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自传连载（2）南流江边六十年

2020 年 5 月 11 日

今天连载部分的是爷爷记忆里曾祖父的曾祖母的故事，曾祖母被土匪掳到常乐周边，曾祖父买回来做妻子，因为抗日战争也过了很久才联系上亲人。小时候有一次，爷爷带着全家去曾祖母家乡见那边的亲人一面。家庭宗族曾是人际关系的重要节点。如今，我们依靠的是同学同事或是兴趣小组和互联网构建人与人的联系。

爷爷写下儿时打「必剥子」（我只知道音不知道学名，是一种硬硬的深绿色的小果实），看过之后央求着爸爸他们找来，又削竹子做必剥筒给我玩。比现在的玩具都好玩。「必剥子」在那位给我曾祖父祖母房子的老婆婆坟上长得特别茂盛。

第一章儿童时代

第三节儿时的家庭

1941年冬天，我出生在南流江边的一个小圩镇上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做木材柴炭生意，母亲在家门口卖糖油酒米。我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五个兄弟姐妹中我年龄最小。那时候家庭生活较好，几个哥哥姐姐都在学校读书，父母很忙，雇有几个工人帮忙，一家十个人吃饭，很是热闹。

那时候，我们这里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货物运输全要靠南流江这条水上通道，木船是主要运输工具。上游玉林、博白、灵山、浦北等地区的土特产，竹木制品和木材，下游廉州北海的食品海味等海产品和洋纱布匹煤油等工业品都由那种大大小小的“长船”来往运输流通。另外，上游的人民利用竹木浮水又不怕水泡的特点，发明一种独特的运输方法，将它们扎成竹木排，上面再载些柴炭竹木制品之类货物。这种运输方式经济实用，竹木材既是运载工具也是货物，无需雇船，只两三个人放排，就可顺流漂放向下游。排到下游的圩镇，跟买主谈妥，收了钱就轻装上路回家，没有任何羁绊。

我的父亲就是做这种“排”上运来的竹木柴炭生意的。我家紧靠江边，每当看到有“排”从上江来了，父亲就到江边候着跟“排客”谈生意。成交后，父亲照例请对方到家吃顿饭，海阔天空侃到半夜。第二天一早，客人拾掇排上极简单的行装，收了货款便离去了。排买下来后，我们全家大大小小要忙上好几天，父亲和三个工人再加上我们几个兄弟姐妹齐齐出动，将排拆解开，把竹木柴炭搬回屋后屋旁分类堆放，然后慢慢出售。我们兄弟姐妹很小就开始干活了，我六七岁就到江边帮收拾那些竹排上解下的竹片，排梁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了！

我家在迎龙桥畔，地处圩中心，又紧靠水埠，来往人很多，挑夫、船工排客和南流江西岸几十个村屯的农民赶集都经过这里，在当时的常乐圩算得上黄金地段了。母亲在铺面卖柴油酒米等副食杂品，生意很好，每天清晨就有人来敲门买东西，晚上十一点关门后依然有人来叫门买这买那。全家一日三餐都在铺面吃，以便接待随时来购物的顾客。我们的晚饭都是天黑以后才有空吃，饭后已经九点多了，这是我家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晚饭后还有一派忙碌，迟到的船工、放排工、渔民和刚住进客栈的挑夫，差不多都是这个时段光顾的，直到十一点左右才逐渐闲静下来。

从我懂事开始，我见到父母都挺忙碌的。父亲经常在江边谈生意，傍晚才回来。母亲一天到晚守着店面，寸步不离，洗衣服也在铺面洗，等到两位大姐姐放学回来看铺才能移脚回里屋去做点什么。

晚饭的一小时，是全家能坐在一起的时间。父亲总要喝点自家蒸的米酒，他酒量不大，喝酒出奇的慢，像品茶一般，四两酒相当于现在的二两半通常要饮一个小时。这一小时，父母说当天生意，过问我们兄弟姐妹几个的情况，嘱咐大姐们放学后要帮母亲看店卖东西，照顾弟妹的生活和学习。每天晚饭在餐桌前聆听父母的教诲或训斥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必修课。父亲最常说的是自己青少年时的凄苦和创业的艰辛，教育我们要知难识苦，自立自强。母亲更多说的是与人为善，团结和睦，要我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他们特别告诫我们要对人友善，多帮助别人，绝不能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以富欺贫。兄弟姐妹当中有谁做错事了，就全体罚跪，一个个分清责任才放过。大哥大姐错了，就责罚他们；弟妹错了，除了责罚本人外还累及大哥大姐，追究没有管教好弟妹的责任。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家教的缘故，我们一家从来没有跟街坊邻里的大人小孩争吵或打架。这是众人称道的事实。我们兄弟姐妹五个，至今都六七十岁了，尽管家境不同，职业各异，历来都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几十年来，从不为蝇头小利争吵过。这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最大幸事。

1948年，大姐出嫁了。哥哥和我在别人的带领下送大姐出门上了花轿，在盛嫁妆的衣箱里抽出一段布来，这算是姐姐留给弟弟的纪念吧！花轿抬走了朝夕相处的大姐姐，我的眼泪情不自禁的涌了出来……虽然明知大姐夫家就在几百米外的另一条街，还会经常见面的，我还是哭了。大姐婚后常回来看看我们，跟母亲聊家常，每次总带些糕点糖果给我们。有一次还特意买了辆玩具汽车给我，让我高兴了好些日子。

每年清明节，是我童年时代仅次于春节的快乐日子。那时我家还算富裕，清明扫墓总邀齐老家全村男女老幼一起去。同我一个曾祖父生下的本家兄弟叔伯有四五十人，都住在离圩不远的河对岸一个小村子里。父亲雇上几顶轿，让村中的长辈乘坐，我们全家和村里的几十人一起拥簇着向山上进发，一路上有说有笑，很是热闹。到目的地之后，大人们忙他们的，我们十几个小孩，漫山遍野的跑，摘“必剥子”——一种野生灌木的果实——把它塞进出发前在村里用竹枝制成的“必剥筒”里，用小棒一顶，“必剥子”被顶出筒口时会发出“叭”的响声，像打枪一样，很好玩。除了打“必剥筒”，还有拾松果，捉迷藏……等，可尽情的玩上一天。

我们兄弟姐妹一年中间有很多节目，端午节姐姐们总做好香囊给年幼的弟妹佩带。大家去看龙舟，洗龙舟水。中元节“施幽”，抢“佛手”。中秋点柚子灯笼，在柚子上插满香火舞龙。重阳节跟随父亲去登高……总之儿童时代的家庭生活让我在步入老年之后仍无限怀念与眷恋。

第四节父亲和母亲

父亲生于1893年农历辛卯年十二月初六日。他三岁时父死，六岁时母亡，是个孤儿。他八、九岁起就到乡下一个叔公家放牛，稍大一点就做农活，撒种、插秧、割禾、犁田样样都难不倒他，算得上庄稼活的好把式。到了二十四岁，由于叔父未能兑现给他娶个媳妇的诺言，他觉得没有指望，就离开叔父家到圩上闯荡了。

当时另外一个叔父锡德在圩上开赌摊，他就投奔他，以解决温饱。一晃几年快三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无家无舍无钱。锡德叔的赌摊因故停开，父亲失去依靠，生活更苦了。以后的两年里，他靠打短工艰难度日，实在无米下锅时，就到赌摊上逛，看到熟人赢了钱，便厚着脸皮伸手要一点买碗吃的；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到年过八旬的同样困苦的爷爷那里挨两餐。在那饥馑的年代，父亲的哥哥即我的伯父就是那时被生活所迫加入“吃大户”的队伍不幸沉船死去的。

1924年，父亲31岁了。本地一个同姓不同宗的叫张学初的当上了灵山县长，他是锡德叔的好友，就通过这种关系让锡德叔做了常乐巡官，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长吧！一天锡德叔找到父亲说：“玉燕，现在灵山打散了雷州流窜过来的黎仔匪帮，张县长说，要遣散被劫掠的几十个妇女。我想，你也三十几岁了，该成个家了，你就买一个，如何？”父亲一声不吭，几十块光洋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吃饭都成问题的他，能说什么呢？

终于，叔父出钱，替父亲做主把人买了回来。她，就是日后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母亲，那一年，她十九岁，父亲已三十一了。夫妻俩租住一间仅放得下一张破床的房间，白天在圩边的道路旁的簕竹根下，摆些香烛纸钱卖。晚上再回到那蜗居去。天无绝人之路，一位老太婆，丈夫也姓张，已死去多年，膝下无儿无女，孤身一人，七十多岁了，见父母无屋住，自己也需人照顾，便收留了他俩：“你们服侍我过世，屋就是你们的了。”屋是簕竹围着的两间破旧的小平房，可是够父母安身了，而且，它座落在迎龙桥头的水埠边，来往的人很多，父母便向亲友借了几百文铜钱做本钱，再向别人赊点米、酒类，卖出钱来再跟米店、酒坊结账。虽是小本微利，也算是开始做生意了。一年下来，竟有了起色，除了夫妻俩和老太婆的生活所需外，还有点剩余。

不幸的是，因为操劳过度，身体差，母亲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没几天就夭折了。悲痛还没过去，老太婆病倒了，父亲延医治疗，服侍了几个月，她还是去世了；在弥留时，老太婆感谢父母一年多来的照顾，并送给他们一句好话：“好人有好报，你们日后一定花开富贵，子孙昌盛。”父母也跪在床前说：“我们和子孙在你留下的屋里住，会记念您的恩德，年年清明都会到您坟上拜祭。”此后至今，七八十年过去了，父母和我们做儿孙的，每年清明节从不间断的到园山岭她和丈夫的墓前祭扫。

料理完老人的丧事，父母也分文没有了，一切都得重新开始，父母是有志气的，他们迎难而上，由于有了一年多的经验，心中有底，做起生意较为得心应手，经营的商品扩大到糖、油、酒、米和副食杂品。几年后，父亲去做江边的生意，母亲继续看管门店。生意大了，特别是竹木柴炭生意很辛苦，父母忙不过来，便雇佣了三个工人和一个专门做饭洗衣的女佣。加上我们五个兄弟姐妹陆续出生，一家超过十个人吃饭，够热闹的了。到1948年，我家的住房已建成前后两进两层楼房，外加两大间作厨房、酒坊、柴房和猪舍的平房，占地达到二百多平方米了。

父亲出身贫寒，结交的穷兄穷弟特别多，光是跟他拜帖认“同年”的就有七、八个。我小时候叫“同年爷”都叫得糊涂了，反正到我家来的年纪和父亲相仿的就叫他“同年爷”，大都八九不离十。总之父亲结识的朋友很多，打鱼放排的、店员、农民、生意场上的大小老板以及贩夫走卒等都有。常乐周边方圆几十里的四村六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不知道这个叫“三大爷”的。

父母都是穷人出身，最了解穷的滋味，所以特别体恤穷人。街坊邻里有揭不开锅的来赊米赊柴，他总有求必应，而且从不记账。打鱼的碰上三荒四月稔子开花时节，鱼难打，价又贱，缺米缺柴缺油或缺酒只管来要，等以后收入好了再还钱。谁家修房需要桁条，有钱的来买，无钱的来赊，反正找到“三大爷”，绝无空手回家的事。

除了平时周济上门赊借的人们外，修桥补路建庙化缘也总是脱不了父母的份。紧靠屋边的水埠是人们趁圩的主要通道，由于多年雨水冲刷，挡土墙坍塌，路面坏烂，当时的政府不管，父亲一声不吭独自出资修好了。每年枯水期，为方便南流江两岸人们往来，父亲自己雇人将家里待售的竹木板料在江面搭起浮桥让人们通行，且不收分文，常乐的老人至今还不时回忆当年父亲的这些善举，把它当作故事说给后辈听。有一次在我家门口边上的迎龙桥头的“石狗”旁，母亲发现一个沉甸甸的布袋，打开看竟是二百多块银元和一些毫银。这在当时是好大的一笔钱，足可以建一栋蛮好的房屋了。父亲说：“这是一整排竹木的钱啊！一定是路过的客商在此休息时丢失的。这可是他们一家的命呐！”过了约半小时，一老一少两个“上江客”气喘呼呼的赶了回来，原来他们刚好在北海卖了一船米，买些海味回家途经这里在桥上休息遗失了钱。父母问明了数目及盛钱用的袋子相符，就把钱交还他们了。这两父子痛哭流涕的跪在父母跟前，一味磕头感谢，并掏出二三十个大洋递给父亲。最后父亲推辞不了收了他两个银元才打发他们走了。以后很多年，这父子俩无论谁经过常乐，总到我家住一晚，给我们捎上一点土特产，有次还带来一条果子狸呢！

父亲自小父母双亡，得到叔父的收留和关照，他总念念不忘，常把他的身世告诉儿女们，教导我们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每逢年节，总给三位叔父送一份礼物，还经常接叔父到家叙叙。知道哪位叔父遇到困难，便主动上门相助。叔父们的话，他总像接到圣旨一般，恭敬从命，从不敢违拗。我记得有一次父亲去赌钱，母亲跟他吵，他打了母亲一巴掌，母亲找来了锡德五公。父亲垂手肃立在坐在交椅上默默抽烟的叔父面前，低着头一声不响，像做错事的小孩一般。这情景经过五十多年，我还记忆犹新。从那次起，父亲再也不敢涉足赌场了。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她十九岁时从匪帮手里被解救出来嫁给父亲，跟着一无所有的丈夫，默默地辛勤劳作，含辛茹苦，先后养大五个儿女，以她的善良感化和改变了脾气和习惯都不算好的丈夫。从我开始懂事起，母亲一年三百六十天都守着店面从不间歇。每天清晨就有人敲门买东西，一开铺门，客人就断断续续的来买糖油柴米盐酱醋。晚上十一点关门后还不时有人敲门购这购那，母亲只能从长宽约六寸的小门洞里将货送出去，把钱拿进来。母亲每天就这样忙碌不停，衣服也在铺面洗，风车般转，倘不是我两个姐姐放学后帮忙，母亲非累死不可。这种情况直到日本投降前后，雇了工人，两位姐姐也相继小学毕业在家帮忙才得到改变。母亲几十年如一日，从不为自己打算，在家里做最累的，吃最差的，没有一声怨言。看到儿女逐年长大，生意日益兴隆，母亲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有了安慰。

母亲名叫尹见凤，1905年农历六月初二出生于海康县湖仔乡坎克湖村。她总说自己是雷州人，这大约是那地方过去的称呼吧！从1924年嫁给父亲，到1954年整整三十年没回乡探过亲，不是不想回，早年因为穷，后来生活好了却又遇到日军侵占华南，湛江、雷州半岛沦陷，世事纷扰。母亲不识字，加上语言障碍，总说不清家乡的准确地址，托了几回雷州来的丝布商人帮忙，还是找不到亲人。寻亲希望渺茫的母亲，跟另外两个同样命运同样找不到家乡亲人的同乡结拜为姐妹，作为亲戚来往，稍稍解除一点思乡之苦。我这两个“姨婆”每回来我家，总有说不完的话；晚上他们同睡一张床，吱吱喳喳的说家乡的方言“黎话”。那时我还小，跟她们睡在一起，听不懂她们说什么，只记得她们说说哭哭，挺伤心的样子。她们在一起有时也很开心，也有笑声，反正我儿时的记忆里，她们对故乡的怀恋，伤感总多于欢乐。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夏天，一位来常乐买丝布的客商终于带来了我的两个舅父。母亲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她抱着两位大哥，不知哭了多久，流了多少眼泪……全家都高兴极了，父亲摆了两桌酒接待布商。村里的长辈——父亲的三位叔公，母亲的两位结拜姐妹——我的姨婆姨丈都请来了，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

舅父们住了半个月，要走了，说是扔不下家里的农活。母亲又强留了四五天，买了十匹丝布让他们带回，叮咛说：“全家大大小小每人都缝一套衣服穿，千万不要舍不得！”那时候雷州地很穷，母亲还真怕舅父会把布卖了换钱呢！临走，妈再三嘱咐舅父：“每年农闲一定要来住上个把月。孩子们能来就让他们出来走走，别老是呆在家里。”第二年秋收后，舅父又来了，三舅父还带来了一位表哥。大舅父身体不好，在我家住了三个多月，父母给他请医生，到近年关才回去，回时身体好多了。三舅父只住了十来天，留下表哥，自己先回去了。表哥尹如海，那时已20出头，好英俊的一位青年，他留下帮父母打理生意，直到解放后，1951年春节后，他家乡搞土地改革，回家参加分田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