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王國維《人間詞話》中的“赤子之心”

一、“赤子之心”的理論來源：中西兼融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言“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單從形式看，應該是化用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離婁下》）。朱熹在《孟子集注》中曰：“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由此可見，以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是將“赤子”放在了政治的語境之下進行闡釋，認為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是有了赤子之心。這裏的“大人”就是受命於天、敬天保民的天子，而“赤子之心”一般被理解為“良心”、“仁義之心”、“不忍人之心”等。也就是說，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在言君王若要成其為大人，要順應天意、愛民如子，就得擁有“赤子之心”。

若將“良心”或“仁義之心”等套入王國維所言“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進行理解，則有言不達意之感。故王國維的“赤子之心”更多地是從近現代西方哲學和美學的視域去探討中國傳統的詩詞。

在王國維早期，他深受叔本華和尼采悲觀主義哲學的影響，儘管在《盛京時報》本中王國維沒有像初刊本裏一樣再提及尼采的“赤子之心”，但仍可看出其影響之深遠。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開篇便提出了精神的“三種變形”。精神最初的形態是駱駝，因為它是沉重的，它的力量希求著重和最重的重負。但在沙漠中負重前行的駱駝想要獲得自由，於是有了第二種形態：獅子。獅子想要實現自己的價值，於是自己創造自由，到達了最後一種形態：赤子。對於食肉的獅子如何看似唐突地變成了小孩，尼采這樣解釋：赤子純真而易忘，一個新的開端，一個遊戲，一個自轉的輪子，一個初識的運動，一個神聖的肯定。

二、李煜堪比釋迦、基督？

赤子是有著自己意志的，他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世界。王國維言詞人不失赤子之心，其實是將詞人與常人相比較。人人都要赤子之心，不過常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慢慢給丟失掉了。而李煜作為詞人就不一樣，“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詞人所長處。”詞人和赤子一樣是純真的，他們能擺脫對俗世間的欲望的實際需要，處在一種純粹的非功利狀態，作為一種無欲之我而存在。後主李煜能保有赤子之心，與其生長環境有很大的關係。對於一個君王來說，深宮與婦人是不利條件，但這卻是詞人的溫床。由於缺少與外界的接觸，並且無需考慮任何關於物質利益的問題，所以李煜能保有自然之天性。正如王國維緊接著在第十七則所言“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的“赤子之心”主要用以闡釋李煜詞，甚至在第十八則有言“尼采謂：‘一切文學，餘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詞亦略似之。然道君不過自道身世之感，後主則儼有釋迦、基督人類罪惡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但李煜是否能堪比“釋迦”、“基督”，個人認為這裏有言過其實的可能。

第一，李煜閱世之深淺不可一言一概之。

王國維認為“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而以李煜為代表的主觀詩人則“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而李煜前半生和後半生境遇是完全不同的。李煜前期為人們所熟知的作品如“一重山，兩重山，山遠天高煙水寒，相思楓葉丹。菊花開，菊花殘，塞雁高飛人未還，一簾風月閑。”（《長相思·一重山》）。此時李煜身為一國之君，身在花團錦簇中，於繁華奢侈的宮廷之中，“無案牘之勞行”，也無過多憂心事，哪怕意境淒美，也無法達到王國維的崇高境界。而李煜的這種閱世之淺便可稱為性情之真嗎？個人認為，即便是真性情，也無非是純真的、簡單的兒女之情，別無他情。

李煜在南唐亡國後，作為亡國之君被軟禁而後寫下了“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單從詞句，我們便可感受到後主深深的亡國之痛和去國之思。這種情感我們不說不說是誠摯且純真的，而這又似乎和王國維的“閱歷說”自相矛盾。被俘之後的後主李煜，歷經磨難與屈辱，不再是深宮中五穀不分、四體不勤的“赤子”，顯然“閱世愈深，材料愈豐富”，豈不是“客觀之詩人”？而李煜的性情真切，只有在經歷了國破家亡、妻離子散之後，才能寫出如此崇高之境界。

故個人認為，王國維所言李煜為主觀之詩人稍欠妥。李後主之詞，性情真切，不在其年少閱世之淺，恰恰在於其亡國之後忍辱負重之閱世之深。李煜的一生也可用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精神的三種變形加以概括。年少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李煜是有赤子之表，而無赤子之實。此時他的純真不在於真正的達到了無欲之境，而僅是不諳世事，閱世較淺。在亡國之後，他完成了第一次變形，成了駱駝。即便是跪下臣服，李煜也堅強地承載著自己和國家的尊嚴，不自卑，只是沉默艱難地負重前行。隨後李煜蛻變，成為了獅子，即便是在牢籠中，也希求自由，只不過“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最後李煜從獅子又回到了赤子，在屬於自己的一個世界中，有著堅強的意志，但同時又不失純真。這便到了“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境界。但李煜是否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個人認為是有些言過其實的。

第二，李煜何以承擔全人類之罪惡與苦痛？

釋迦，即佛教的創始人，原本出身高貴，國王父親不願讓兒子看到生老病死等諸多世間不完美之事，於是在宮中展現給王子所有的人間美好。但悉達多成年後看到了生老病死會無差別地降臨到每個人身上，於是放棄了人世間的所有財富，離開了妻兒，做了苦行僧，去普渡眾生。如果說悉達多致力於承擔全人類之罪惡與苦痛，這是毋庸置疑的。世人對悉達多的尊稱，釋迦牟尼，便意指“能仁”、“能儒”、“能忍”、“能寂”。釋迦牟尼帶著僧團雲遊乞食、懺悔修行。他們提倡平等，沒有歧視，普渡眾生。在佛教裏，是沒有神的，釋迦牟尼被稱為佛，佛也就是覺悟者、悟道者之意。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佛，即前念迷是眾生，後念悟是佛。

基督，在西方文化中，就是帶著使命來拯救人類的。基督的含義即是“上帝敷以聖膏而派其降世的救主”，所以稱基督擔荷全人類之罪惡也是名副其實的。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聖經·腓立比書2：6~11）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地稱義。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借著人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聖經·羅馬書3：23~26）基督為了給世人贖罪，順從父神的旨意，釘死在了十字架上，以義來替代不義。

然而，王國維所言後主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實在有些牽強。王國維先將宋徽宗同李後主作比，認為道君皇帝不過是自道身世之感，僅限於國破家亡後個人的傷痛。李後主比宋徽宗要高明得多，借用尼采的話，便是以血書者也。但尼采的“血書”是指寫作者的傾盡心血之作，要流露出作者心靈最深處的情感，並且不受外物所控制，不屈服。而後主是在人生經歷了斷崖式的跌落，淪為臣俘飽受屈辱之後，悲愴之情不能自已，才寫下了如此情真意切的“崇高”之作。這裏的“血書”顯然與尼采所謂的處於卑劣的處境卻勇敢、剛毅、近乎瘋狂的“超人”之血書無可比擬。即便是忍辱精神，李後主也只是為了一己私利、苟且偷生而忍辱負重，釋迦、基督則是為了全人類的幸福而去承擔屈辱、罪惡和苦痛。李煜是消極、悲觀、被迫地受辱，然後在小小的牢籠之中有限地反抗，去追尋自由，即便最後達到了看似的無欲之我境界，“自由”地掌握著自我意志，那也是不情願和無可奈何的。而釋迦、基督則是以積極、樂觀、主動的態度去承受本該不屬於他們自己的苦難。於是在這一點上看李煜同釋迦、基督無可比擬的。如果說李煜同釋迦、基督的基調都是悲觀主義，那李煜是接近於叔本華的較為徹底的消極悲觀主義，而釋迦、基督則是類似於尼采的積極悲觀主義。李煜的負重與贖罪是帶有“個性”的，為自己，而釋迦、基督是義無反顧地為全人類，這才是一種真正的崇高。

三、王國維的“赤子之心”與海子詩學的“兩次失敗”之比較

不管是古體詩還是現代詩，長詩或是短詩，詩都是人類對自己和周遭世界最初的有感。海子在《詩學：一份提綱》中提出了他認為的偉大的詩歌。他認為偉大的詩歌，不是感性的詩歌，也不是抒情的詩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斷流動，而是主體人類在某一瞬間突入自身的宏偉——是主體人類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詩歌行動。這裏涉及到原始力量的材料（母力、天才）與詩歌本身的關係，涉及到創造力化為詩歌的問題。（海子：詩學：一份提綱，1987）這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也能看出，即偉大的詩歌是要寫真境物、真感情的（第六則）。

隨即海子提出了在創造偉大詩歌之前需先認識人類在創造詩歌歷程中經歷的兩次失敗。第一次失敗是一些民族詩人的失敗。他們沒有將自己和民族的材料和詩歌上升到整個人類的形象。雖然他們的天才是有力的，也是均衡的（材料和詩歌均衡），他們在民族語言範圍內創造出了優秀詩篇。但都沒有完成全人類的偉大詩篇。他們的成功是個別的和較小的。第二次失敗則是原始材料的盲目和碎片化。（海子：詩學：一份提綱，1987）

這裏提及王國維的“赤子之心”和海子詩學的“兩次失敗”，是個人認為王國維所言不失“赤子之心”的李後主實則應歸入海子所言的第一種失敗。上文已經論述了李後主不可同釋迦、基督相提並論，李煜的詞固然是優秀的、值得稱讚的，但他還僅僅局限於抒發個人的悲愴之情。即便是後主想要昇華，將抒情範圍擴大到全人類，他的不全面的閱世和相對單一的原始材料也不允許。

總體而言，王國維的“赤子之心”是借形式於中國傳統，取內涵於尼采哲學的。王國維早期將李煜視為“不失赤子之心”，堪比釋迦、基督的代表。個人認為有較多主觀的因素，主要是王國維對後主的個人偏愛，這也許同王國維本人作為清朝遺臣的個人身份有關。不過我們也不能否認李煜詞在藝術境界的崇高和其情感的真摯。

所以，真正的偉大詩歌的創造首先是要有真境物和真感情，“不失赤子之心”，而後還要從民族上升至全人類，以全人類為依託和背景，最後還需超於母本和父本之上，甚至超出審美與創造之上。（海子：詩學：一份提綱，1987）

參考文獻：

[1]王國維，《人間詞話》，黃霖等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 [德]尼采，張友誼譯，《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

[3]周丹丹，《“赤子之心”觀念史研究》，《中國博碩士學位論文評價資料庫》

[4]鮑金金，《王國維“赤子之心”內涵探析》，成都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