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反共

之前读《毛主席语录》时就想写此文了，但迟迟没动笔。近来在一些机缘之下还是决定要写点东西出来，谈谈我对反共的看法。

就在动笔之前，正巧看到YouTube推送了王志安的视频，标题大意是某个观众提问，“如果共产党倒台，是否中国就有救了”。我真想说，救国早就不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了！“救亡图存”在一百年前也许还有些市场，但绝对不是今日的主题。反共跟救国几乎没有关系。

这里我想多提一句，我们作为反共者，还是应该具备一点政治家的眼光和素质的。“救国”是一个信仰问题，而不是政治目的。作为政治家，我们要弄清楚的不是应该信仰什么，而是怎么把信仰转化为一种实际的政治资本，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现在大谈“救国”其实对推翻共产党的帮助少之又少，看看共产党的做法就知道了。

我们要看到，在共产党统治的这几十年间，种种事实早已表明“国家利益”、“民族情感”等概念是可以随意被权力机关定义的。一个政党可以在争取国家利益与维护民族情感的同时，而丝毫不提升百姓的福祉。否则为什么GDP持续涨高，政府甚至有几百亿闲钱去投资什么“一带一路”，而百姓的幸福感却持续走低呢？所以，“国家”这个概念（或者“民族主义”这种信仰）已经被共产党玩坏了。宏大叙事在今日几乎已不具公信力，我们不可能再像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样，凭着高举几个理想主义概念的旗帜就动员起一批民众出来造反了。

其实，我一直很警惕将反共事业过度崇高化的说法。在我看来，反共就是作为共产党的反对派而存在。民进党反对国民党，工党反对保守党，民主党反对共和党，谁能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告诉我哪一派就一定比另一派更高尚呢？有时候我们得跳出道德伦理的视角，聚焦于反共和挺共的本质——一种政治游戏或博弈。英国的保守党下台了，但它不会消失，更不会因为任何道德理由而被清算，而是可以作为反对党保留下去，继续发挥它的影响力。

政治游戏就该这样，彼此反对又彼此保留。这一规则实则极其残忍，因为任何政治党派，只要你愿意往上查几代，都不会干净。像柯文哲这种贪污的都算轻的，特朗普可能有性骚扰和强奸的前科，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杀过学生，塞缪尔·亚当斯通过散布谣言间接引发波士顿屠杀，只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都结了太多的仇，一将功成万骨枯！如果每一桩案子都要清算，那就不要谈政治了，而只能是你踢我一脚，我回你一拳，看看中东的局面就知道了。

但话说回来，死去的冤魂依然需要安息，冤案依然需要平反。所以，怎么处理与反对党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政治伦理议题，我无法在此解释清楚。如何与对手打交道，也极其考验政治家的心理素质与政治智慧。对于政治对手，我们要揭短它、讽刺它、嘲笑它、在政治游戏中打败它，而不是在战争中消灭或杀死它。如何化解这种想要消灭对方的情绪，是所有关心政治的人永远需要面对的课题。

是的，政治（以及宗教）经常能够引诱出人性中幽暗的部分，例如愤怒、抑郁等与死亡有关的情绪。但我们也要看到，死亡本身就预示着生命，不惧死亡、不知病痛，就无法觉知活着；如果不是拥有极强的表达欲，那么生活在言论不自由的环境中也不会觉得压抑；感到压抑恰恰是因为生命力旺盛，寻求出路而不得。所以，这种生死体验的转换就在一瞬之间，见死即是向生。当你认定自己的精神压抑是共产党所营造的政治环境所致，那么反共可以一试，把这种压抑的情绪，通过相反的政治立场做一个表达上的范式转换，渐渐把“死之感”转化为“生之感”。我想，这就是反共最深刻的意义所在——化情于志，反身成佛。反共事业应该要作为一种志向，起到疏导情绪的作用，将其做创造性、建设性的宣泄，在此过程中培养出健康的人格。而内在的健康人格又反过来促进外在事业的发展。在这种相互促进中，把反共事业推进下去。

这种心态的对立面有二。一是政治抑郁。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说，我遇到的反共者都是富有同情心的人。但光有同情心还不够，还得强大、要有韧性、要会自我调节。如果缺少这些素质，很可能越反共越把自己弄得病怏怏的。现实中的政治已经够黑暗了，请不要再拿这些黑暗在内心中折磨自己！而且，从战术上说，我们如果被政治搞得绝望了、倒下了，那岂不是正好让共产党得逞了？所以，如果政治成了自己的病灶，那说明政治暂时还与您的脾性不合，可以远离一下压抑的政治环境，先把反共的事放一放。等足够强大了之后，再回来也不迟。撤退和服输也是一种战术，能够放得下高傲的态度，承认自己的失败，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成功。反共事业任重道远，一定要先将自己的身心健康关照好，保存有生力量。

另一对立面则是，将反共或任何政治事业当作满足暴力与破坏欲的借口。这也是在以政治强化情绪中消极的一面，放大人格中的缺陷。这样轻则导致善恶观倒错，重则导致暴力独裁。为举反例，我从《毛主席语录》里摘抄了几个句子：

1.  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

2.  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3.  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反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4.  ……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

5.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不知道读完你有何感想。我的感觉是，全书出现最多的词大概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凡是”、“必须”、“终将”等语气绝对的词，另一类是“正确或错误”这样的二元对立的词（毛似乎尤其喜欢总结各种“错误”）。但我不禁想问，为什么政策只能分为“错误”和“正确”？到底谁有评判对错的权力？群众吗？那为什么群众总是做出愚蠢的决策，例如给刘少奇扣上莫须有的罪行？为什么执行政策时不能“左右摇摆”？万一政策误判了，又毫不犹豫地执行了下去，那不是错上加错了吗？不是更加“盲目”了吗？后面几句就不说了，都是简单的非黑即白式思维。

语气绝对说明其思维容易走极端，二元对立表明其有缺乏思辨能力的嫌疑，难以觉察事物性质的渐进式转变（好事会慢慢变坏，今天正确的事到了明天可能就错了）。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这两点结合起来共同导致了毛执政时期如此执着于一些荒唐的政策。而毛的这类政治讲话在当时却令其受尽追捧。群众极其强烈的正向反馈，很有可能强化了他的这种思维模式。于是导致了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毛在政治上越成功、越有号召力，心理上就越幼稚、认知失调就越严重。直到文革时期，他的政治地位上升至巅峰，而认知力也下行至最低点，丧失了对当时政局好坏的基本判断力。请问各位，这样的革命真的能算做成功吗？我觉得从结果上看，这实属一条极其病态的革命路线。一路走来，历经千难万险，赢得了正统性与权力，却同时也放大了性格里的缺陷，把人格弄得如此极端化。且不说对他本人到底值不值得，就算以旁观者的视角看，权力掌握在这种人手里，难道不让人害怕吗？

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一个警醒，政治要是玩不好，真是于人于己都贻害无穷。

以上大概就是我对自己反共的态度的总结了。也许也可以从比较深的层次上揭露共产党统治的缺陷——对生命的否定。尤其是现在的习近平政府。我总结出以下三个关键词：死板僵硬的纪律与规矩、单一的价值观、过于严肃而缺乏幽默感的社会环境。穷人戾气很大，富人能润则润，说明这个环境可能并不太适合我们生存了，触及我们生命本质的需求无法在此得到满足。所以，如今反共应该要像“文艺复兴”学习，去宣扬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我想起了当时疫情上海封控时流传的一段视频：一群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殴打一只狗，因为它的主人被送去医院隔离了，而无人看管的小狗显然是妨碍了他们的工作。凭什么让它配合你们的工作？一条生灵，想要活下去本就是它的目的，你凭什么迫使它的生命为你服务？生命之美，就在于它的独立自为、相互有别、难知难测。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我们的政府，把这种生命的活力视为一种不安定性，要早早地掐死在摇篮里。以小狗事件推而广之，香港的民众们也是如此。他们想要有自决权、有选举权，这一意愿本身就该得到尊重，干嘛要管他们有没有所谓“勾结境外势力”、有没有认可北京政府的权威？独立，是生命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生命施展自身魅力的前提，可这一概念，唯独在中共那里，却成了叛逆、混乱和杀之而后快的罪名。但就是这样有大不敬的港人，在抗议期间却创作出各种形式的艺术。反观中共，给世界留下了什么呢？习近平您又创造出了哪些价值呢？在此次事件中纯粹扮演着镇压者与破坏者的政党，居然还可以自诩正义吗？二者为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对比真是一目了然！中共的各位领导们，您们只管把艺术禁掉、把美好的事物在人民面前一遍遍地摔碎吧，让我们看看，这个不思进取、垂垂老矣的政权究竟会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