裡了。余尊在電話簿上找到了「艾伯特」這個人，試圖殺死他通知德方，這就是一個選擇。但這真的是個選擇嗎？我們帶著這個疑惑往後看，至少從這一層故事來看，他的確是「選擇」讓艾伯特成為自己的仇敵。

這個句子美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詞語的異質性。「水流」和「風」勉強可算作同一層級的事物，「地區」則是抽象的範圍概念，「螢火蟲」是生物，「字句」是語言與系統，「花園」在這裡就更迷糊了，它在這篇小說裡含括了一切可被詮釋的可能。由此，這個短短的句子，就像一個千層蛋糕般被拉開了好幾層，這種並列打破了慣常思維，指出這些詞背後的某種共性。很多詩當中也會看到這樣的寫法。

回到小說，此時漢學家艾伯特與德國間諜余尊正在討論崔本的迷宮與小說。余尊提到，崔本拋棄一切去追尋的小說與迷宮，前者雜亂無章，後者無人尋得。後人無法接受崔本的小說被出版，「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彙編。我看過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裏死了，第四回裏又活了過來。」艾伯特不等他說完，便指出了迷宮的所在，他指著一個高高的漆櫃，余尊以為所謂迷宮是一座微雕迷宮，但艾伯特糾正，謎底是一座象徵的迷宮。

一座時間的無形迷宮。我這個英國蠻子有幸悟出了明顯的奧秘。經過一百多年之後，細節已無從查考，但不難猜測當時的情景。崔本有一次說：我引退後要寫一部小說。另一次說：我引退後要蓋一座迷宮。人們都以為是兩件事；誰都沒有想到書和迷宮是一件東西。

為了證明這一點，艾伯特拿出了崔本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

若干後世所指涉的分岔不是空間維度上的分岔，而是時間維度的分岔。在今天，我們當然非常容易接受這樣的論述，多元宇宙，分岔的時間線，所有的可能，解決薛丁格貓的一個假想。

關於這個理論，我摘錄了《原子中的幽靈》這本書的詮釋來加以說明：

一九五七年，休·埃弗雷特提出了一種激進的量子力學詮釋，它移除了量子宇宙學的概念障礙。如前所述，測量問題的本質乃是理解一個處於兩態或多態疊加之中的量子系統，作為一次測量的結果，如何驟然跳躍到一個具有特定觀察量的具體態。前面討論過的薛丁格貓實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那個思想實驗中，量子系統可以演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態；活貓態與死貓態。而量子力學的概念無法解釋貓的活—死疊加態是如何轉變為非活即死的狀態。
按照埃弗雷特的觀點，出現這種轉變，是因為宇宙分裂成了兩個拷貝，其中一個包含了活貓，另一個包含了死貓。兩個宇宙還都包含有實驗者的拷貝，其中每個人都認為他是唯一的。一般說來，如果一個量子系統為n個量子態的疊加，則由於測量，該宇宙就會分裂成n個拷貝。通常，n為無限大。因此，我們必須接受下述觀點：在任何時刻都有無限多個「平行宇宙」，它們與我們見到的這個世界共存。而且還有無限多個、多少與我們每個人相同的個體，居住在這些「平行世界」中。這真是一種怪異的思想。

當然，波赫士沒接觸過這個理論，也絕非是以這個理論為基礎寫作。他的這個構想指出的是時間的另一種想像。這裡面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對照之處，似乎宇宙能關照到可能性的完滿。這種想像就如同寫作者在寫作時遇到的困境，他在情節的每一個節點之後都需要做出選擇，而命運就此達成。或說，命運是一種回望的時間，他看到過去是無法改變，但我們如何回望就成了另一個問題，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偶有提到的記憶的虛構特質，使回望與實際發生的事產生了偏差。寫作在此展露了與記憶不一樣的特質，即它是一種寫實的虛構，雖然它純然誕生於作家之手，但它卻穩固得不得了，致使回望成為可能。小說對時間的這種觀點既樂觀又悲觀，艾伯特提到崔本小說裡的一個情節，關於一場戰爭中的一支軍隊的兩種可能，雖然經歷的路途不同，最終卻都打了勝仗。在結尾，都留下了這段話：「英雄們就這樣戰鬥，可敬的心胸無畏無懼，手中的鋼劍凌厲無比，只求殺死對手或者沙場捐軀。」

在這裡我們可做兩種想像，即無論中間過程如何，似乎最終歷史都會走向一樣的結果，即這支軍隊仍然獲勝。看似偶然的分岔，最終卻通向命定。另一種看法，小說中雖沒明講，讀者也可猜想，崔本是否在小說中寫道了另一些結局，即這支軍隊潰敗，歷史改變。因為如果我們注意到這個小說結尾的這段話，它沒有指出勝利者是何者，它宣揚的是英雄氣概，這是無論什麼結局都可接受的說法，似乎暗示了歷史是被一種意志所主導，而非現實的輸贏，在這裡，這種意志就是這種英雄氣概，它不分何方，像一首永恆的交響樂。

然而，回到小說結尾處，余尊舉槍殺死艾伯特，余尊也被馬登捕獲處刑。死前，他看到德方轟炸了這座叫做艾伯特的城市，同時也看到他謀殺艾伯特的新聞。弔詭的是，這兩則新聞在敘述上看來，是出現在同一份報紙上的，如果以線性時間的觀點看，德方是不可能看到艾伯特被殺的新聞，自然也就無法根據這一點去轟炸這座城市。在結尾，余尊也提到自己感受到了無限的悔恨和厭倦。厭倦要如何解釋？如果這裡不是筆誤，也非翻譯錯誤，則可以說，無論艾伯特是否被余尊殺害，德方都注定會轟炸這座城市。他像一個演員拿著劇本演戲，然而在一開始，他就知道結局，剪輯師即便漏剪了余尊的戲份進去，這齣戲的結局也不受影響。如果以這個視角去解讀，則可發現，這本小說所傳達出來的時間觀是非常令人絕望的。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我有時候會想，如同希臘英雄的命運，當他們被決定時，他們仍根據劇本行動，並以此作為自身的根本，展現出沈默的力量。在那個時刻，他們是遠高過眾神的。余尊的英雄氣概不來自於他最終是否影響結局，恰恰相反，正因為他知道結局，卻仍一頭奔過去，才展現了無上的勇氣。

我們記得，小說最外層的故事是歷史設定，即英軍延誤進攻是因為暴雨，而中間的故事則是余尊逃亡的故事，它翻轉了歷史的敘述，最裡層的故事則是迷宮與小說，這裡又再次翻轉了逃亡的意義，逃亡只是命運曲中必定響起的一個音節。在認知上，我們認為歷史是含括所有事物的最外層，它解釋一切時間中發生的事，也給他們定義。然而在這篇小說裡，愈是裡層的結構，詮釋力愈強。

最後，我想談談偶然。在小說中，艾伯特明確指出崔本所寫的《小徑分岔的花園》的謎底是「時間」。

顯而易見，小徑分岔的花園是崔本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絕非虛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頓、叔本華不同的地方是他認為時間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

我們可以看到，小說裡的時間概念是不絕對的，因為它可任意分岔，躁動不安地四處搖擺。也就是說，時間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我們一般稱必然為命運，而偶然是更接近於自由意志的東西。一旦有偶然，事情就可能出錯。可是在小說裡的這種無限分岔的時間觀，也就使所有的偶然都成為了必然，因為所有的可能性都會發生，所有的自由意志都將變成命運。這也就給小說前半段的各種偶然巧合一個合理的解釋，因為總有那麼一種分岔，是能滿足這所有巧合。這難道不就是余尊之所以感到厭倦的原因嗎？小說早就在前半段做了暗示：「做窮凶極惡的事情的人應當假想那件事情已經完成，應當把將來當成過去那樣無法挽回」。也在結尾再一次提醒：「將來已經是眼前的事實」。

把時間想成一條線，我們所處的點上往前看，是偶然，往後看，是命運。每當我想起這篇小說，想起的都是這個深刻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