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災難,一個媒體人的告白
這是我第一次談新作《日常的中斷》。
在沒有接受訪談,也尚未進行任何一場公開發表的情況下,在Matters做分享,對我來說是相當新鮮的嘗試,自覺身為(前)媒體人,果然走在潮流最前端(笑)。
非常謝謝佳禾邀請(前作《憂鬱的邊界》出版時,亦是他第一個邀寫書評),特別是他還想了幾個形式,最終決定由潔平跟我對談。我非常喜歡這個安排,除了欣賞潔平這名新聞女將外,也是因為我與她的因緣就與川震有關--2010年,我向在亞洲週刊任職的她邀川震稿子。當時災難發生不過兩年,氣氛已和災難發生初期截然不同,對於第一時間前往災區自由採訪,最後卻必須跟著艾曉明老師等人突破言論與紀錄界線的潔平來說,感受一定很深刻。
也因為和潔平對談,我便以「媒體」的角度談這次書寫--儘管此書以「人類學家」為副標,但這是出版社的認定,於我而言,打從計畫寫這本書的開始,我就計畫拿「記者」身份來和既有的災難敘事/框架「對決」,意圖突破單一地理空間、幾乎成為制式的時間框限,嘗試處理一種較為多元豐厚的災後紀錄。它不會是那種救援結束就撤了的新聞,也不會是每隔一、三、十年就回頭進行的「紀念」。我希望可以盡可能補足這「媒體時間感」之外的東西,那幾乎是長期駐點的紀錄片工作者才會記下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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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喜歡「災民」這個詞,也對動輒稱災難發生地為「災區」反感,尤其數年過去了,某些地方仍然被災難標記,若我是當地人會很難受。這些遭遇災難的人,難道沒有主體性(或社會科學常說的能動性),十年二十年過去了,還要被世人「憐憫」,還要感動你們,給任何人什麼啟發嗎?這不被關注的時間裡,社會的改變、區域空間的配置,那種陳悶無聊折磨人卻又堅定的精神樣態,只在某個時候被概化整理,形成一種刻板制式。身為媒體記者,總在三個月、一年、三年進行回顧的我,感到非常抱歉。
這種內心的矛盾衝突,在2012年到了自己也說服不了自己的狀態--雖然整本書都在談地震海嘯,但莫拉克風災才是建立我寫作意圖的緣起。2009年莫拉克風災,在我替企業作了九二一重建區的CSR計畫,又去川震災區援建之後發生,當時我對災後重建已有些心得。因此,風災過後一周,我立刻以志工身份前往淹水地區,再行觀察。
三年後,風災重建幾乎完成之際,我向長官提議製作專題。報社長官允我花上一個多月時間,連續四周進行全版的重建區報導(不在主流媒體工作的人可能不知道這有多奢侈)。我分別到沿海低窪區、平埔聚落、原住民部落...採訪,有些聚落已重建,但也有人無家可回,樣態不同且複雜,但我觀察到,不論他們是否完全失去家園甚至面臨部落崩毀危機,卻也因為這場災難重新建立認同,甚至努力找回文化信仰。然而,大多數媒體報導仍建立在自己喜好的「衝突」(或自以為的正義)上批判政府、同情災民,未曾思考內部歧異性或許有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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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我也已經做過日本三一一海嘯採訪了,對於媒體呈現更有體會--當時台灣大眾是很羨慕日本的,因為日本媒體的「自律」或是災民的「沈默有序」,然而,在災後三個月到達現場,我看到的卻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景,災民其實很想抱怨又不敢抱怨,對媒體的節制或說是自我閹割很是不滿,他們會宣洩情緒只是不是在大眾面前哭...。每一件事情放在台灣,都是不同的效果,我不免覺得感情奔放的台灣人、很愛放大災民衝突情緒的媒體,確實傳遞了需求與意見,從某方面來看,還真是不錯。
跨在媒體工作中,我常感到矛盾。
作為一個閱聽眾,我很容易被災難新聞吸引,新聞畫面裡的哭天搶地每每都讓我跟著痛哭流涕,但哭完後,會覺得哪裡不太對勁。新聞訓練跟記者身份也會讓我腦海裡出現觀景窗,明白這些素材或題材是怎麼被框定的,而那些又是如何被內化成災難新聞的SOP,報導產製流程怎麼跑,最後反映在收視率或點閱率上。雖然我從未在第一時間出現在災難現場,我仍清楚那些鏡框外還有很多東西因為篇幅時間或諸多限制,無法被收納進來。換句話說,那些不成為「新聞」。但它就沒有價值了嗎?
涉入災難的人如此之多,但在媒體報導框架裡只有「災民」、政府、救災人員(志工),他們的性別族群階級乃至於背景與心理,往往被概化單一,未能見到多元與複雜性。但這可以怪記者嗎?在那種與時間賽跑的壓力下,有誰能像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那般從容?沒有辦法,在現場採訪的困難,無人能想像。但閱聽眾一方面被撐大胃口,一方面又像是自己最懂,老是指責記者做得不夠、訪得不好,真正的好新聞是什麼卻又說不出來。
幸或不幸,我始終沒成為那個在現場堵人訪問的「該死的記者」,於是總能保持些許距離人格分裂一樣自我批判又自行解釋。但即使我不用遭人唾罵質疑,隔了一段時間進重建區的我,仍得鼓起勇氣「揭人傷痛」,每一次都是一種為難:應該要問嗎?要問到什麼程度?這重要嗎?
於是,即使報社給了我很大的空間,進行一周三一一報導、四個星期的莫拉克重建專題,我仍然覺得不夠。在媒體,注定就是被框限。要突破這個框限,似乎只能擺脫媒體這種載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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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回頭來談我與潔平交集的川震。
2008川震發生那年,對兩岸都很特殊,中國那邊儘管天災人禍不斷卻是喜迎奧運與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紀念,而台灣這方則是再次政黨輪替,國民黨上臺、試圖修補兩岸關係時,發生了陳雲林事件與野草莓運動。而我就是在這個時候加入台灣援川隊伍,進入災區。這段過程書裡有寫,在此不表,總之,因為這段經歷,川震對我來說有些特殊性,並成為我觀測中國社會的指標之一。
因此,2009年旺報創刊,我加入這個團隊後,一直到2011年我離職這兩年間,嘗試兩次川震的後續報導與企劃。2010年跟潔平邀稿時的企劃即是「重生」,這裡的「重生」並不意味著正向、樂觀的重建成果,而是借用紀錄片導演范儉的片名,談一群失去獨生子的都江堰母親,為了解決內心的傷痛,努力將孩子「生回來」。
是的,生、回、來。
新生兒不是一個新的個體,卻是逝去孩子的替代品。這是那些傷心母親面對冤屈與不解,唯一可以做到的方法。為她們留下記錄、訴說冤情的人,除了艾曉明這些知識份子、影片工作者、公民記者外,還有正規的記者。然而,災後兩年,大部分中國記者都在寫什麼呢?無非就是解放軍的勇敢與那些走出悲情的災民。當然,在境外的我們,是不會相信這是全部的真實的。但真的有所謂的「真實」嗎?
我沒有答案,卻知道在川震這個題目中,不論站在批判中共或讚美中共的立場,不過都是找個偷懶的解答方法而已。災難過後的一切,超越想像力的瑣碎與複雜。
當然,屈服而後簡化是容易的,那有沒有一種方法可以盡可能地呈現這些樣貌呢?
我的答案再次回到「寫書」(但天曉得我真的很討厭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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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不只談川震,還有三一一與南亞海嘯,甚至九二一與阪神地震。原因都在書裡了。我總想著九二一發生,才剛畢業,才剛進媒體,才剛滿試用期的自己,在哪些停電的日子裡不斷責問自己:身為記者,你怎麼不在現場?
這本書,因為許多莫名其妙的機緣而成,例如受邀參與川震援建、例如湊巧踏入阪神十週年紀念現場當天看到南亞海嘯的新聞,還有一直以來伴隨的九二一重建區的行動參與或記錄...,以及三一一的採訪。2013年,當我在亞齊的公墓,被古蘭經誦經聲包圍時,突然有一種感覺:是1999年九二一的遺憾把我帶到這裡。我確實該完成這本書,為了這片綠茵下的亡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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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類學訓練,又因為涉入太多重建區,我很自然地進行了跨文化比較,例如我發現九二一重建之慢是莫拉克快速決策的原因,而日本重建如牛步則可與四川的火速成對比,台灣原住民在災難後力圖文化振興,中國少數民族更強調族群特色…。我們以為災難是破壞,卻不能忽視災後正向的變化:長期內戰狀態的亞齊與雅加達和解了,日本思考核電是否必要,公民意識與組織在四川萌芽...,更往前看,阪神地震讓志工精神崛起,而九二一地震讓社區營造發展...。
災難如常,我們不能將每次災難都看成一場新的災難,而沒有把災難當成往前邁進的累積(猶記得在報社要做防災專題時,被某長官說我在觸霉頭),如果如此,所謂的災難,終究不過是一場在被時效驅使的媒體框架下的煽情劇而已。但我們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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