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文字稿]模仿、创造和艺术：从本雅明、吉拉尔和德勒兹谈起

模仿、创造和艺术：

从本雅明、吉拉尔和德勒兹谈起

7月31日 19:00

#知道人文 #艺术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学说

在柏拉图《国家篇》（Republic）的第三卷中，柏拉图强调了两种讲述故事的方式。第一种方式是诗人借助第三人称的叙事，进行的转述，即所谓“单纯的叙述”；而第二种方式则是诗人化身为剧中人进行的讲述即所谓“模仿性的叙述”。在柏拉图看来，第一种方式是城邦对自身统治者进行“诗教”所允许的唯一形式而第二种方式则被城邦所禁绝。在柏拉图看来，擅长“模仿性叙述”的诗人，必须被涂上油膏，表示尊敬，却同时成为城邦政治教育的威胁，被礼送出境。

在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那里，将“模仿行为的正当性似乎有所提升在亚里士多德的叙述中，对一个有开端、中部和结果的行动的模仿，被类比于人对有头、腹、尾的自然视觉认识和其激发出的愉悦。

问题：两人似乎都排除了一部分模仿行为

柏拉图似乎认为，模仿是一种了不得的技能和行为，但是，出于某种非常重要而关键的原因，柏拉图又对这种技能十分警而戒惧，必须将之排除出城邦的政治生活，尤其是治教育之外

表面上看，亚里士多德似乎是在为模仿论辩护，实际上，通过将模仿和认识之愉悦和事物之“本相（eidos）相类比，一系列模仿行动同样被巧妙地排出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美型的“模仿行为之中

这时，我们发现了结于古希思想家们心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引入模仿行动和模仿技术，否则我们既不能产生对人们的行动近乎真理的认识，也不能以这种认识为中介，获得某种“教育”，但是，如果对这一行动和技术不加控制，模仿不但不能让人获得自身行动的正确认识，而且会导致道德和政治教育的无效和失败，这就让“模仿论”问题并非简单的艺术起源问题，而是古代西方文艺思想的一个难题，问题并不在于艺术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我们需不需要模仿，而是在于，何种程度上、何种方式的模仿才能达到模仿行为的功效和目标？

为什么呢？

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的看法，这种警惕和禁绝是出于如下考虑：

“首先，尽管非模仿的诗可以出于政治原因而有缺陷，但并不危害推理，因而可以免于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对模仿艺术的抨击。其次，模仿艺术的缺陷是政治性的或道德性的，而非本体论或现象性的”

Carolina Araujo的看法：

模仿最大的问题是会产生移情，最终腐蚀最伟大的人，这种移情作用显然对养成护卫者的品性有害。

Guilherme Domingues da Motta的看法：

柏拉图对模仿行动是有量的限制，并非完全禁止，而是只准大部分叙述和极少甚至单一行为。

从《国家篇》第一卷开始，苏格拉底就在反色拉马霍斯的基础上，强调一人一种工作是政治技术得以“正义地实施的基础，在这部分讨论中，苏格拉底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如下的强调首先，这门工作的功能，即苏格拉底所说的德性，体现为这门工作所依赖的技术实现了自身的目的，例如，医术实现了健康，弹琴技术实现了和谐的音乐，其次，能够有效完成这份工作的人，不仅具有有助于实现工作之德性的相应德性，而且主观上通过这门技术实现工作之德性。

《国家篇》的第二卷，则以另一种方式，论述了“一人一种工作”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城邦得以成立的基础，他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特定的工作实现自身最优越的能力，不仅导致他自身天分的完善实现，而且实现了城邦中各个成员最基本的相互依赖。

在这种情况下，对护卫者技能的教育就至关重要，护卫者掌握的技能是一种单的技能，这和城邦中其它成员的待遇一样，表面上看，这一技能实现了勇敢、智慧、节制和正义这四种特殊德性与其它技能所实现的德性无关但是如果没有这四种德性，其它技能实现的德性只能作用于其工作的效果和目的，而这四种德性最终让这些单一的完善目的和效果聚拢为城邦唯一的目标和效果。

结论：模仿与护卫者教育

他试图在模仿对象、量和质上面同时控制模仿技术和模仿行动，以塑造某种特殊的模仿教育法：它让人以规定的形式模仿某种单一的对象，但这种模仿却教授了能够整合不同技术的单一能力。对城邦护卫者的模仿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教育法的典型运作：护卫者之模仿伟大神灵的美德和英雄人物的行为，甚至不允许模仿其它职业但他的行为却让普通人在本业中充分实现自身的特殊德性成为可能。

柏拉图对限制“模仿行为的根本原因似乎获得了初步的澄清，这种限制最终的出发点并不仅仅是政治性的，是一种对护卫者生存方式和理想城邦存在方式的本体论规定，这种规定最终服务于柏拉图对单一善好德性存在方式的探索，其附带作用是整合了人类特殊能力和德性之间的矛盾关系，使之协调地服务于对纯粹善的构建。

表面上看，亚里士多德似乎“消除了”柏拉图对模仿技术的戒惧，实际上，通过对模仿和认识在形式目的因上的类比，两者的相似性要远大于差异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模仿同样服务于对伦理政治德性根本作用和目的的理解和探索，而在形式上“不合格模仿作品同样被他置于城邦教育的边缘地位。

在“模仿论”的两位先驱那里，模仿行为和技术都被审慎地修正和批判正因为认识到模仿技术的危性和功用，他们对模仿的态度包含了如下两面：1.通过形式目的层面的类比关系，建立模仿和善的关系。：2.只承认这种类比关系意义上的模仿行动可以将多种行动和德性统在模仿本身的单一行为和德性之中，限制和拒绝同时模仿各种相异乃至对立行动的技术。

这样一种态度包含着古代西方模仿论自菜基之初就包含的某种立场：对过度模仿的抵制，在这些莫基者的眼中：过度模仿不仅包含单一模仿者对不同模仿对象的模仿，而且包含另外一种含义这些多样的模仿行动无法以一种单一的模仿行动力中介，以唯一目的（在柏拉图那里是至，在亚里士多德则将之模糊地定位为行动的合目的性和对城邦风俗（ethos）的呈现）整合为一个整体。

模仿论的相对弱化

在古代模仿论的提出者那里，模仿并非一种判定和划分诗歌类型的标志，也不是判断文艺制作是否成功的标志，而是一种共同体整合所依赖的工具。这也让广义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传播在其本质层面具有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功能应该说，在现代西方艺术创制理论中，模仿技术和模仿行动不再被认为艺术的本质起源。一种以“创造（creative）为中心的艺术起源论提来了古代模仿论的地位。后者在根源上依赖于基督教的“创世”学说。

令人意外的是，在当代的文艺思想中，“模仿”问题重新出现在理论家的视野中，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当代模仿论从一开始就截然对立于古代模仿论。这一截然对立体现在它对“过度模仿的推崇上：首先，不管对“模仿概念有什么看法，这些理论家都认为，不存在趋向于同一目的，整合不同行为的模仿行动和模仿技术；其次，他们都认为，单一的模仿者模仿不同的对象，或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模仿行动，并不属于被限制的行为而是一种必然产生的积极行为。

两种不同的模仿论模式体现了这一学说的三个不同面向，这三个面向分别是：1.挫败的模仿；2.竞争性模仿；3.自身模仿，三者的代表人物分别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勒内·吉拉尔（Rene Girard）和德勒（Gilles Deleuze）虽然三位思想家的论证过程和结论完全不同，但是，对“过度模仿”的承认和肯定，成为统一他们不同立场的基础。

挫败的模仿

从1933年到1935年，本雅明写出了两段表述不同，但大意较为相似的文字，分别被命名为论相似性和论模仿能力在这两篇短文中，本雅明对模仿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模仿的基础是人们准备模仿的对象和模仿者自身的相似性。值得注意之处在于，这一相似性并非柏拉图形式目的论意义上的相似性，而是内容实质上的相似性。

有趣的是，既然有相似性，就有差异性。一旦人实施了模仿行为，他就将自身与模仿对象的差异性和相似性融合于模仿行动和模仿效果之中。不仅如此，人不会倾向于模仿与自身相似的东西；因为，这种模仿并不能通过表面上的差异性凸显万物之间本有的一种相似关系例如，本雅明指出，很多小孩子对模仿大人或动物的兴趣远小于模仿磨坊或者火车的兴趣。

显然本雅明对模仿能力的解释，构造了一种不同于古典模仿论的理论逻辑，由于将与被模仿对象的相似差异关系，代替了形式目的论意义上的类比关系；模仿行为必然不能达到与被模仿对象彻底的同一关系，这就让模仿行动最终凸显的不是其行动目标的实现，而是其行动目标的挫败，而就模仿效果而言，这种败必然造成差异，而不是相似这就意味着，在本雅明的模仿理论中，模仿必然导致差异的不断凸显，从而激发人类行动背离其原初目标的分化，而这种分化最终导致过度模仿的出现。

本雅明没有抛弃古代模仿论的一个原则，即存在一种整合各种模仿行为的中介但是这个中介不再是行为对单一德性的现，而是一种趋向于对被模仿者纯粹同一的趋力即本雅明所说的模仿能力这种模仿能力执着于模仿者和模仿对象的彻底同一，却在不断努力趋近同一的过程中，激发了各种彼此分化的模仿行为人们越想实现这种模仿能力，彼此分化的模仿效果和模仿行动就越来越叠加整合，而一种真正严格单一的相似性模仿的梦想就会越来越遥不可及。

本雅明由此频繁使用了一对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艺术理论和文化人类学影响巨大了属于模仿（mimesis）和“模拟（mimikry）在早期论文《论卡尔德隆和赫贝尔中，这个术语强调西班牙黄金时期悲剧和19纪德国现代悲悼剧对古希腊想的败性模仿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本雅明将克劳斯（karl kraus）普鲁斯特和波德菜尔等人都看作现代模拟者的典范。当他们认识到不可能达到与被模仿对象的完全同一或者相似之后，他们办然决然地将模拟当成一种积极的创作技术，最终消解了被模仿对象的典范性，却又强化了它对现代主义作家创作行为的主导和整合作用

本雅明的模仿者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成功地让作为一种“挫败的模仿”的模拟行为转化为殖民地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摆脱和重塑宗主国影响的策略，值得注意的是，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本雅明反而强调了模拟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构造的诊断价值，却批评了其行为上的政治价值，某种程度上，这也暗示了本雅明自身对这一模仿学说限度的思考和批判，

竞争的模仿

与本雅明“挫败的模仿”这一消极的模仿论范式不同。基拉尔则用“竞争性模仿来思考过度模仿的意义。在基拉尔看来，仅有模仿对象和模仿者的关系，模仿能力不足以被激发出来；只有在人们通过竞争关系，争夺唯一一个“完全相似”或“完全正当”的模仿效果时，一种过度模仿的行动序列才会被激发。

在《欲望几何学》中，基拉尔举了中世纪骑士诗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茱莉亚》等例子，试图呈现模仿行为背后的驱动力来源。与本雅明不同，基拉尔明确指出，模仿的动力并不在于揭示模仿者与模仿对象的相似性，而在于胜过其他模仿者的模仿行为。例如，在骑士传奇中，为了争夺渴望的情人，相互竞争的骑士试图通过武艺比试、礼仪竞争和文艺竞争来证明自己“更像”骑士，从而获得爱情竞争的胜利。

通过这一竞争，本雅明模仿论中的模仿主体客体之间的二元关系，转化为一种二元的主体间性关系。在基拉尔那里，模范对象和模仿者之间的天然相似性已经淡化为一个无关紧要的预设，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模仿者试图以另一个竞争者为参照系，通过过度模仿，将自己心目中“更正确”的模仿呈现出来。

结论

在基拉尔眼中，欲望就是本雅明所说的模仿能力这就意味着，模仿行动背后的趋力不仅是一种表征相似关系的能力，而是一种占有和控制特定客体的力量。如果将模仿技术同样看作一种社会整合的技术，一旦驱动模范行为的力量具有占有和控制客体的能力，它就不仅能呈现行动之间的形式关系，而且在实际上能够转化为共同体的整合能力。

自身模仿

德勒兹对模仿学说的理解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德（Gabriel Tarde），后者是现代社会理论的创始人涂尔干的论敌。涂尔干强调作为整体的社会实体的先在性和规范性，个体行动的意义和目的被先在的社会规范塑造和表征，那些不符合规范的个人或群体会被社会实体所排斥。而塔德则不相信社会整体的先在性和规范性，强调具体的个人或群体行动的优先性。通过相互模仿，这些行动互塑造、相互感染，最终形成各部分彼此分化，却又关联在一起的社会整体。

塔德为德勒兹对模仿论的看法提供了社会哲学的借鉴，而德勒兹对“重复”概念的理解则为模仿论提供了本体论哲学的基础。在德勒兹看来，模仿是重复概念的一个子类型，换言之，模仿是一种特殊的重复那么，这种重复有何特殊之处呢？不同于本雅明和基拉尔，德勒兹认为，模仿关系并非模仿者和被模仿对象之间的相似关系，也不是模仿者之间的差异关系，而是模仿对象与自身（Meme）的关系。

“对自身的再造并非动作的原动力…不仅如此，在行为的构造中，模仿发挥了一种次要的调节作用，它能在运动发生后矫正一些运动，却不能创造运动。对事情的习得并不能通过再现一个行动而发生，而是通过对这个行动在符号上的应答关系得以发生”——德勒兹《差异与重复》

德勒兹重构了模仿行动和模仿技术的含义。模仿不是模仿者对模仿对象的再现，而是模仿对象在全新的时空语境中的重复，这个重复呼应并矫正了模仿对象的运作方式，并让作为一种行动的模仿对象在全新的时空处境中延续和完成。

现代模仿论与古代模仿论

相对于现代西方艺术理论的“独创性”范式，当代西方文艺思想中潜在的模仿论线索部分回归了柏拉图（某种程度上，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传统。无论是本雅明、基拉尔还是德勒兹，都不再相信艺术是一种创造（Creation），这显然摒弃浪漫派以来的现代艺术思潮对“独创性”文学的重视这种重视最终激发了文学系统以“纯诗”、“为艺术而艺术”等名义发起的对社会整合力量的战争。

这一点在德勒兹那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一方面，德勒兹部分恢复了古典模仿论的目的论传统，他认为，模仿技术和模仿行动是特定行动目的的实现和延续；另一方面，对过度模仿的推崇让他认为，这种实现是模仿主体所经历的各种模仿行动的自发综合，而放弃了这些彼此差异的模仿行动进行形式目的论类比的可能。

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当代模仿论与古代模仿论的本质差异，导致当代模仿论成为一种“有缺陷的“模仿伦。相反，与柏拉图在本体论意义上对古代模仿论作为一种共同体整合技术的界定也适用于当代模仿论。这让当代社会的本质存在方式和当代根本性的艺术创作体制有着一种连续性。

过度模仿、创意社会和行动整合

“创意产业”的本质进行一个重新思考。创意产业的实质并非一种现代“创造性”艺术体制为中心的生产机制，而是一种建构于模仿和借鉴为中心的艺术生产体制，这个体制部分地转化为了当代社会的社会生产体制。2.艺术创作通过过度模仿，将各种行动者整合到虚拟或者实在的行动空间之中，制造一种行动叠加、整合和碰撞的虚假“有机性”。

在这种创意社会中，差异结构恰恰捍卫了某种现代文化的整体性。

引申问题

1.经典模仿论的形式目的论类比是否在当代社会中丧失了意义？

2.如果缺乏类似“护卫者＂这样的类比中介，当代社会行动者的差异－综合会不会引发观念的冲突？

3.行动者的“特殊”能力如何通过“过度模仿筛选出来，还是并不存在一种“特殊＂德性？