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體系｜那些琳瑯的、外掛的自我碎片

第一天

請分享一件能代表你，或者帶有個人特色或個人印記的物件，它與你之間的故事是什麼？常說物件盛載許多東西，你有這樣的物件嗎？

這真是很困難的一題。「我」是這樣的一個綜合體，許多的物件都沾染了我的印記，卻又只能承載我的一部分，一個片段，只有它們都組合在一起，才能描摹出我大致的輪廓。又或者，不是這些物品分去了我的一部分，而是我擷取它們的意涵，來構成我，或我的呈現。他們的意義，早在創造時就明確——他們是作為意義承載體，而不是簡單的物件而被生產的——以至於我無法自信地取出任何一樣，說，那就是能夠代表我的。

在台灣的時候，「進步文化」的主流化，讓徽章和貼紙在我生活的環境裡極為普遍。我也為自己蒐集、累積了不少能夠表達價值理念與關切議題的小物件。常常覺得自己每天外掛著一堆符號在行走。我的書包，和我的單車一樣，長年掛著一條彩虹絲帶。書包上叮叮噹噹掛了各樣的徽章，從早期的橙色的彩虹平權小可愛，彩虹色的V字，核電淨零，到明哥的「同黨」，到疫情間同遊的紫色酷兒旗花磚，女權黑貓RBG，「拒絕月經羞恥」的衛生巾，「I support diversity in science」，獵人的活得磊落真誠，飛地的烏魯木齊中路……電腦上更是各種六四的、香港的、台灣的、LGBTQ、氣候和環境主題的貼紙。

到了美國後，我才知道這樣的文化並不是在全球年輕群體都流行的。徽章和貼紙也不是沒有，但並未那麼普遍、那麼政治化，常常看見的只是一些興趣導向的、純粹可愛的，或只有蔬食、植物、愛自然這種比較「軟性」的議題呈現。至於酷兒乃至更廣泛的liberal群體，都把自己的價值與認同銘刻在身體上。紋身不分性別年齡，一個大班級裡八九成人都有（包括已經一把鬍子的老師）；流行極了的眉釘、鼻環、唇釘、舌環，成了叮叮噹噹的一身；加上妝造與穿搭，沒有人用得著「外掛」自己所認同的價值符號。

但外掛不是沒有外掛的好處。一直以來，每次回家，或見政治傾向可能有異的人的場合，我謹慎地把最敏感的那些徽章取下，把電腦蓋上的撐港貼紙再用新的貼紙覆蓋。正如我們在過海關前謹慎地檢視自己的手機，將一些應用刪除、隱藏，將照片刪到如水波般溫順平和。正如在台灣或美國的房間裡，當有不熟悉的中國朋友來訪時，我也需要將民主女神的小型雕像藏起，將某些海報拿下，將牆上彩虹旗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那一面翻過背面，露出一派祥和的新年紅紙「福」。

我們用這些符號隱秘地透露訊息，像螞蟻顫顫巍巍的觸角，默默期待在各種場合找到氣味相投的人。但為了這份期待，我們也需要在另一些時刻，小心地調節著這些物件對我們身分、觀念、興趣愛好的暴露。

意義鮮明的物，是認同，是紐帶，是與未曾謀面之人的信物，但也是致命風險。

我有時也會對這些價值意涵太過明確單一的物件有些厭煩，因為商品化，因為太「流行」，因為缺乏曖昧多層次的意趣。這樣的物件不是詩，不是好歌，是宣傳口號。有時也會對自己外掛這堆東西有些尷尬——就像是每次穿文化衫寫著「時代那麼壞」或「女权主义者长这样」都會變得極self-conscious，有些不好意思——那好像一種太刻意的標榜。但我又無疑仍寶貝著這些物件，它們寄寓了太多的期望和情感，而在我懸掛、攜帶著它們的日子裡，又一次次與人相遇、沈澱新的故事，讓那略顯單一的價值被裹上一層層的樹脂，變成飽滿透光的琥珀。

也許，正是它們的稀缺，因為它們仍然是我們需要在不同場合和時機隱藏起來的，因為我們不能夠直接在所有公共場合表達和言說，而必須用這樣隱微的信號，也從別人的一件衣衫、一個飾品、一個紀念章上面猜測與相認——才讓這些物件仍毋庸置疑地，在我一睹題目後，躍出我物質世界的海面，讓我寫下，在意義世界裡再度肯認，它們就是我的，最珍惜的一部分自我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