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波赫士《小徑分岔的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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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

大學讀到時激動萬分,其優雅又玄奧的特質一直影響著我。直至去年寫的一篇小說,仍在結局留下那種「分岔」的不穩定感。而更早,在大學時,我一篇創作的小說結尾,也使用了這一概念,使結局陷落在模糊不清的渾水中無法分辨。

《小徑分岔的花園》是一篇以偵探小說外殼包裝的寓言,也是典型的嵌套型小說,這類小說的特點是像俄羅斯娃娃一樣有著故事含括故事的結構。小說開頭,利德爾·哈特寫的《歐洲戰爭史》中某一頁提到的歷史事件,即原定於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發動攻擊的十三個英國師,推遲了五天,被解釋為因滂沱大雨造成延遲。一份來自青島大學前英語教師余尊的證言,試圖對此次事件提出質疑。這份證言缺失了兩頁,為小說更增添神秘感。

在證言中,余尊成了敘事者,以第一人稱的視角,遮蔽看不見的故事,發揮偵探小說的緊張懸疑。余尊是德國派駐英國的間諜(也有小說研究者指出余尊實則是雙面間諜),因事蹟敗露,同伴被殺,又手握重大情報,需在被抓獲前想盡辦法將情報送出。而前來抓捕他的人叫馬登,是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可見兩人身分的呼應,兩者都是大國底下的情報人員,皆出生在他國不受重視,由此必須證明自己。

作為一個聽命於英國的愛爾蘭人,他有辦事不熱心甚至叛變的嫌疑,如今有機會挖出德意志帝國的兩名間諜,拘捕或者打死他們,他怎麼會不抓住這個天賜良機,感激不盡呢?

以這一段對照後續提到余尊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處境,則可明顯意識到兩人身分如影子般的關係。

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頭頭瞧不起我這個種族的人——瞧不起在我身上彙集的無數先輩。我要向他證明一個黃種人能夠拯救他的軍隊。

讀者如果還記得故事開頭提到的歷史情境,若小說不偏離史實,就能知道余尊最終成功通報了德國軍方,轟炸了英軍。余尊在知道自己被馬登前來追捕後,他必須馬上想辦法通知德國轟炸地點,電光火石之間,他在電話簿上找到一個人的名字,並認為這個人可協助他將情報傳播出去。他徑直往火車站出發。

讓我們回轉到余尊在房間中苦惱的這個時刻,小說語言在此已經展開了它的敘事魔力,除文字優美外,波赫士在這裡是以交叉混雜的方式丟出資訊,由此非常容易受到忽略。

窗外還是慣常的房頂和下午六點鐘被雲遮掩的太陽。這一天即無預感又無徵兆,成了我大劫難逃的死日,簡直難以置信。雖然我父親已經去世,雖然我小時候在海豐一個對稱的花園裏待過,難道我現在也得死去?隨後我想,所有的事情不早不晚偏偏在目前都落到我頭上了。多少年來平平靜靜,現在卻出事了;天空、陸地和海洋人數千千萬萬,真出事的時候出在我頭上⋯⋯馬登那張叫人難以容忍的馬臉在我眼前浮現,驅散了我的胡思亂想。

在這一段中,我們看到余尊的迷惘,他看著窗外不知所措。他的生命即將戛然而止。筆鋒一轉,又提到小時候住過的對稱花園,這與死亡到底有什麼關係?不等讀者從中悟出什麼,敘事者又把視線拉遠,千千萬萬的人,為什麼偏偏是我?命運就這樣砸在頭上,躲也躲不掉。在這一番曲折的敘述之後,暗暗地拉回到自身的險境身上。這裡至少涉及了三件事,即現實中余尊的恐慌,童年花園的對稱,和命運的偶然與暴力,彷彿是現實/象徵/哲思的三重奏。而這樣交叉丟出資訊的方式,在小說中反覆出現,也是為何需要多次重讀。被美麗的語句承托的種種暗示,讓人一不留神就忽略了。

舉個例子,

我模糊地想,槍聲可以傳得很遠。

這裡是余尊出門前清點身上的物品,拿起槍時內心的想法。槍聲很大沒錯,但再怎麼遠,也絕不可能從英國傳回德國,這裡的「遠」實則是隱喻。如果知道故事結尾,在重讀時讀到這一句,讀者必定會心一笑,這是指「死亡」的傳播距離,而非「聲音」的傳播距離。

在這之後,余尊將遇到一系列巧合,雖然很想停下分析各種漂亮的句子和暗示,但文章就會變得又臭又長,且我也不一定有這樣的耐心,決定只簡略羅列一下這些巧合。他到火車站後,買到的火車票剛好趕上要開的火車;火車剛開,馬登剛好錯過火車;火車不報站名,某隨機一站余尊問了月台上幾個小孩,剛好就是他要去的地方;這幾個小孩莫名其妙就問他是不是找艾伯特,還把路告訴他;當他找到艾伯特時,這艾伯特剛好是個漢學家,研究的是余尊的曾祖父崔本;這個漢學家剛好很厲害,已經得出結論,一直困擾著余尊的,關於他曾祖父的迷宮到底藏在哪裡的疑惑。

這一切「剛好」,以小說來說是大忌,尤其現代小說講究常理,偶然不能多。但如若偶然太多,這中間必定是什麼大膽的安排。這個問題留待最後解答,我們先回到這一系列巧合中,特別值得注意的幾個點。這幾個點都使小說漸漸脫離了寫實,往幻境靠攏。

如在月台上問小孩那一幕,小孩們的臉是在陰影中的,頭頂上有一盞燈,光用想像,這一幕就頗為魔幻,也就為何當這些小孩能猜出余尊要找的人時,讀者不會太驚訝。不知不覺中,作者都在佈這樣的線。這些小孩告訴余尊去艾伯特家的方法,遇到每一個分叉路口都左轉,這明顯不是正常路數的走法,使整個故事飄到更虛幻的層次。余尊想到這種走法正是走迷宮的方法,由此聯想到曾祖父崔本明明是高官厚祿,卻辭官歸隱只為寫一部比《紅樓夢》人物更多的小說,同時呢,還要建造一個誰也走不出來的迷宮。崔本花了十三年功夫,被一個外來的人刺殺(暗示故事結局),留下的小說猶如天書,而迷宮也無人發現。

小說的陷阱就在這裡。讀者已經被引誘到故事之外了。想想,原本的主故事是個解謎追捕遊戲,我們跟著敘事者與時間賽跑,如何在死亡來臨前將情報傳出去。然而在一連串不可思議的巧合以及余尊的回想中,我們已經被拉離了注意力,我們開始想那個迷宮和小說到底是什麼?由此小說進入了第三層,也就是艾伯特跟余尊的對話,如何完全奪走了原本故事的地位,像隻老鼠被踢到了路邊。在這裡,小說再次暗示了主題。

我心想,一個人可以成為別人的仇敵,成為別人一個時期的仇敵,但不能成為一個地區、螢火蟲、字句、花園、水流和風的仇敵。

這個句子太美了。當然,單從字面上來看,最直接的暗示是崔本的花園,即花園裡有螢火蟲、水流和風,所以這一切都能被納入這個句子中。但能玩味的遠不止這淺淺的一層。前半句的「可以」,暗示了選擇權,如果讀者知道故事結局,則必定知道這個選擇是多麼諷刺,在劇情上又多麼切題。我就在這裡講了吧,艾伯特就是要轟炸的地名,所以余尊就是去刺殺艾伯特,並讓這件事登報,德方看到報紙就能得知資訊。然而這個偵探小說的謎底一點也不重要,就如同我上面講的,這個故事早就被讀者踢到路邊溝渠裡了。余尊在電話簿上找到了「艾伯特」這個人,試圖殺死他通知德方,這就是一個選擇。但這真的是個選擇嗎?我們帶著這個疑惑往後看,至少從這一層故事來看,他的確是「選擇」讓艾伯特成為自己的仇敵。

這個句子美的另一個原因,在於詞語的異質性。「水流」和「風」勉強可算作同一層級的事物,「地區」則是抽象的範圍概念,「螢火蟲」是生物,「字句」是語言與系統,「花園」在這裡就更迷糊了,它在這篇小說裡含括了一切可被詮釋的可能。由此,這個短短的句子,就像一個千層蛋糕般被拉開了好幾層,這種並列打破了慣常思維,指出這些詞背後的某種共性。很多詩當中也會看到這樣的寫法。

回到小說,此時漢學家艾伯特與德國間諜余尊正在討論崔本的迷宮與小說。余尊提到,崔本拋棄一切去追尋的小說與迷宮,前者雜亂無章,後者無人尋得。後人無法接受崔本的小說被出版,「一堆自相矛盾的草稿的彙編。我看過一次:主人公在第三回裏死了,第四回裏又活了過來。」艾伯特不等他說完,便指出了迷宮的所在,他指著一個高高的漆櫃,余尊以為所謂迷宮是一座微雕迷宮,但艾伯特糾正,謎底是一座象徵的迷宮。

一座時間的無形迷宮。我這個英國蠻子有幸悟出了明顯的奧秘。經過一百多年之後,細節已無從查考,但不難猜測當時的情景。崔本有一次說:我引退後要寫一部小說。另一次說:我引退後要蓋一座迷宮。人們都以為是兩件事;誰都沒有想到書和迷宮是一件東西。

為了證明這一點,艾伯特拿出了崔本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我將小徑分岔的花園留諸若干後世(並非所有後世)。

若干後世所指涉的分岔不是空間維度上的分岔,而是時間維度的分岔。在今天,我們當然非常容易接受這樣的論述,多元宇宙,分岔的時間線,所有的可能,解決薛丁格貓的一個假想。

關於這個理論,我摘錄了《原子中的幽靈》這本書的詮釋來加以說明:

一九五七年,休·埃弗雷特提出了一種激進的量子力學詮釋,它移除了量子宇宙學的概念障礙。如前所述,測量問題的本質乃是理解一個處於兩態或多態疊加之中的量子系統,作為一次測量的結果,如何驟然跳躍到一個具有特定觀察量的具體態。前面討論過的薛丁格貓實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那個思想實驗中,量子系統可以演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態;活貓態與死貓態。而量子力學的概念無法解釋貓的活—死疊加態是如何轉變為非活即死的狀態。
按照埃弗雷特的觀點,出現這種轉變,是因為宇宙分裂成了兩個拷貝,其中一個包含了活貓,另一個包含了死貓。兩個宇宙還都包含有實驗者的拷貝,其中每個人都認為他是唯一的。一般說來,如果一個量子系統為n個量子態的疊加,則由於測量,該宇宙就會分裂成n個拷貝。通常,n為無限大。因此,我們必須接受下述觀點:在任何時刻都有無限多個「平行宇宙」,它們與我們見到的這個世界共存。而且還有無限多個、多少與我們每個人相同的個體,居住在這些「平行世界」中。這真是一種怪異的思想。

當然,波赫士沒接觸過這個理論,也絕非是以這個理論為基礎寫作。他的這個構想指出的是時間的另一種想像。這裡面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對照之處,似乎宇宙能關照到可能性的完滿。這種想像就如同寫作者在寫作時遇到的困境,他在情節的每一個節點之後都需要做出選擇,而命運就此達成。或說,命運是一種回望的時間,他看到過去是無法改變,但我們如何回望就成了另一個問題,正如我在其他文章中偶有提到的記憶的虛構特質,使回望與實際發生的事產生了偏差。寫作在此展露了與記憶不一樣的特質,即它是一種寫實的虛構,雖然它純然誕生於作家之手,但它卻穩固得不得了,致使回望成為可能。小說對時間的這種觀點既樂觀又悲觀,艾伯特提到崔本小說裡的一個情節,關於一場戰爭中的一支軍隊的兩種可能,雖然經歷的路途不同,最終卻都打了勝仗。在結尾,都留下了這段話:「英雄們就這樣戰鬥,可敬的心胸無畏無懼,手中的鋼劍凌厲無比,只求殺死對手或者沙場捐軀。」

在這裡我們可做兩種想像,即無論中間過程如何,似乎最終歷史都會走向一樣的結果,即這支軍隊仍然獲勝。看似偶然的分岔,最終卻通向命定。另一種看法,小說中雖沒明講,讀者也可猜想,崔本是否在小說中寫道了另一些結局,即這支軍隊潰敗,歷史改變。因為如果我們注意到這個小說結尾的這段話,它沒有指出勝利者是何者,它宣揚的是英雄氣概,這是無論什麼結局都可接受的說法,似乎暗示了歷史是被一種意志所主導,而非現實的輸贏,在這裡,這種意志就是這種英雄氣概,它不分何方,像一首永恆的交響樂。

然而,回到小說結尾處,余尊舉槍殺死艾伯特,余尊也被馬登捕獲處刑。死前,他看到德方轟炸了這座叫做艾伯特的城市,同時也看到他謀殺艾伯特的新聞。弔詭的是,這兩則新聞在敘述上看來,是出現在同一份報紙上的,如果以線性時間的觀點看,德方是不可能看到艾伯特被殺的新聞,自然也就無法根據這一點去轟炸這座城市。在結尾,余尊也提到自己感受到了無限的悔恨和厭倦。厭倦要如何解釋?如果這裡不是筆誤,也非翻譯錯誤,則可以說,無論艾伯特是否被余尊殺害,德方都注定會轟炸這座城市。他像一個演員拿著劇本演戲,然而在一開始,他就知道結局,剪輯師即便漏剪了余尊的戲份進去,這齣戲的結局也不受影響。如果以這個視角去解讀,則可發現,這本小說所傳達出來的時間觀是非常令人絕望的。然而真的是這樣嗎?我有時候會想,如同希臘英雄的命運,當他們被決定時,他們仍根據劇本行動,並以此作為自身的根本,展現出沈默的力量。在那個時刻,他們是遠高過眾神的。余尊的英雄氣概不來自於他最終是否影響結局,恰恰相反,正因為他知道結局,卻仍一頭奔過去,才展現了無上的勇氣。

我們記得,小說最外層的故事是歷史設定,即英軍延誤進攻是因為暴雨,而中間的故事則是余尊逃亡的故事,它翻轉了歷史的敘述,最裡層的故事則是迷宮與小說,這裡又再次翻轉了逃亡的意義,逃亡只是命運曲中必定響起的一個音節。在認知上,我們認為歷史是含括所有事物的最外層,它解釋一切時間中發生的事,也給他們定義。然而在這篇小說裡,愈是裡層的結構,詮釋力愈強。

最後,我想談談偶然。在小說中,艾伯特明確指出崔本所寫的《小徑分岔的花園》的謎底是「時間」。

顯而易見,小徑分岔的花園是崔本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絕非虛假的形象。您的祖先和牛頓、叔本華不同的地方是他認為時間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

我們可以看到,小說裡的時間概念是不絕對的,因為它可任意分岔,躁動不安地四處搖擺。也就是說,時間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我們一般稱必然為命運,而偶然是更接近於自由意志的東西。一旦有偶然,事情就可能出錯。可是在小說裡的這種無限分岔的時間觀,也就使所有的偶然都成為了必然,因為所有的可能性都會發生,所有的自由意志都將變成命運。這也就給小說前半段的各種偶然巧合一個合理的解釋,因為總有那麼一種分岔,是能滿足這所有巧合。這難道不就是余尊之所以感到厭倦的原因嗎?小說早就在前半段做了暗示:「做窮凶極惡的事情的人應當假想那件事情已經完成,應當把將來當成過去那樣無法挽回」。也在結尾再一次提醒:「將來已經是眼前的事實」。

把時間想成一條線,我們所處的點上往前看,是偶然,往後看,是命運。每當我想起這篇小說,想起的都是這個深刻的感悟。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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