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懸公民對談，當代蘇格拉底廣場

（本文首發于2017年3月13日）

壹/知識精英的圈地自嗨？

01 困境一

• 當看到共享單車被惡意破壞或被私人通過各種方式占為已有時，

• 當看到男子因為韓國部署薩德而在國內商場破口大罵邀請韓國籍模特現場展示的化妝品商家時，

• 當看到17歲男子因反感地鐵創業掃碼族而對兩個姑娘極盡羞辱並推搡搶奪手機時，

相信很多人心裏都產生過這樣的疑問：怎麽才能提升這些人的公共意識，或怎樣才可以讓這些人好好說話，有分歧咱們理性討論行麽，而不是訴諸於言語或行動上的暴力？

另外，我在《邏輯謬誤在同婚法爭辯中的實踐（三）》一文的第一部分提到過自己曾憤怒於同齡人的「政治冷感」這件事，怎麽才能說服他們這些公共議題真的跟他們自己有關系呢？

遺憾的是，當與大多數人探討這個問題時，我們的對話只能無奈地截止於這個老生常談的話題：「哎，只能通過一代代的教育了吧。」

然後就面面相覷，陷入了無解。

02 困境二

另一個困擾了我很久的問題是，如果對談雙方或多方並不具備對等的信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對公共議題的討論還能進行下去麽？

在此，必須confess（坦白）一件事，我個人一直以來的觀點，是如果想要達到有效率也有效果的公共議題對談，參與對談的人必須已經具備了邏輯思考能力以及對議題進行過相對深入的了解，否則根據過往的經驗，這種打著公民旗號的交流最終要不是淪為抱怨不公與負能量的發泄場，要不然就成為了分享私人經驗的故事會。

而所謂公民對談，雖然最終目的並不是要達成共識，但我認為至少是需要所有參與者有所準備，進行智識和已有知識的交換，而不是訴諸於情緒與好惡。

但如此就設立了對談的門檻，陷入了「精英主義」的窠臼，成了圈地自嗨了，不是麽？

03 一場實驗

其實，我陷入困境是必然的，因為上至古希臘時代，蘇格拉底就思索過這個話題，當整個社會或政府本身就是一片混亂和荒謬、沒有提供一個理性的環境時，我們如何說服個人，去遵守法律或者為了社會最大範圍的幸福去限制自己的私欲呢？

But if the government itself is a chaos and an absurdity, if it rules without helping, and commands without leading,—how can we persuade the individual, in such a state, to obey the laws and confine his self-seeking within the circle of the total good?

摘自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下至當代各個公共知識分子也不斷地在討論這個問題，隨便在微信朋友圈裏一搜，就可以搜到我的朋友們轉過的有關探討「公共」話題的文章，如錢永祥教授的《哲學與公共文化：台灣經驗》，C計劃藍方的《我們需要什麽樣的公民教育》、《做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有問題嗎？》，老沈一說的《為什麽「穹頂之下」沒有說服我》，微思客的《「過度的政治正確」？——美國大選後我們需要怎樣的公共討論》......

不過，通過最近對張懸公民對談的觀察，我得到了很多啟發，漸漸想通了一點點如上的困境，所以在此與大家分享。由於並不是所有人都聽說過張懸，簡要做一下介紹，幫助後文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張懸，台灣創作女歌手，本名焦安溥，家族四代皆為知名法律界人士，父親是「親中」的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的前任秘書長焦仁和。她以公民的身份，常聲援台灣社會運動議題，包括同志遊行、反對建立第四核電廠運動等，所創作歌詞中也經常流露出人文關懷，並在2016年11月28日在台灣立法院「同性婚姻草案」公聽會上發言。

2013年底，因在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演唱會接過前排觀眾遞來的青天白日旗，介紹自己的家鄉，當場被大陸學生打斷，傳播到網絡後被大陸網民罵為台獨，引起很大的社會爭議，時任台灣文化部部長龍應台和國台辦發言人範麗青甚至都分別做出了回應，因此當年年底預計在北京舉辦的演唱會被迫取消，被大陸隱性封殺至今；但與此同時，因舉的是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而非綠油油的「綠島旗」，在台灣還有人罵她是「統一派」。因此，舉旗事件作為人生中的重要轉折點，張懸一直背負其影響至現在。

2015年，她在台灣策劃「潮水箴言」概念演唱會，並在系列演唱會結束之後閉關，進行經濟學、哲學、傳播學等學科的修習。2016年12月19日，開啟公民對談的實踐，因社會反響很好，邀約不斷，從最開始只想做三場擴充到了最終在農歷年前做完三十二場。

2017年2月19日24：00，她關閉張懸臉書（Facebook）頁面，回歸本名焦安溥，期望弱化大眾對「張懸」的註意力，轉而讓「公民對談」真正留存於各自的心中，聚焦於未來對各個具體議題的延伸討論。

2017年3月5日，她邀請許多台灣社會促進團體——如法律白話文運動、哲學星期五、野生動物追思會、愛教會×為愛而生聯盟、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台灣同志咨詢熱線等——同現場報名參加的1000名觀眾，一起進行了公民對談最後一場的經驗分享會。當結束這場經驗分享會，張懸就正式告別「張懸」這個身份。畢竟公民對談一直由她自己主持還是有一定局限性，她把公民對談這種形式放手給社會上不同的公益團體，讓他們秉承著相同的理念，繼續推動社會當中的公民參與。

其實我從她做第一場公民對談時，就想寫這篇文章，期間構想了很多種切入的角度，比如：

• 《從張懸公民對談看如何快速養成「凡事先定義」的好習慣？》
• 《從張懸的聲明與承諾看「羅伯特議事法則」| 公民對談終極三問之WHAT》
• 《為什麽要進行政治參與 | 公民對談終極三問之WHY》
• 《從張懸公民對談看如何與「反智」人群溝通 | 公民對談終極三問之HOW》
• ......

如上各個主題最後都被自己逐一否決。直到上周日下午（2017年3月5日），當張懸在海峽對岸進行公民對談的最後一次經驗分享會時，我在海峽這邊的帝都國子監，與兩位新認識的朋友進行了一場公民對談實驗。當親自完成了這次很有收獲的實驗後，我想是時候把這篇文章寫完了。

貳/以問題對談觀點？

在每一場的公民對談開始前，張懸都會宣讀自己個人聲明與承諾，筆者認為她的這份承諾裏的信息量大到，只要把這份聲明吃透，「反智」的人也可以變成「明智」的人。

承諾一：除非對談者主動提出，對談內容我將講絕不以愛或宗教一詞匯作為論述與回答基礎。

分析：很多時候我們在論證自己的立場時，習慣於順手就拿愛、宗教或傳統來壓制對方。甚至像是辯論節目《奇葩說》，到最後實在沒招的時候也會搬出「愛」，站在宇宙中心呼喚愛，好像對方就不能拿你怎麽樣。但是如此之後，我們就相對無言，沒什麽可再說的了，討論無法進行下去了，不是麽。

承諾二：對談內容中我承諾絕不提供或聲稱任何必然對錯的答案。

分析：張懸一直很警惕自己公眾人物身份，在公民對談中自稱是「世界上最不信任自己的人」，她拜托大家時刻對她所說的話保持懷疑。當擁有數以十萬計的聽眾時，卻一直告誡粉絲們不要做「歌迷」，不要總是講「張懸好棒棒」或感謝她的辛苦，而是要做「可敬的對手」，可以在不同議題上「過過招」的平等的公民。反觀社會上所謂的「專家」，以及填鴨式教育培養出來的仍然要求別人來「投餵」自己觀點的學生們......在此就不贅述了。

承諾三：過程中若有任何引述錯誤或咨詢不實，不全的論述，我承諾會在經確認後每次即於臉書官網即時公開訂正說法。

分析：在直播過程中，會有公民小幫手整理對談過程中出現的各種議題，發到張懸的臉書官網上，供網友提供資訊和進行討論。此條聲明體現的是一種求實的態度，避免讓公民對談淪為一言堂或只有她一個人擴大聲音的地方。

承諾四：除保留回答私人隱私問題與否的權利，對談過程我將只以問題提出問題，以問題對談觀點，也只以我個人生命經驗與自身已有知識作為交流，不以任何單位提供之各種數據或引用他人說法作為立場，也絕不否定或在對談過程中利用公眾人物身份引導或單方定義任何對談者所持立場。

分析：本條是整個公民對談的重點，「以問題提出問題，以問題對談觀點」，不斷地追問不是挑戰對方，而是一個最真誠地回應的方式。其實想一想，有沒有一些問題，它現在發生，多來自於更多我們不被允許問的問題，或者是在最早當初就該問的別的問題？那麽問出來這些問題，其實就是解決問題的起點。

另外，「不引用他人說法作為立場」也是一個很好的習慣，不要說因為奧巴馬說、凱恩斯說、莊子說，所以我的立場是......這樣做的用意仍然是避免訴諸權威。

承諾五：於任何對談內容前後，我絕不會以任何個別對談對象或特定對話內容接受任何媒體采訪或繼續發表解讀，轉述或私人意見。

分析：這樣保證的是持不同立場前來的對談者可以放心自己在直播中說的話，不被後續拿來做文章或被作為靶子攻擊，從而可以放心大膽地發表自己的見解。

承諾六：我將不代表任何團體，也不會嘗試為不同性傾向與不同屬性（比如宗教或家長）之社會族群發言或進行代替詮釋。

分析：「不做代替詮釋」的意思指的是，不會說，要是學生，他們會怎麽想，或者要是基督徒，他們會怎麽想。也即不用所謂的既定印象來陪大家聊這些事情。

叁/混亂中尋找自由的秩序？

除上述的六條聲明之外，張懸對「公共討論」還進行了其他很好的示範。

有一個小細節，為了尊重對談者的隱私權，張懸沒有因為自己是眾人喜愛的歌星，就認為來參加對談的人以與她對話為「榮幸」，而是給予對談者擁有選擇進入鏡頭或不露面的權利。

另外一個細節，她在進行完前幾場後，發現一些對談者可能會因為她的「名人」身份而產生被壓迫感，於是為了將對談很好的進行下去，她在後面幾場都給予對談者是否需要使用「無名黑帽」的權利。如果覺得看著她的眼睛說話不自在，可以讓張懸帶起帽子，盡量減少眼神交流產生的幹擾因素。

有沒有發現，從這些細節中，張懸很好地示範了什麽是對他人的「尊重」。當然，除了一些基本原則和權利上的「尊重」，公民對談並不要求大家一定要客客氣氣地講話。因為對談這件事情，跟彼此友不友善，其實有時候根本沒什麽關系。真正的對等是建立在知識的對等上面，或者是能夠了解彼此觀點從何而來的能力上面，去掉上述兩個條件的話，就算我尊重你，你尊重我，也不見得我們可以了解對方在說些什麽。

縱觀三十二場公民對談，真的是在混亂中建立自由的秩序的過程。最開始，很多對談者應該只是沖著能和張懸說上話這個機會來報名參與，結果大概也沒有細想要如何表述清楚自己所在乎的議題或困惑，好在張懸有神奇的能力可以通過不斷地追問梳理出來一個邏輯，並以此為切入點繼續深挖，最後提升到一種普世適用的公共議題層面。到第十八場，在新莊高中的公民對談，張懸作為主持人，面對幾十個高中生，由一個同學提出自己想要談論的議題，張懸進而引導其他人，鼓勵他們表達出自己對相關議題的看法，幾個高中生你來我往拋接觀點，進行思辨，很有啟發性。

若說道觀點碰撞最激烈的一次對談，目前來看非梅峰先生莫屬了，他反對同性婚姻法，並且認為中醫可以「醫治」艾滋病和同性戀。他在第一場出現了，跟張懸對談了自己的論據，但是由於雙方信息不對稱，並且由於以前沒有培養出一個好的討論習慣，梅峰先生總是影射、指涉、臆斷他人的觀點，討論一度沒有辦法進行下去。於是第三場公民對談他又參加了，可是這一次雖然他資料準備很充足，但還是犯了很多邏輯謬誤，場面一度很激烈甚至有點失控，最終雙方並沒有討論出一個確定的結論，梅峰先生說他回去查查資料，之後再來參加看看。

所以，張懸並不要求自己或對談者具有如何完備的知識體系才能把對談進行下去，她不期待每一個短短15分鐘左右的對談在結束時兩者達成什麽共識。公民對談其實是示範各式各樣的過程，而不是為了要得到完美的對談結果。有時候也是示範如何不吵架，甚或是如何好好吵架。

肆/當代蘇格拉底廣場？

張懸在直播中希望大家踴躍參加對談的時候是如此說的：

「如果你渴望，或是你希望，在已經確定的立場之外，不管是就現有的資訊，或者是真正的知識，或者是對於歷史的討論，或者是對於人與人之間相處，包括自我認同，其實都渴望有對等的對話，而不只是為了要不斷地證明自己立場的一個交談機會的話，歡迎大家告訴身邊的朋友。有這個需求的民眾，我很渴望可以盡我自己最大的誠意給大家一個對談的機會。」

這讓我想到了蘇格拉底。威爾·杜蘭特在《哲學的故事》一書中，講到蘇格拉底是如何在雅典的廣場（agora）上拉著年輕人聊社會、聊政治、聊人生的：

Across two thousand three hundred years we can yet see his ungainly figure, clad always in the same rumpled tunic, walking leisurely through the agora, undisturbed by the bedlam of politics, buttonholing his prey, gathering the young and the learned about him, luring them into some shady nook of the temple porticos, and asking them to define their terms.

翻譯：穿越回兩千三百年以前，我們仍然能夠目睹他那樸拙的身形，永遠穿著同一件弄皺的外套，在廣場上閑庭信步，不受到任何政治喧鬧的侵擾，追著他的「獵物」談話，把這些年輕人和有學問的人聚攏到他的四周，帶著他們一起走進寺廟柱廊下陰涼的角落，並且要求他們不斷地對自己說的話中的詞語下定義。

當看到張懸坐在喧鬧的咖啡館裏，現場時而傳來鄰桌的喧笑聲以及吧台的榨汁機攪拌聲，她穿著樸素的黑白灰色系衣服，不厭其煩地從對談者表達不清甚至邏輯有些混亂的話語裏梳理出一條思考的主線，抓住一個切入點反覆的追問下去時，我真的仿佛穿越回了兩千三百年前那個人類智慧榮光的時代。

在此我希望引入「蘇格拉底反詰法」（Socratic method）的概念（摘自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So he went about prying into the human soul, uncovering assumptions and questioning certainties. If men discoursed too readily of justice, he asked them, quietly, tò tí?—what is it? What do you mean by these abstract words with which you so easily settle the problems of life and death? What do you mean by honor, virtue, morality, patriotism? What do you mean by yourself? It was with such moral and psychological questions that Socrates loved to deal.

翻譯：所以蘇格拉底開始探尋人類真正的靈魂，去揭開我們現存的假設並去質疑那些確定性。當人們在過分自信地談論所謂正義的時候，蘇格拉底不禁要問，到底正義是什麽？當你們用如此抽象的詞語去輕易地解決生死問題時，你們是什麽意思？當你在談論所謂的榮譽、美德、道德、愛國主義的時候，你到底在談論些什麽？你「自己」是什麽意思？就是這些道德性的和心理學性的問題，是蘇格拉底極其想去討論的。

Some who suffered from this "Socratic method", this demand for accurate definitions, and clear thinking, and exact analysis, objected that he asked more than he answered, and left men's minds more confused than before.

翻譯：這個方法要求你要有清晰的定義、明晰的思路和準確的分析。有些人深受「蘇格拉底反詰法」的折磨，批評蘇格拉底作為老師，問的問題比回答的問題還要多，然後本來自己還有一點答案，結果被他一問更暈菜了。

而張懸大概也深諳蘇格拉底反詰法，她會不斷地摳字眼，比如對談者話語中提到的「逆向思考」、「人文主義」、「普羅大眾」、「大哉問」、「後設認知」、「媒體分眾」、「公民意識」、「公民輿論進程」......根據你提出的問題，她還會不斷問你：

• 你為什麽要問投廢票這個問題？
• 「正常」、「自然」的標準是什麽？
• 你認為什麽樣的新聞環境是「夠自由」的？
• 那有沒有可能其實「面對輿論壓力」本來就是新聞的精神之一呢？
• 你覺得歧視能否被消除呢？
• 「歧視」真的要被「消除」嗎？
• 我們能不能用其他字眼？
• ......

追問定義不是為了挑刺或反駁對方，而是我們要確認自己對這個字眼的定義是不是一樣的，就像民主、正義、公開、監督，這些抽象的詞匯，很有可能我們日用而不知。而通過不斷地追問，我們就可以發現原來自己在思考這個問題上，思維還存在這個漏洞，知識在這方面還需要補充，那我們就帶著資源回家思考，再去查一查相關的事情，擇日再來過過招。

伍/公民，還是臣民？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只要引導人/主持人的能力足夠，對談者即便是普通民眾，沒有很強的批判性思維能力，這場「公民對談」還是可以進行下去的，並有可能獲得不錯的思辨啟迪成果 。那麽我在上文第一節部分提到的困境二「精英主義的圈地自嗨」就解決了，但是困境一「如何培養民眾的公共參與熱情」仍未解決。

其實，這個話題在政治哲學裏面被各家都反覆探討很久了。從歷史上的學術討論來看，很多政治哲學家都提出了「公民資格理論」。你到底是「公民」，還是「臣民」，是有條件來區分的。

首先，政治哲學家定義了「公民資格權利」，分為三類：

• 公民權利（civil rights）：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完整、生命權、安全，不得基於種族、性別、國籍、膚色、性傾向、民族、宗教、殘疾等進行歧視，還包括隱私權、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遷徙自由等個人權利。

• 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包括被告人權利等法律上的自然公正（程序公平），例如有權受到公正審判、正當程序、有權獲取法律救濟，還包括參與公民社會和政治的權利，例如結社自由、申訴權、選舉權等。

• 社會權利（social rights）：即享受公共教育、保健、失業保險以及養老金的權利。

接著，他們認為「公民資格」（citizenship）分為「消極的公民資格」和「積極的公民資格」：

• 消極的公民資格（passive citizenship）：不要求有參與公共生活的義務。當被問及公民資格對他們而言意味著什麽的時候，人們更有可能談及上述三種權利而不是責任或參與，是一種「擁有權力的權利」。政治義務對他們來講是「間歇性」的，只有在危機出現、憲法變更、外夷威脅、國將不國的情況下，這種義務才會變得更強。正常情況下，消極地希望他人出來承擔政治義務，是一種搭便車（free-rider）的行為，福利國家是很好的例子。

• 積極的公民資格（active citizenship）：需要積極實施一系列公民責任和公民品德。比如經濟自立、能約束自我欲望的滿足、能分清弄清和尊重他人的權利、有質疑政治權威的能力和願望，有從事於公共政策所涉及事物相關的公共討論的能力和願望。

上述「積極的公民資格」所具備的那些品質，就是區分「公民」與「臣民」的關鍵要素。 在此基礎上 ，衍生出了「公共合理性」的觀念，它要求公民考察自己宗教或文化傳統中的哪些信念能夠獲得公共辯護 ，並且要求在公共理由（public reasons）被耗盡的情況下，在兩者產生矛盾的情況下，尋求給予尊重的妥協（accommodation and compromise）。

當然，所有上述概念最開始都是在民主理論的框架下進行討論的，於是它將民主理論從「以投票為中心的」（vote-centric）過渡為「以對話為中心的」（talk-centric）。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為在二戰之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幾乎完全被理解成了投票，這種vote-centric的政治過程是一種合計的民主（aggregative democracy），根本就沒有包含公共維度，它不期望或不鼓勵公民們在公共場所就自己投票的理由進行討論和辯論，從而非常容易導致「多數人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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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制图：vote-centric vs. talk-centric

從上述分析來看，由於會導致「多數人的暴政」，專註於私人領域（如家庭、職業、和個人事業）、對公共領域更加的冷漠和消極並不會帶來正義和穩定（justice and stability）。而人們之所以對政治參與的內在價值表示冷漠，一派政治哲學家認為，是因為我們當代的政治生活在規模上太大了，太被金錢所操縱了，太受媒體的階段性影響了，或者太受「專家」的控制了，以至於絕大多數公民認為政治生活意義不大。

畢竟，我光是忙自己的課業或工作，就已經自顧不暇了，哪裏還有時間關心公共議題？如果公民們能夠在政治過程中通過威脅、討價還價或僅僅是人數的優勢就得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東西，如果人們能夠從當下對少數群體的偏見和歧視中獲益，他們為什麽還要遵守那些公共品德呢？

Why should I give priority to my long-term instrumental interest in promoting civic virtue over my short-term intrinsic interest in promoting my particular conception of the good, through threats or discrimination if need be?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按照這種觀點，如果我們能夠模擬出一種更符合人性的政治活動場所（如古希臘雅典人的面對面的政治），並保護這些場所不受到金錢勢力、媒體娛樂或官僚體系的滲透，人們會更加願意進行政治參與。但是，跟古希臘雅典人相比，我們當代的私人生活和社會娛樂方式都極度豐富，於是我們不需要通過政治參與也可以獲得滿足感。

那如何提升公民品德和政治參與度呢？政治哲學家們提出了直接和間接兩種方法：

• 直接法：對公民施加政治參與的法律義務（impose a legal duty），如澳大利亞的義務投票法、或者要求人們每個月都參加鄰裏會議以討論政治事務。

同時如盧梭和密爾所相信的那樣，他們期待「政治參與」本身具備「教化」的功能，能夠「開啟人們的心智，會讓他們熟悉那些居於個人直接處境之外的利益，並且會鼓勵他們承認自己的確應該關註公共關懷。」但是這種想法過於樂觀了，強制公民參與他們不喜歡的政治活動可能只會增加他們對政治過程的反感。

• 間接法：要求市場、社會機構（如教會、工會、公司、環保組織、慈善機構等）、以及家庭可以作為「公民品德的苗床」（seedbeds of civic virtue），潛移默化地對民眾施加影響。

對此，反對意見論證說，市場確實可以促進自立和創新，對抗福利國家中窮人對政府福利的消極依賴，但市場同時會造成貪婪和經濟上的不負責任（如美國的次貸危機醜聞）；

人們參與社會機構雖然是自願性的，並且社會機構中成員與成員之間的道德約束更強，因此更能夠促進人們產生關懷公共領域的責任心，但是要註意，培養公民品德卻不是這些機構存在的理由，你總不能讓基督教教會去教導信眾們接受多元價值，從而理解伊斯蘭教教義吧，很多時候這些機構尊重的帶有些許排外性質的特定價值才是這些機構存在的意義；

同樣地，在家庭中，適用於母子親密關系的品德也不一定適用於不看重人與人之間特殊關系的公民品德或政治參與所需要的品德。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貌似又陷入了無解。

針對「政治冷感」的話題，公民對談期間也多次有人提了出來，張懸對此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這個世界上現存的問題，真的是因為不夠多人關心嗎？或者，即便全世界都關心某一個問題 ，那麽這個問題就能在全世界各個政權或各個制度下解決了麽？

所以我們能不能假設，要每一個人都瘋狂地去關心這個世界所有的面向 ，不一定能夠帶來這個世界所有面向的問題的解決？

提高公共參與度，不是非要你去關心別人身上正在發生什麽事情，而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從社會上總在聊的議題裏面找到，這件事可能會跟我有什麽關系。

如果你找得到這個連結，說不定就可以明白這個社會上正在討論的事情，為什麽對你來說很重要，而你的意見為什麽有一天會對這些事情很重要。

總有一天它會跟戰爭有關，會跟我們的民生經濟要往哪裏去有關，它會跟更多我們生而為人應該要有的權利，也保障別人生而為人應該要有的權利有關。

她認為最重要的是善用我們的身份，發出我們這個世代的關心和警醒，提出呼籲或者加入討論，這遠比回到個體的身份單純地表達自我的快樂悲傷更加重要。我們能不能在我們現有的、覺得必須要關心的面相上面，提升我們在知識上、資訊上、傳遞方法上的深寬廣呢。因為我們在這個特定的領域上有更多的動機，所以就有更多的機會去深入探索。

也許我不是學生、中產階級、孕婦媽媽、同性戀、或者藍領勞工，但當我們在自己需要關心的事情上面產生動機之後，如果能夠把這個動機偶爾推己及人，偶爾發揚光大，如果能夠把自己當成神經系統裏面的每一個末梢神經，然後時不時與其他人進行串聯，那各個面向上面的討論都會遍地開花似的豐富起來。

陸/跨海峽的平行時空

上文提到，2017年3月5日下午2點，當張懸在海峽對岸進行公民對談的最後一次經驗分享會時，同一時間，我在海峽這邊的帝都國子監，與兩位朋友進行了一場公民對談實驗。

在三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裏，我們以今年兩會的熱門議題為框架，先討論了我們相對最關心也最了解的幼兒園教育、性教育、二孩政策、養老行業等議題，然後再簡單地延伸討論了一下我們信息和知識不太充足的國企改革、貧富差距、環保、一帶一路等議題。當討論中間，有人提出一個其他人不太清楚的名詞或字眼時，我們就即時上網搜尋定義並分享給其他人。

再比如，當我們在討論中財校長王廣謙先生提出的政協1號提案《關於將學前三年教育納入義務教務的提案》時，我們無意識地直接越過了「厘清定義」的環節，光是聽了這個提案的名字就開始在教育免費了但質量能否保證的地方產生了爭議，在拋接觀點幾個回合之後才突然發現我們還沒有仔細讀這個提案的內容，於是搜來具體內容，給對方讀出來。當所有人信息對稱了之後，再進行後續的對談。

這就讓我想到第十六場在中正高中的公民對談，一個女生提出在他們的公民課中，公民老師舉了一個例子，「兩對同性伴侶想住在一起，並想成為互相法律意義上的家屬」，這個女生覺得無法接受這種關系，所以覺得「多元成家」法案不是很合理；但當張懸回問全班同學，「有誰讀過真正的提案嗎」、「公民老師有帶大家逐條分析提案嗎」的時候，全班人默不作聲了。大家總是在爭吵，同婚合法後，各種親戚的稱呼體系和傳統觀念會如何崩塌，或者多元成家與伴侶制度提案會如何導致社會倫理的動蕩，但真正坐下來研讀提案條目裏對這些方面具體是怎麽表述的人有多少？

再舉一例，當公眾在討論「霧霾」的時候，可否在拋擲大家的憤怒之外，在高喊等著北京第一批死於霧霾的人之外，在陷入工業黨和環保小清新的對罵之外，進行相對「定量的」經濟學上的收益-損失分析？

我們在討論的時候，並不是說我覺得我是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所以我討厭什麽東西我吼出來，我就直接認定這是一個公民的發言，所以你要滿足我討厭和喜歡的東西。

當我們作為消費者時，我們可以無任何道德責任地去喜歡或討厭一個東西。但是當我今天要討論一個公共政策，它會影響到社會各個層面的時候，它絕對不是單純的好惡就可以被決定的，它也不是每一個人拼了命地講多喜歡跟多討厭，就應該要拉著公共政策往那個方向走的 。社會不會因為議題太多太覆雜而失去穩定，卻會因為我們投擲好惡意見的方式越來越激烈、每個人都想要搶取話語權的最大塊、在瘋狂爭奪的過程裏面失衡。

張懸公民對談為我們提供了可操作性極強的討論方法，運用她的原則和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公共討論淪為抱怨與負能量的發泄場或者私人經驗分享的故事會。有不少人被她的談話啟發，也有人認為不過只是意見過多的「文青病」。另外，一共三十三場，平均每場2.5小時，加總起來的時間快趕上小100集電視連續劇了，即便是她的死忠粉絲，如果不是真的對公民參與很關心的話，也很難耐下心來一場一場認真看完。但不管怎樣，此示範是一個非常積極的開始。如果想達成一個真正意義上有活力、有尊重、有思想火花碰撞的公民對談，還需專業人士或社會促進團體在各自專業的領域繼續深耕灌溉。

張懸沒有蘇格拉底那麽悲慘，沒有像他一樣，最後被500人公民大會認定侮辱了多神論、並毒害了年輕人的思維，因「多數人的暴政」而死於被賜的毒酒；這個相對包容也更加多元的現代社會讓她有更大空間去實踐那些看上去有些徒勞、甚至不被看好的想法。

張懸也沒有蘇格拉底那麽幸運，沒有像他一樣，擁有一批具備高度悟性並承載人類頂尖智慧光芒的門徒，為後世幾千年留下思想的寶藏；但好在這個科技高度發達的互聯網時代，有條件把她所堅守的信念傳播到萬裏之外，再由不同的團體在世界各地生根發芽，撐起公民社會的脊梁。

那在這個最好也最壞的時代，你，願意做我們各自可敬的對手嗎？

參考資料

• Will Kymlicka,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 An Introduction.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rint.
• Will Durant,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 The lives and Opinions of the Greater Philosophers. New York: Pocket books, 2006. Print.

鳴謝

感謝孟小白、山梨糖醇在與我的公民對談實驗中提供的靈感。感謝楊健霆、陳瀟彤對本文初稿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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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懸公民對談，當代蘇格拉底廣場（上）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cyNzc1OA==&mid=2649625995&idx=1&sn=d8896a75a2aee7540537417f48ab178e&chksm=83630a6ab414837c1ed31e07ac1736d37bc37a7bc1f17a69b95f06fec874aa8d89ba48f9d510&mpshare=1&scene=1&srcid=10039QIpKhfY8xC88MhP3ry0#rd
2. 張懸公民對談，當代蘇格拉底廣場（下）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zcyNzc1OA==&mid=2649626010&idx=1&sn=a0e4eb1332f41b6f3349da553c95e9cf&chksm=83630a7bb414836da6b29d503b4020ebea6901068d39c8be21c1c2a52768e8df7bc355f58c30&mpshare=1&scene=1&srcid=1003sWttvfbDUqy5T33sDiaN#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