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 — 建制派「叛徒」，又或「中間路線」的唐吉訶德

【撰文／特約記者 盧斯達；攝影／Peter Wong】

近十年香港社會政治不斷走向兩極化，要找知名「真．中間派」殊不容易。袁彌昌似乎就是那頭非洲草原的白犀牛。

袁彌昌的其他身份似乎更吸引，例如新民黨容海恩的丈夫、袁彌明的胞兄；至於本人，至今加入過三個政治組織，包括湯家驊有份成立的「民主思路」、曾俊華的特首競選團隊，以及做新民黨的政策總裁。在年輕人眼中，或許這些都是親北京團體，但袁彌昌認為，自己至今都是「中間派」。去年反送中運動前夕，袁彌昌表態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葉劉淑儀和容海恩似乎有點尷尬，要在媒體上隔空幫他降溫。然而衣帶漸寬終不悔，袁彌昌沒有修改立場，至今仍然認為政府想修訂《逃犯條例》是錯誤。

將建制，或香港拉向中間

袁彌昌說，過去三份工作，都是「希望將建制派拉向中間」的努力，雖然以結果論，他承認不太成功。

但其實「第三條路」或者「中間派」是甚麼？

袁彌昌說：「現在的情況當然更極端，不是藍就是黃，第三條路就是希望政治能夠跳出單純的藍黃鬥爭，不要過度被意識形態牽著走。當然，中間派不是和稀泥，大是大非一定要講。」

袁彌昌認為香港政壇被「藍黃」意識形態騎劫，大致上這兩種意識形態的內涵是甚麼？

「例如泛民那邊的意識形態，就是反共，但有些東西不是樣樣都應該上升到絕對矛盾，有民生議題、有政治的基本運作，如果不是太重要，為甚麼不能讓它通過呢？例如泛民那陣子跟政府關係好差，就傾向封鎖和推倒，但甚麼都不做，可以救到香港嗎？」

袁彌昌認為，本來可以承擔將政治「拉回中間」的政黨，都多多少少失去這個效能。

「例如社民連，其實在這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社民連講社會民主主義，是可以做到平衡效果；例如人民力量，它有提倡更多直接民主的初衷。不過它們最後都被更外面的民粹吸引，同化為簡單反對政府，結果香港還是兩邊固化，找不到中間位。」

政治運作走向兩極，政府有沒有責任？

「當然有。本來政府或者北京，應該超然在上面，由得下面各黨派去做政策辯論，那種鬥爭就只不過是經濟社會民生上傾向左還是右，很實務性的；問題是政府不做中間，跟建制派連成一線，自然引來更加傾斜的局面。如果當權者大方一點，事情不會走到今日這步。像（美國前總統）列根就是一個很大方的人，他說政府自己才是問題所在，所以就信任返人民，去做一些減少政府干預的政策；列根也得『中間選民』支持，他是共和黨的，但對民主黨失望的人，也會支持他。例如 2017 年前後，建制派其實支持度普遍不錯，其實就是很好的機會走向中間。」

殞落的「曾俊華主義」

「將建制拉向中間」的宏願，是何時開始的？

「幫曾俊華做競選工程的時候，我認為香港是出現了中間派的苗芽。」

當時曾俊華選特首，得到不少民意真心支持，連一些泛民黃絲選委也傾心至極。即使曾俊華講到明要立 23 條。

曾俊華被吹奏是 lesser evil，於是「lesser evil 派」，與反對背書的年輕選委，似乎起過衝突。前者又以「原則派」批評其他人只為一己原則，不顧特首選舉大局。

雖然有民意支持，不過曾俊華最終落敗。以袁彌昌看來是因為甚麼？

「當然曾俊華也得罪了董營梁營，他做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就已經樹立了這些敵人。而北京其實是很容易動搖，只要你不斷寫報告參敵人一本，數量夠多，北京就會動搖。所以可能是我們不夠對方多人寫報告，哈哈。」

2017 年，袁彌昌離開了一直參與的「民主思路」，同年加入新民黨。「民主思路」其實是做甚麼的？問題何在？

「當年加入『民主思路』這個智庫，是跟隨葉健民和陳祖為，我是他們學生。裡面有不同人負責不同議題，例如政治就有葉健民和陳祖為；經濟就有王于漸；至於法律就由湯家驊自己搞返。當時希望的賣點是，我們能夠跟本地政壇各方面都溝通到，又能跟北京溝通到，但慢慢溝通下去，就變成好像只跟北京溝通。」

跟泛民那方面有接觸嗎？

「也有開會，但主要是跟現在稱為『專業議政』那班朋友，也就是專業界別、中產階級。」

袁彌昌強調，2016 年的湯家驊跟現在不同：

「2016 年選舉的時候，其實中聯辦有說過想幫我們助選，但湯家驊認為這樣太核突，所以拒絕了。當然中聯辦的計算，是認為『民主思路』可以鎅到淺黃票，但實情好像沒有這效果，好像反而鎅了淺藍票就真；但無論湯家驊當時怎樣考慮，他就是拒絕了。後來他加入了林鄭的行政會議之後，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故事了。」

袁彌昌之後加入新民黨任政策總裁，為甚麼是新民黨？

「其實新民黨在當時很有潛力，可將建制派拉向中間。一來 2017 年的時空，建制派的形象和民望都相對較好，而新民黨，或者說葉太（葉劉淑儀）的路線亦不是一面倒。例如在一些性小眾或同性戀的議題，她跟慢必（陳志全）的立場可能是差不多。」

後來新民黨有了改變？到了反送中前夕，葉劉淑儀沒有像其他建制中人一樣「跳船」，反而繼續大力支持立法。

高永文與黎棟國的分別

袁彌昌對葉劉很留情，他說：「當時新民黨是想走出去，拍多點片，講多點理念，是想革新的，想多聽民意；之後卻反而變成了保守勢力，不聽民意。當中的變化，可能是因為 2018 年（立法會）補選的時候，葉太想招攬高永文進來，當時盛傳他會參選，但傳到最後亦沒有真的出現這局面。如果當時成事，高永文入了新民黨，可能成個黨今日就會『中間』得多；但最後反而是黎棟國入了去。他是前保安局局長，自然跟葉太背景相近，但可能是因為他沒有受過選舉洗禮，在黨裡調整不到心態，思維反而還好像在政府裡面。2017 年田北辰離開新民黨之後，其實葉太沒有很親近的對象去討論問題，之後就剩下黎棟國。到了《逃犯條例》的問題，其他人都跳船，葉太還繼續撐政府。」

去年 4 月底，民陣也發動了一次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遊行，人數約 13 萬人，跟早期遊行門庭冷淡大為不同。當時袁彌昌在銅鑼灣的家拍了一張人山人海的相，上傳到臉書，寫上「香港人再覺醒」，葉劉幫他和傳媒解話，搪塞過去。

「其實當時我是向建制派發出警號，反對民意不斷加強，當日的遊行就是一個訊號，但建制派沒有當一回事。」

「不是韓正和習近平決定」

「送中」究竟是北京強烈要求，還是坊間所說，林鄭也有份？

「你都知道林鄭對陳同佳事件『深表同情』，她親近的 advisor 可能和北京有溝通，說起來也有機會是湯家驊。因為當年『民主思路』訪京，之後張曉明就說，有四類人才會『送中』。問題是那個層級的人，為甚麼會突然說這些？是不是有人跟他推銷過甚麼？可能有人覺得，不如打蛇隨棍上，北京又覺得唔錯，之前送唔到中，依家送到，於是就變了這樣。」

力推「送中」、到群情洶湧之下堅持立法，再到放棄繼而鎮壓，在這個波瀾壯闊的運動中，袁彌昌認為北京有多大角色？

「我認為事情不會去到政治局常委的層次，不會是韓正或者習近平決定，是下面有班人自己睇到個機會，就脅持了成個北京。北京唔通會話屈服跪低？我不是想為北京開脫，但客觀上是北京面臨中美貿易戰，又有華為被搞等等，北京的思維當然會很對抗性；但 6 月 12 號是誰人喝停林鄭的？不管如何，立法始終是停止了。」

奸臣劫持了皇上，似乎是傳統的黑臉白臉說法；但袁彌昌認為事實如此，北京的收風系統完全失敗。

「剛過去的區議會選舉，就證實原來北京的收風系統完全失效，他們派其他人來收風，都收不到風，因為本地沒有人敢說真話。這個情況自從中共 19 大（2017）之後就開始，大家看到習近平很強勢，所以慢慢就不敢說真話。老實說我對駱惠寧也是有期待，因為他就是繞過了很多關卡空降，是個直接收風的設置。一直的問題是本地情報經過一層一層送上去，能有多少實情上到去，很值得懷疑。港澳辦有時也會找我，我會盡力講下建制派之外的東西。很多人經常吹有外國勢力，我會說真話，而北京的人其實也知道本地很多阻礙，所以到某種情況就會找體系之外的人確定某個說法究竟是真是假。」

在香港，甚麼人對北京的欺瞞能力最高？「當然實際上是中聯辦。」

The die is cast

建制派和商界是怎樣思考「送中議題」？

「建制派有甚麼看法？在他們有看法之前，the die is cast，大局已定，到 9 月選立法會的時候，就會有很多人說『我當初就已經反對送中』；條例是衝著很多商界和社會賢達來的，但經民聯當初敢不敢像田北俊當年反 23 條那樣反送中？香港問題是甚麼？是利益集團的問題，當初北京要香港回歸，就判定要統戰商界。到 2008 年的時候，統戰得更加熱烈，那麼特區政府看見『上有好者』，更加放軟手腳，地產商慢慢就坐大，你也看見 2008 年之後社會上才開始有『地產霸權』的說法。梁振英做特首，也有代上面去清洗地產商的意味。現在商界醒覺了，也許是感受到上面的敵意，現在有一些新的可能性：有些商界會跟泛民主派走在一起。」

不同人對香港患了何病，總有不同診斷。有人認為是香港沒有民主，有人認為是香港沒有主權，有人認為是北京不肯放權。袁彌昌的解釋，似乎同樣希望超越「對抗政治的兩極」。

「香港其實一直是資本主義 1.0 。外國自從一二戰之後，階級矛盾得到很大舒緩；民族問題也要妥協，例如印度幫英國打仗，打完後她就要獨立。香港主要是二戰後建立的移民城市，是靠最原始的資本主義成功，沒有做任何改變。到後來外國像美國傳統基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那些，又不斷吹捧香港經商很自由很好，體系就一直沒有改。就算沒有中國問題，貧富懸殊都足夠香港爆炸幾次。」

「有人會錯誤地以為，一切是泛民和中國的對抗問題。實際上香港政府是 80 年代的產物，小政府到不得了，大部份問題都沒解決到。大陸當然是想壓縮『一國兩制』，但民眾上街不會說沒有一點經濟因素的，深層是有的。例如武力抗爭的年輕人，除了政治和自由之外，其實背後都一種經濟上的無出路感，所以我說香港欠缺社會民主主義，在政治對抗之外，其實也有其他東西很切身，例如如果好工都落在內地人手上，我們最後變了幫內地人打工，這就不是處於政治對抗的維度；中間派可以做甚麼？幫年輕人創業、上流，令他們對未來有回希望，就是傳統政治對抗以外需要做的；怎樣令香港有『經濟正義』、『世代正義』，這都是藍黃對外以外，更值得思考的問題。」

故此袁也反對「攬炒」：「上面說的很多問題，都要改善，所以你令政府停罷，其實都不是 solution。」

「五大訴求」以外要想其他

怎麼看推倒了送中條例的武力抗爭者，以及武力這種手段？

「我不支持武力，因為當時覺得無論如何，都打不過警察和解放軍；不過無論主張是甚麼都好，只要是民粹性的政治活動，一定要同美國接軌，這就埋下了一定要找外援的伏線。由去年 6 月至 11 月，香港要取信於美國，要令她相信在新冷戰裡面，支持香港有利其國家利益，所以很不幸地，的確需要流血。特別是理大中大之役，要好爆的新聞，動員到美國人。你想像美國人一起床，看見報紙或者網頁都是火光熊熊的照片和影片，沒有這個，也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根本不會通過。」

「不過現在問題是，香港人成功與美國接軌，事情一如很多人計劃那樣，上升到了中美層次，弔詭的是，香港問題上升到了中美層次之後，香港自身無論怎樣做，難聽點講句，已經無野幫到手。除非你特區政府或北京，又搞23條出來……有時要 let go，美國隨時支援的可能性已經出現，運動要轉化為政治成果。」

美國能夠幫到香港嗎？袁彌昌似乎比較悲觀。

「雖然說中國驅逐了美國媒體記者，但疫情下美國亦自顧不暇。如果黃之鋒他們不停地叫美國幫手，可能性也不會突然增加，我認為呼籲亦實在不需要太強烈。中國在疫情問題，反而轉守為攻，似乎已經重新站穩，未來可能會進入一段令香港較為被動不利的時間。疫情後美國會不會再支持香港人有動作？這都是問題。疫情過後，全球會面臨『再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如果是前者，局勢對香港可能比較兇險，因為特朗普不太理會國際組織，那麼全球各國可能會覺得中國領導全球反而比較可靠。」

「另外是如果本地繼續衝突，例如打到 9 月立法會選舉前後，會對選情有幫助，還是有害？和理非之前都是『忍住唔割』，當市民出動的時候，警察又做返自己嘢，到時情況怎樣，不用腦袋都想得到。9 月就是一個機會，去要求搞獨立調查，給市民公道，也給警察公道。實際點，要求獨立調查是唯一辨法，有特赦更好，好過傾雙普選，在這個問題要實際。」

「現在大家說議會過半數，其實沒有不可。最大問題是，如果主張繼續停留在五大訴求，是很落後，香港人要想一些新的東西，如果沒有新主張新論述就很危險。2022 年才特首選舉，『五大訴求』難道用多 3 年到 2022 年？反送中是政治性的，在疫情之後，我們會面對一堆社會問題，好像 2003 沙士重創的那時。例如經過反修例和疫情，大概很多行業都不能再依賴自由行。社會已經俾哂彈藥你，你需要有新的東西。政治運動需要擴大為社會運動。就像一個企業，你要 deliver 到 value，而且是不斷持續提供新 value。」

「所以建制派和民主派，亦早就沒有 deliver 到 value。建制派有『存在危機』 （existential crisis） ，他的歷史任務亦已接近完結。有時都不知道自己存在意義是甚麼。建制派 make a difference 的時機，大概早已經過去。」

「至於民主派，就是很反覆。以前林鄭招下手，佢地又走過去，獨立少少的思維都無。反修例運動以來，表面上泛民是 winner，但事實上他也是身不由己。建制派和民主派都是沒有主張，一個只聽北京，一個被五大訴求和民粹拉著走，其他都是空白。例如羅健熙他們在民主黨寫決議文（2017 年），談自決新主張，竟然無人理，其實成個泛民都在衰落，價值真空，素人和本土派都在他們之上了。」

「其實『民主派』的說法不很準確，泛民的核心是反共、反對政府親共，『頂住上面（中國）』」，其實是很本土派。香港的本土運動，已經超越了雨傘，超越出來打一餐就算的規模，我都很鼓勵本土派繼續深化整件事。」

但我也幫泛民說一句話，頂住上面其實也可以是 value？

袁回應：「的確也是，頂住中國也是一個價值，不過你不能 30 年都是傳遞同一個價值嘛。」

議會過半，有人支持，有人覺得無用。一些積極考慮參選的年輕人，認為是要用來攬炒或者做講數籌碼。袁彌昌仍然孜孜不倦地講中間哲學：

「我睇重特首選舉，多於立法會，因為特首選舉不是比例代表制，特首選舉始終是講中間，要各界多少有少少認受才行到。立法會是不同的，各說各話，個人特色越鮮明越好。如果民主派在立法會拿到半數，迫對方屈服，不斷要脅政府，其實對選特首找一個多方接受的領袖，是沒好處。我們其實要迫北京也找到一個中間位。如果選到一個特首，他不任命，他就自己製造憲政危機，樣衰的是他。所以他也不能極端；同樣地，我們也不能走向極端。」

建制派很多人其實只是當返工

少不免要談容海恩。兩公婆其實有沒有政治分歧？

從袁彌昌的答案看來，其實沒有，因為容海恩亦未必有太強烈政見。

「建制派議員其實都是返工，事實上不能每個人都像何君堯，如果個個都是何君堯，大家就好麻煩。容海恩沒甚麼特別的政治主張，都是民生議題投下票，做下服務。這對我來說是一個 blessing。雖然不想說，但在李梓敬事件裡面，她不是鬥爭型的人，所以她會有那種反應。」

所謂李梓敬事件，是新民黨內部要搞立法會選舉的初選，容海恩最後退出，表示結果是內定，不想幫李梓敬抬轎。

經過表態「反送中」之後，建制派有沒有人說你背叛他們？袁彌昌笑言：「總會有，但不會因為這樣就完全斷絕來往。除非說中聯辦要批鬥我，說這個人完全不能接觸，他們就會疏遠，但現時還未到這種狀況。」

在中間派 / 建制組織三進三出，將香港拉向中間的社會工程亦自言並不成功，但袁彌昌堅持，每個社會都一定有約兩成以上的「中間選民」，經過反送中之後，有說中間派已經不存在，但他似乎會繼續奮鬥。

大學讀國際關係、博士時研究戰略的袁彌昌，令人想起以前的香港人。像魯迅所說，他們總是喜愛「折衷調和」的，也是「折衷調和」的環境孕育了他們。然而，在 2020 年的時空，最後的中產或都會政治，雖然不會完全熄滅，但在北京的持續高壓下，或多或少都有點力挽狂瀾的唐吉訶德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