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震十年：記者與司機的故事

台灣這些年的三一一，媒體都還是會報導；大概九二一十五週年時，我赫然發現已經沒有人想針對這災難談什麼了。更不用說川震。

但我非常記得十年前地震發生那刻，辦公室裡的尖叫跟對話，以及其後網路上對要不要捐款給中國的爭論。那年發生很多事，台灣再次政黨輪替，北京奧運（中華隊棒球輸中國！），野草莓……。大概在野草莓運動開始時，我跟台北市前民政局長林正修到了茂縣－－當時以台大城鄉所夏鑄九為首，民間發起了五一二行動聯盟，這讓我有機會以志工的方式進去災區。當時的媒體還算開放，川震訊息大概都能報導，但隔年旺報創刊，我進旺報工作時整理川震報導，感覺已經非常不一樣，那時艾曉明、艾未未還有很多公民記者在做豆腐渣調查，可是氣氛很糟。再隔年，川震相關議題還在，有些紀錄片陸續完成...。

而後雅安地震發生，我又進川，回頭找當年認識的災民，然後用微信聯絡...。災民從不避談他們的冤屈不解與怨恨，他們上訪，看地方官員貪污。很多故事，一時半刻也說不清楚。但作為一個記者，我不時想著去報導災難的姿態跟意義到底該是什麼？今年我寫了篇簡單的故事，談談中國新聞記者在「無法調查」情況下，無意間完成的陪伴。

前陣子，某個深夜，在微信上發訊息，倪孝蘭久久才回，說她去成都雙流機場接個廣東來的記者上映秀，才剛吃完飯。我立刻明白，汶川地震十週年到了，又會是一陣媒體報導熱潮。
災難，對於一般人來說，也有時限。新聞會二十四小時不斷，每天都有一些進展，而後是天天回放。從震驚到悲傷，從流淚到控訴，人類敵不過自然，但生命會戰勝災難。就像災難電影有其公式一樣，災難報導也有生命週期。早在新聞衰退期，觀眾已率先撤退，回到日常。
這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是「災難」的閱聽者。我們在一格一格的災難報導中，感受悲劇，體驗生死，表達憐憫，暢談「災難的啟示」。或者多做一些，轉發訊息、捐點物資捐點錢，但闔上報紙、轉換頻道，關閉視窗或收起手機後，就再與我無關。直到下次災難發生，再重複一次這樣的過程。
對那些直接承受災難的人則不同，從地震發生那一刻起，他們的人生岔了出去，生活如同撞擊過度的板塊那樣發生位移、錯動，生命掉落在斷層處。重建對他們的意義，不僅僅是一個安定安全的家而已，還是回到日常的路途。
倪孝蘭就是這樣的「災民」，在川震十週年這一天，我想寫寫她和廣東記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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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孝蘭在2008年5月12日那場地震中，失去了兩個女兒，家破人亡，卻還是得跑車維持生計，只是過去那些往九寨溝等景點而去的遊客，都變成救災重建的人了。就算心碎，仍要頂著餘震與落石的危險，不時在震碎了的二一三號國道上來回，每一趟，都要經過映秀——昔日是她的家，而現在以「震央」之名被記憶。
因著台灣「五一二行動聯盟」的援建計畫，我認識了倪孝蘭，而此時，她早載送我們的伙伴兩三次，算是固定班底。但當時，因為不想碰觸她的傷痛，便沒怎麼交談——就算想聊，我也是聽不懂那四川話的——只記得她那灰暗羞澀，怎麼也打不起精神的樣態。
六年後，我再訪四川，同樣在都江堰跟倪孝蘭相約。她明顯變得不一樣：戴墨鏡、穿著桃紅色短衣、黑色短褲，神采奕奕。我稱讚她氣色好，變年輕，她才說起兩年前「面癱」的事，說有一天醒來，突然發現左半邊臉動不了，眼睛也閉不起來，醫生認為是她長期「嘔氣」所致。我這時也才知道，災後頭幾年，倪孝蘭經常做噩夢，常常會陷入夢魘，呼吸困難，無法動彈，但只有這個時候，她才能感覺到女兒在她身邊。有一次，她忍受不住了，哭叫著：「媽好想你們，可是媽媽好難受。」這場痛哭也才讓她心裡輕鬆一些。
這趟與倪孝蘭見面，我同樣無意探詢她的傷心事，只想看她過得好不好。剛開始認識她的時候，我就只是個援建的志工，因此，日後每次相會，「記者」身份會跟著脫落，就是朋友敘舊。因此，她在災難中究竟經歷過些什麼，女兒怎麼去世的，我一無所知，然而，這次倪孝蘭卻把我帶進映秀，打開手機與相機裡的照片，聊著災後她如何到北京上訪，還有生活的點點滴滴。
她將手機裡的照片播完一輪後，又拿出一個掌心般大的數位相機，讓我看她拍的照片。有一張她與妹妹在旋轉木馬上的合照：「前年拍的。」
「是一個廣東記者幫我們拍的。」我訝異且疑惑地看著倪孝蘭，聽她自己把話接下去，說前一年，雅安地震發生，距離川震五週年紀念，恰恰只隔一個月，一組來自廣東的記者搭上倪效蘭的車前進災區，順口問起她的經歷，後來也寫成了報導。
「我每天都在發生過地震的路上跑車，有時候遊客問我，是不是映秀人，家裡沒事吧，我知道別人在關心我，但就是忍不住要流淚。」低頭把玩相機的倪孝蘭將雅安地震的照片翻出來：「這些記者怕勾起我的傷心事，還不讓我進災區。」
「對啊，你開車到雅安，不害怕嗎？」我立刻插話。
「○八年之前，我沒有任何地震印象，之後，很容易就感覺到地震，而且也很多機會到災區。」汶川地震後，倪孝蘭除了送我們上茂縣，送廣東記者到雅安外，也曾在一○年玉樹地震發生後，從四川載送大批營造工人到青海現場，路程有一二八公里，花了她整整五天的時間。長途跋涉並不算苦，但進入災難現場，很像灑了把鹽在傷口上，心裡隱隱作痛，「我看到那些遮雨布和木頭架起的簡陋避難所的時候，還是很害怕。」
我理解地點了點頭，還來不及說什麼，卻聽她喚了一聲：「走吧！」說要帶我去漩口中學——一個壓死數百名學生的大墳場——轉轉。
倪孝蘭一直不願也不敢走近女兒喪命之所，光是接近，她就會渾身發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我大吃一驚，心想：「什麼改變了她？」但我沒多問，只是沈默地跟在她後頭走著，到了一個掛著「紀念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五週年」的菊花白底黃邊橫牌前時，朋友猛然將倪孝蘭拉開，讓我獨自進去逛。就在我感到很不舒服時，手機突然震動起來，我停下腳步，看了看簡訊，朋友發給我的：

「倪阿姨說，一直以來她都不敢進來，因為女兒死在這裡。但是去年廣東記者來到四川，鼓勵她要進去，並且陪她一起走。他們兩個還拉鉤，說要堅持下去。」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廣東記者不只鼓勵倪孝蘭走進去，向女兒們道出心中的哀思，也帶她去女兒最喜歡的遊樂場過生日。我稍早看到的那張遊樂場照片，就是她五年來第一次過生日的紀念。那天，她坐上旋轉木馬，在心裡告訴天上的女兒：「媽媽一定堅強活下去。」

也許，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任何傷口都會逐漸復原，災民也會有自己重生的辦法，就像倪孝蘭口中的廣東記者今年做的那個「重生的全家福」專題那樣，災民會慢慢走出陰影；即使心裡也痛，都還是有了新的生活和希望。
我認識的倪孝蘭自然也是慢慢走出來，然而，作為一個時常聽大眾謾罵「災難採訪中的媒體」的記者，像這種災民與記者間的「患難之交」，我倒是很新奇；更甚者，我深刻體認到倪孝蘭轉變的關鍵與這些記者有關。

因此，就在上個月倪孝蘭傳訊跟我提起廣東記者到映秀時，我便主動與那些記者聊起，說多虧了他們，讓這位傷心的母親走出傷痛——她總對他們說，這場地震讓她交上不少台灣朋友，這些人都真心對她好；而她也時常對我們說，廣東記者每次到四川就會叫她的車，陪伴她，鼓勵她。
「我們其實什麼也沒做。」某位攝影記者跟我說，他們就是叫她的車，陪她聊天，如此而已。
地震發生那年，他去汶川採訪，搭上了倪孝蘭的車，等車子開到了映秀，經過藥廠遺址的時候，她聊起大女兒在這裡遇難，當時聲音不算大，這個記者以為自己聽錯了，等到了漩口中學遺址時，她又說起小女兒在此死亡，他才真正「聽清楚」了。
「那次我們一路上聊了很多，包括生活情況。後來每一次回訪，我都租用她的車，並介紹其它同事認識。」這名記者認為倪孝蘭最大的改變是雅安地震後，當時這些記者同樣找倪孝蘭開車，但那一次她見到了許多和她一樣遭遇不幸，卻又堅強樂觀的人們，於是義務幫忙搬運物資，免費搭載災區群眾和義工。
有次，他們遇上一個很慘的採訪，需要以最快速度趕回縣城發稿，如果走安全的路可能需要三個小時，另一條近路只需五十分鐘，但餘震不斷、石塊不斷飛落，而且前兩天才有兩輛車十餘人在餘震帶來的滑坡中遇難。「當時我問倪大姐怕不怕，願不願意走那條路，她很堅定說不怕。整個路程，我頭伸出窗外盯着山上的滾石，她專注加速開車，我們的友情是這樣形成的。」
他們確實形成堅固的伙伴關係。我幾乎每一年的五月，都會聽到倪孝蘭說廣東記者來了，或在網路上看到他們寫的報導，更別說今年第十年，他們仍然固定在春天花上半個月在重建區採訪。於是，我忍不住向他們表示，媒體多半在三個月、一年、三年等固定的時間裡做災難回顧，為什麼他們年年都去？
「鏡頭下我可能會更關注老人、孩子和婦女，因為他們是災難到來時最需要幫助的人。而這些人之中有的我會一直保持聯繫，災難發生時很短暫，傷痕需要慢慢愈合，我會找機會回訪，持續關注他們的成長或後續變化。」
這個記者數了數，十年他大概去了十二次，而後很自豪地說自己待的媒體重視人文關懷，「不只是地震發生的那一瞬間才值得關注，重新建起堅固的房子需要時間，修復肉體及心靈上的傷痛需要更長的時間。我們是在提醒自己，也在提醒廣大讀者，那些曾經歷地獄般磨難的倖存者是否得到了我們足夠的關懷？當無情天災再度突然到訪時，我們的防範措施做充足了嗎？ 」
這一直到今天，他們對這些問題也還處於尋找答案的階段，因此，年年回訪，無非就是要回應這些提醒，同時履行媒體的責任。如此而已。川震十年，還有許多爭議跟疑問還被埋在屋瓦下，無法見光。絕大多數媒體都放棄追問責任與真相。中國記者恐怕也什麼都不能碰。全世界或許都遺忘了這場發生在「盛世」裡的悲劇——因為再怎麼談，都是突然。
不過，在這一刻，我並不想質疑些什麼，也沒有資格質疑。我想說的，就是一個災民與記者的故事。媒體可以做的，或許比我們能想像得還多上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